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运、盐运、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国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犷不要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消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我真为你担忧啊！
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布满陷阱。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其实，曾国藩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
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养先于教，世乱才胜法，叵由乱而治，而当以才用法，而不为法所缚，至于内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养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心不安。
曾国藩读着读着，为上书人所叹服。
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同样，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再者，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待看落款：平江李观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宁做彻夜谈。
咸丰五年（1855年）春，是曾国藩十分艰难的日子，湘军在九江、湖口大败，太平军又重新控制了湖北大片地区。太平天国的西征反攻达到了鼎盛的局面，湘军的第一次大规模东征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
这时，郭嵩焘从湖南专程来到江西，他是在湘军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前来安慰曾国藩的。曾国藩看见郭嵩焘的到来，心中确实感到了几分慰藉。
郭嵩焘的到来，还让长期跟随在曾国藩身边的刘蓉感到很兴奋。他已经在曾国藩的幕府呆了一年多的时间，非常想辞去这份差使回湘乡老家，可曾国藩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来劝阻。到了南昌之后，刘蓉又提起自己回家的事情，曾国藩便对他说：“什么时候郭嵩焘到了我的身边，就可以考虑放你走。”
现在郭嵩焘来了，刘蓉便旧话重提。曾国藩还是不愿意放行，就对刘蓉说：“我想继续留君于此，可苦于难以措辞，拟作一诗相挽，怎么样？”
刘蓉笑着说：“如果诗真的很好的话，我就答应留下来。”
“你归心似箭，我做的诗再好，你也说它不好，怎么个评判法呢？”“这好办，只要你的诗能将我逗乐，便是好诗。”
曾国藩吟哦片刻，提笔写下一诗，取名叫《会合篇》。
刘蓉拿过来仔细读起来，但见满纸谐句趣语，可细细品之，却又造句奇拙，神与古会，直登韩愈之堂而入其奥，读之可想见轻裘绶带、雅歌投壶的气度。刘蓉禁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笑了，笑了。”在一旁看热闹的郭嵩焘说着，也接过去读了起来。刘蓉说：“好吧，我先答应再留几个月。这里，我也和诗一首，你们看看怎么样。”他在诗中写道：
滔滔江汉流，频年斗蛇豕。曾公吾党雄，奋起双髯紫。传檄走江南，剑戟森腕底。建瓴方东下，便可楼船拟。空峨诸葛中，谁纳圯下履。仰天一大笑，万事东流水。
曾国藩常称刘蓉是诸葛孔明，刘蓉自己也认为有几分诸葛孔明的才气。有他相助，曾国藩自觉底气增加了许多。
历史上大多有所作为的人，还都是那些富有学识智慧的人。而有学识的人，大多又都较有文采。而文采对于成功者的作用却是不尽相同，但有作用是无疑的。因此一个没有文采和学识的人而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即使有，也仅仅能算是个特例。
1853年，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信赖彭玉麟、杨载福二人，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方式实现的。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即衡州西北蒸水之滨的衡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
彭玉麟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37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二年（1852年），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打听到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有功而不受奖赏。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却不受命。后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诸葛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四十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乃温言相劝，多方激励，终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亦名杨岳斌（投军后因避咸丰之名载淳讳而改），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战功，父为游击官衔。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练习水战。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1852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实不为过。
如果说曾国藩是靠人气立下绝世之功恐怕不会有异议的。曾国藩礼让人才、强织关系的做法也成为做大事者应该共同遵守的领导法则。
3.与普通大众建立起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
越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与广大的普通大众越要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就叫赢得人心。
对于人民，唐太宗李世民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儿，就是把人民比成了水。还有，“得民心则昌，失民心则衰。”中国古代，成大事者对于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能达到此种境界，真是不容易。
只要能得到人心，就能建筑起无数钢铁长城。作为一代英豪的朱元璋，同样也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是宝，因此，他是如此地重视民心，每到一处地方，便收买一处的民心，朱元璋的天下就是由此而来。
为了谋求新的发展，朱元璋率军进兵江南，以图有新的发展。采石城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南岸城池，该城一破，红巾军千军万马顿时如潮水一般涌向城中的各个角落。对于久困和州，粮食供应紧缺、吃过伙食供应不足的苦头的将士来说，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些牲畜、粮食，在他们心目中是比任何东西都珍贵的。尽管军纪严明，但出于囤粮为公的心理，都想把东西抢到自己的部队里去。因而采石城破之后，各路将士争先恐后，不管是仓里的还是囤里的，是官家的还是平民百姓的，也无论是衣是粮，鸡鸭猪狗，你抢我夺，抢到手就往船上装载，弄得满城鸡飞狗跳，乱作一团。此时军纪已难以制众，将士们全抢红了眼，此时就是杀几个人也难以遏止。将士们心同此理：饿苦了，饿怕了，因而就是拼命也要饱掠一番，以便能吃上一段时间的好饭。
对此，朱元璋很担心，士兵们都是只图这些眼前利益。他是个很重军纪的人，他为自己军中的一些未直接管辖的部队犯忌而生气，于是抓紧派人组成了纠缉队在街头巡逻，城中秩序才渐归平静。他朗声向部队解释说：“我们这支队伍要成大事，不图眼前的这点儿小利。前面就是太平城，那才是个富庶的去处，兄弟们到那里去，一起去大开眼界吧！”经过这一鼓动，将士们的抱怨才算消退了。接着便是犒赏军队，好猪好牛好米饭，饱餐一顿。
经过这一风波，朱元璋担心在太平城中再起波澜，便在从采石城出发以前命掌书记李善长紧急起草了《戒缉军士榜》，意在约束军队，防止扰民。果然，在太平城，战斗刚一结束，士兵们刚准备动手抢掠、大发横财的时候，却见城中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榜文，上面赫然写道：敢有抢掠财物、杀害百姓者，杀无赦。
朱元璋就是这样重视自己的队伍在民众眼中的形象，他所起草的榜文，很有作用。朱元璋杀一儆百，所以混乱的局面立刻变得井然有序，这样反而保护了战斗力。在战事结束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军士们都有一份。朱元璋的高明做法，既得到了民心，也稳住了军心。
朱元璋在得民心后，根据地也得到了很好的巩固，他又在巩固扩大江南根据地的同时，再让自己的新政深入人心。他在占据应天后，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没让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对自己的每一步路子都有清醒的认识，他深懂民心。只要有人，就算是“地狭人少”，他依然重视。他训诫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随意杀掠。今尔等带兵出征，望能体察我的心意，严格约束士卒。城破之日，不得妄行杀掠。有违军令者，军法处治。倘再纵容，定当严惩不贷！”诸将战战兢兢，奉命而去，很快就攻下镇江。入城后果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种情况迅速传到其他地方，各地士民都称颂朱元璋的军队是仁义之师，这给朱元璋经营江南带来很大便利。攻占镇江后，徐达又分兵占领了金坛、丹阳等县，面向张士诚占领区构筑了一道防线。
朱元璋知道得民心可以安定局面，利用民心可以增强自己的后备储力，是自己威力无形的延伸。对边界问题，朱元璋要求“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在攻克江浦时，朱元璋树起“奉天都、统中华”的金牌，他亲自出征，以便更能激发起人们心中的斗志。而此时敌军人心本已浮动，见救援无望，有些军官便联合起来，开门投降。朱元璋顺利进入婺州，在那里设立军政机构。接着，又分兵四出，占领了婺州周围地区。朱元璋还派人到庆元路（今浙江宁波），招降控制浙江沿海地区的割据首领方国珍。方国珍见朱元璋势力强盛，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又想藉为声援，便遣使进献礼物，表示归附。到龙凤五年（1359年）下半年，衢州、处州等地也落入朱元璋手里，元军在浙东的据点都被拔掉。朱元璋经略东南的战略决策，获得圆满成功。
朱元璋乐于采纳建议，为了倡仁义，收人心，他在根据地的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赢得民心的措施。首先，在政治上，朱元璋所行的仁义首先体现在废除元朝苛政，减轻刑罚，宽减税役。龙凤二年（1356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应天府所辖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犯，规定当月二十日拂晓之前，所有触犯刑律的官吏军民，一律免罪释放，并要求执行官吏不得复言其事，如借口拖延，要以罪论处。到了龙凤四年三月，又派提刑按察司合事分巡郡县，询察案犯的罪状，规定原来判处笞刑的释放，判处杖刑的减半处刑，重罪囚犯处以杖七十的刑罚，贪污受赃的不再追征赃物；司法官吏没有按规定期限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者从轻处分，轻者免予处分；武将出征犯有过失的，也都予以赦免。也就在这一年，对朱元璋这一规定，当时也有官员想不通，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无以为治。”朱元璋的回答则是：“自兵乱以来，百姓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在经济上，朱元璋设法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龙凤三年（1357年），他亲征婺州时路经徽州，曾召见当地儒士唐仲实、姚琏二人询问民事得失。唐仲实反映当地守将邓愈役民筑城，百姓颇有怨气，他立即下令邓愈停工。唐仲实说话间又婉转地反映“民虽得其所归而未遂生息”的情况，意即百姓负担过重。朱元璋即坦率地承认：“此言是也。”并做出解释，说：“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然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显示了愧意。到了龙凤四年，他下令在徽州实行土地经理，令民自实田。龙凤九年（1363年）又在徽州落实“民自实田”之策，并要求防止官吏横敛百姓。民自实田而定科徭的结果，使过去地主隐瞒土地向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大为减少。后来，当朱元璋把农业生产抓了上去，军队的屯田取得一定成绩，他又着手减轻各种赋税和徭役，废除新归附地区的旧政，对新归附区的所有税赋和徭役实施“尽行蠲免三年”的政策。
做到此，朱元璋还觉得不够，于是进行了免租和赈灾活动。他“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改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现象，他还实行“给民户田”的政策，支持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朱元璋没有忽视人民，而且懂得爱民才是最大的政治，他任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做官，对人民来说就是一件大喜事。
古人说，得人心而后得天下。得人心，才能创造“人和”的良好态势，有利于平定天下。《孟子·公孙丑下》中有这么一段论民心的话值得后来者深思：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