（5）淡泊
淡泊是指官员对名利的态度，也是对欲望的修炼。贪官有四种，有贪名者，有贪利者，有贪权者，有贪色者，有名利权色皆好者，然淡泊名利权色而成贪官者，未之有也。名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树立正确的名利观就要不断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在改革开放的复杂环境下，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种现象的发生，说到底是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名利、地位等问题。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是掌握一定的权力，有的同志为什么能够保持本色，清正廉洁，兢兢业业，为人民群众所称道，而有的人却骄奢淫逸，贪赃枉法，腐败堕落，被党和人民所唾弃？江泽民同志多次要求领导干部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这是党员干部应该经常自省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想正确，才能在思想上淡泊名利，高尚纯洁，行动上一身正气，堂堂正正。有的人追名逐利，甚至发展到骗取荣誉、唯利是图的地步，为名利所累所害，直至走向毁灭。而无数革命先烈和先进模范人物，默默地为党和人民奉献，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却从不向党和人民要名誉要地位要待遇。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6）笃学
笃学就是专心好学。“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明识，非学无以立德”。当今世界，知识更新不断加快，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但是，只要我们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在学习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素养，就一定能够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和做好工作的本领。官员作为时代的领头羊，必须在知识的海洋里勇立潮头，走在社会进步的前列。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做到好学、勤学、苦学，并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但在现实社会中，有些领导干部“上午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桌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
其各类文件、报告、讲话稿，全由秘书代劳，秘书写什么，他讲什么。
这样的领导干部不可能会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也不可能治理好一方经济。我们认为，官德修养要在三个方面知识上汲取营养：一是政治理论知识修养，二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三是专业知识和任职系统内的相关业务知识修养。在以上三个方面既要做到笃学，也要做到尚行，把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就能做一名德高才茂的好官员。
（7）秉公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领导干部在执政过程中应做到秉公说话、秉公办事、秉公执法、秉公执政。
“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贪财，不贪色，不谋私，不谋名；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如若所有领导干部都做到“主事惟公”，则“前门”自启，“后门”自闭，那些靠关系、靠金钱、靠美色走后门的人也就再无机可乘了。
（8）勤政
勤政是德政之基，善政之要，执政之魂。勤政的根本目的是执政为民，紧紧围绕为民宗旨开展工作。清代李文耕给后人留下一句名言：“官不勤则事废。”领导干部是群众的公仆，勤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要求。正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任长霞，中原大地上的女英雄，除暴安良，死而后已；牛玉儒，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风雨一生，兢兢业业；梁雨润，视百姓为衣食父母，正气凛然，矢志不渝。他们成为了勤政为民的典范，为我们树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勤政为民，就是要求少做场面上的事，多做实事。一是坚决克服“不作为”，比如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二是严禁作秀“乱作为”。比如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新官上任便大搞建设、大兴土木，从中捞取好处。“乱作为”危害性远甚于“不作为”。勤政要勤在公心上，勤在民意上，勤在为人民服务上。在为谁而勤方面要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如何而勤方面要做到“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9）廉洁
作为党员干部，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远大理想，摒弃“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党内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腐化变质，没有保证不变的机制是原因之一。
建立这样的机制需要民众参与，需要法律保障，需要媒体监督。但对干部个人而言，最要紧的就是要做到自警和自省。要经常向上看，铭记头顶高悬的法律之剑、党纪之剑、道德之剑；要天天向后看，审查自己走过的每一步路、说的每一句话、办的每一件事；要时时向下看，看自己地上的影子歪不歪、读部属的眼神疑不疑、辨百姓的目光蔑不蔑。检点言行，校正方向。想想“当官为什么，能为百姓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什么”，让自己的内心始终清明干净，从而自觉做到不迷权、不贪财、不玩物、不重色、不丧志。
（10）爱民
官不爱民，民何以信官、拥官、爱官？“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爱民之论非独儒家，非独华夏，举凡中外为官者皆尊奉此一信条。
“爱民者，人皆爱之；利人者，人皆利之；助人者，人皆助之”，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一些为官者却像“小儿科”，平常说话办事根本没把老百姓放在眼里，横眉立目，嘴大气粗，盛气凌人，对老百姓的感情，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不以为意，甚至把老百姓当成不好对付的对象，把他们视为“刁民”，不惜借助公权进行打压、制裁、欺辱。对这样的官员，老百姓是绝不会买账的。如果为官者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切实做到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做到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爱戴和拥护。
（11）敬法
法制、纪律是社会最基本的秩序规范。遵法纪就是要求干部自觉做到尊法重法，学法用法，维法护法；自觉遵守党纪党规、政纪政规，谨遵职业操守。要将党纪政纪和职责要求升华为性格特质，用党员的先进形象影响和带动身边人。推动法制进程，促进文明进步。要明事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优良传统和基本作风。明事理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事物的真相负责，自觉做到不屈权势，不迷利诱，不丧原则，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做事。
（12）举贤
举贤是对为官者选贤任能的道德要求，也是践行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事业负责的一种道德标准。自古以来，“举贤荐才”就是为官从政者的一种美德。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为国之宝，不如能献贤”。在历史上有许多“知人善荐”之士，如祁奚荐解狐、萧何荐韩信、魏元知荐陈平、徐庶荐诸葛亮、周瑜荐鲁子敬，其中都有举贤荐能的佳话。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知人善用不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道德。为官者不能举贤便是自己的失职。举贤包括知贤、任贤、荐贤三个方面：首先在于知贤，“有贤不能知，与无贤同”。官员首先应是一名伯乐，善于发现人才，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其次是任贤，对德才兼备者，任用之，暂不能任用者，培养之，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最后是荐贤，对德才皆十分优异，而暂又不能任用者，及时推荐之，勿蔽贤、误贤，“进贤为上赏，蔽贤为上戮”。而我们有些官员嫉贤妒能，见贤不举，知才不荐，甚至千方百计地压制贤能，生怕他们超越了自己，夺了自己的职位，抢了自己的风头；表现在用人方面，则是好用平庸之人，阿谀之辈，因为平庸人好使，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有些官员则任人唯亲，甚至卖官鬻爵。当今社会各项事业正处在突飞猛进的大发展时期，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举贤任能应当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道德评价的主要内容之一。
干部品德汇聚成党性，党性衍生出党风政风，党风政风引领民意民风，而民意民风映照国运，预示兴衰。因此，干部品德关乎国家的兴亡，不能不做重点建设来抓。
3.官德从哪里来
治国既需要治吏也需要治民。治吏要严，治民要宽。无论治吏还是治民，都需要在他们的头脑中种植美德。种德就要经历育种、选种、播种的过程。
官德指的是官员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思想品德，政治操守。
官德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道德，而政治道德始终处于社会道德的核心地位，因为没有哪一种职业道德像官德这样涉及到运用国家权力过程中体现出的道德问题。官德与其他职业道德相比有其双重性的特点，即官员作为一个职业道德主体，他既要具备国家一般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谦虚谨慎，办事公道等；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即与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如为民掌权，依法行权，秉公用权等。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系统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行政权力只能用于实现人民的意志，服务于人民的需求。行政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准则构成我国行政道德体系的基础与灵魂，在整个行政道德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具体的行政道德规范都是其具体体现与展开。
官德与民德是一个社会体系中两个层面的道德关系，二者上下呼应，互生互动。官德是从哪里来的，民德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着实需要几分理性。我们认为，道德首先来自于一种观念，道德观念的形成是由社会大环境“春风化雨”催生的结果，观念这东西好比社会杂交的种子，这个种子是由社会管理者直接参与建树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制等因素培育并杂交而成的。不同的种子种在人的大脑里之后，便会发不同的芽、开不同的花、结不同的果。这道理似乎再简单不过，正所谓“种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儿，开什么花儿结什么果”。你种“金钱”，脑袋里就出“金钱”，行动上就唯钱是尊，时时处处都围绕着金钱打转转；你种“诚信”，脑袋里就出“诚信”，行动上就信誉至上，事事都以诚信为准则。当然，问题似乎还远不止于此，道德观念的种子还具有智能性自我选择、自我调节功能，如果发现将来所开的花儿所结的果儿会被人们当作杂草和恶果除掉，这粒种子就会自动缩回头去，绝不敢轻易在世人面前发芽、开花和结果。就是说，道德自律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他律。当代中国，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熏染之下，种入人们头脑中的道德种子，差不多就是一个“杂种”，社会这片土壤滋生的各种道德现象特别是官员们五花八门的道德现象可谓杂草丛生，良莠不齐，对此作为社会管理者们是难辞其咎的，因为，正是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宣传工具、教化机器，正是他们承担着“育种”、“选种”和“播种”的职责。看看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们是怎样育的“种”？育的什么“种”？怎样选的“种”？选的什么“种”？怎样播的种？播的什么“种”？为什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长出了那么多杂草？
野草？怪草？毒草？而且更可怕的是，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后，这些“恶”的种子被埋入人脑中之后，对其生长环境未予采取有效的净化措施和严厉的清理措施，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任其生长，没有及时根除，以至于根茎疯长，枝蔓披拂，呈现出一种悖逆社会道德而发展的“生机勃勃”景象，社会管理者们零星撒一点除草剂，零星揪出几棵毒草，然后在官员面前敲山震虎，在老百姓面前摇旗呐喊，其作用几何？现实社会中屡禁不止的腐败现象就是最好的答案。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反腐败问题上，他们看在眼里的东西和我们党所倡导的东西有很多是背道而驰的。这就使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们既面临着种什么样的“道德种子”的问题，又面临着治理“道德种子”日后成长环境的问题。所谓“标本兼治”，其意义也正在于此吧。
治国既需要治吏也需要治民。治吏要严，治民要宽。无论治吏还是治民，都需要在他们的头脑中种植美德。种德就要经历育种、选种、播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道德教化的过程。
从本质上说，道德只能以教化的形式存在。如果道德理论不能影响人的心性态度、情感归依、意志品质和行为倾向，那么，它就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空中楼阁。道德教化正是要求意识形态倡导者在人类的善的伦理价值层面上，把人从人的动物性状态提升到纯粹人性状态的过程。人的动物性是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而人性则是人成为人的特质。人不是天生就成为了人应成为的样子，所以，人需要教化。从这意义上说，百姓需要道德教化，作为引领社会意识形态之风尚的官员更需要道德教化。正所谓“欲治民先治官，欲治国先治权”。要想提升公民道德，必须首先提升官员道德，首先提升权力道德，这是社会道德教化和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