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生产函数框架下，一个经济系统要产生长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要克服规模收益递减，实现总体收益的递增。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经济系统要想能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驱动机制，因为生产要素增加服从收益递减规律，所以惟一的可能在于生产力。在同样的要素投人下，生产力增长能够增加产出，从而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同时，如果没有生产力增长，人们在一个经济部门中连续增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最终会导致投人的边际生产率递减。也就是说，增加同样资本和劳动力的投资报酬率会越来越低，最终趋近零，这就降低了人们积累资本的积极性，经济最后会停止增长。苏联的教训是深刻的：苏联一方面有巨大的资本积累量，一方面生产力增长不足，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案例，虽然年复一年地积累资本，没有生产力的进步，经济体系就会僵化，即使大量积累资本，建造大型工业项目，但长期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提高了，在大约25年中（1965年～1990年），苏联的生活水平保持原样，甚至还有所下降。
克鲁格曼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经济看成是一台能够以不同速度运转的机器，机器运转快了产量可以增加，但如果运转太快，机器就会过热（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在短期内，尤其是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用远远低于正常水平时，可以通过提高这些要素的利用效率而增加产量，但是，从长远来说，保证生产持续增长而又不过热的惟一途径，就是提高机器的生产力，也就是增加机器以给定速度运转时的产量。
二、经济增长核算
在过去的二百年中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资本的积累，还是生产力的进步？不同国家之间为什么会产生收人差距？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是第一个试图用总生产函数框架来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人，即资本的形成对人均收入的提高起了多大的作用。在1957年，索洛得出的结果令人吃惊：人均收入的提高只有三分之一应归因于资本的形成，其余三分之二应归因于技术进步。索洛认为经济核算中的残余项代表的是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关于资本积累、技术发展等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作了论述，而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则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定量估计。他们将1948～1984年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代人公式进行计算，发现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高于理论计算出来的增长，也就是说，实际的增长比资本和劳动力投人所应该带来的增长大出三分之二。日本对1952～1961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类似的计算，同样发现，增长中多出来的三分之二无法解释。他们的结论是，那些额外的增长来自生产力进步。
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使用经济增长核算模型研究了东哑的经济增长。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积累的结果。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在东亚的经济增长中，生产力增长的作用不显著。特别是，当90年代初以亚洲四小龙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克鲁格曼却于1994年发表了那篇不合时宜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率是建立在犬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力的投入上的，没有真正的生产力进步，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支持，所以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是不久以后，东亚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有人称克鲁格曼为“危机先知”。
经济增长核算法有助于揭示迅速发展的经济中的若干奥秘。然而，不论这类分析如何精细、巧妙与实用，都未能说明增长的最终根源。首先，任何难以解释的经济增长原因都被贴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标签（即“索洛剩余值”）；其次，它们并未能解答什么是生产力变化的动力，以及为什么在某一国或某一时期内的生产力比在另一国或另一时期增长更快。例如，20世纪70年代，增长核算法发现美国生产力增长大减速，但至今没能确定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只能作出各种猜测，如较高的石油价格、较高的通货膨胀、阿波罗号登月后政府研究和开发费用的缩减、环境法规的增加等等。但是没有单一的因素被证实可以充分解释清楚其生产力下滑的深度和广度。另外，经济增长核算法无法解释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的6个特征，特别是经济的结构调整现象。打个比喻说，经济增长核算法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湖泊和冰山，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生成的。
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1956年，索洛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长期收入的均衡水平是由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折旧率共同决定的。在短期内。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折旧率的变化引起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在长期内，收入水平的提高是由不断的生产力进步引起的。在索洛的新古典模型中，如果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则可以认为，长期生括水平的提高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索洛增长模型表明了，只有储蓄但投有生产力进步的经济系统不可能实现永久增长，增长率最终降为零，在某个较高的收入水平上经济出现零增长。该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储蓄率总是能全部转化为投资率，投资机会总是充足的。这难以解释增长事实（1），人类经济增长是偶然出现的。在18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为什么没有投资机会呢？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解释增长事实（2），即存在长期经济增长。在索洛模型中，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惟一途径是假设生产力增长。由此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生产力增长如何得以实现呢？它是由那些由一个经济系统以外的因素来决定的变量。这个假设比牛顿晚年的困惑还离奇，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了太阳系的行星运作规律，但他不明白行星运作的原始推动力，要求上帝来给行星以“第一推动力”。索罗模型则要求上帝来给这个经济系统一个永久的推动力，比牛顿对上帝的要求还高。
只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所有的经济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由于资本的增长服从在新古典经济学所谓“铁”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各国人均收入差别都最终会趋于收敛，至少不会出现差距愈来愈大。但是，我们已看到，增长事实（3），即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愈来愈严重。在世界水平看，没有出现收入趋同的现象。
另外，该理论也不能帮助理解增长事实（5），即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4），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的6个特征，而受到严重挑战。索洛在世界银行2001年3月经济增长会议上承认，他的理论只是一个“玩具模型”。最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掉，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它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因而制度分析被剔除掉了。然而，“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十分显然的事实是，特定的经济制度关系重大，它们是会变迁的，且它们事实上正在发生变迁。
四、新经济增长理论
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统治了经济增长理论长达三十年之久。由于不满对上帝“永久的推动力”的要求，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两篇经典论文的相继发表标志着新增长理论的形成。新经济增长理论学派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神秘的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由于资本总量的增长服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该学派把注意力放在生产力方面。力图使其内生化，并认为内生的生产力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解释部分增长事实，事实（2）经济的长期增长，和事实（3）各国收入差距愈来愈大。
在新增长理论中，生产力增长有两种实现方式：（1）基于国内资源，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并非限制在一个经济系统内，例如向其他国家模仿。
从国内资源方式看，经济学家们倾向于接受保罗·罗默的“从干中学”的副产品——知识积累和其外溢导致收益递增现象所做的解释。“从干中学”的经典例子是飞机生产。有人做过测算：当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其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就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根据这种解释，通过“从干中学”，每一项新的资本品中所包含的新知识，由于这一知识适用的非排他性，最终得以帮助每一个企业改善其生产力。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如此广泛地接受这么一种解释。理由在于，当把收益递增全部归因于知识的溢出效应时，我们可以保存生产函数的固定的规模收益，从而保证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竞争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在20世纪90年代，保罗·罗默又提出了经济增长要素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更重要的要素。他认为，第一，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第二。知识需要投资；第三，知识与投资存在良性循环的关系，投资促进知识，知识促进投资。他的四要素理论把知识分解为两个可量度的要素，即：人力资本（如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衡量）。递减的效益是物质短缺的原因，但人力资本和思想是不会短缺的，发现思想的过程不会出现收益递减效应。这两个要素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的要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现在我们来谈谈生产力增长并非限制在一个经济系统内的模式。如果生产力增长取决于通过研究与开发积累的经验而获得的知识增长，且这种知识在国际范围内传播，那么经济增长受益于国内和国外的研究与开发。著名的后发性优势假说认为，新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创新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时间长。而像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就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选择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学习和模仿比技术创新更为便宜，因为它可以利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储备，不仅可以降低科技开发成本，而且可能直接进人世界生产力前沿，从而通过利用后发性优势实现技术的赶超。至于一国能保持多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则取决于该国同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间的技术差距。成功的技术模仿是许多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所在。例如，美国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仿制了英国的技术（如纺织技术），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仿制了美国的技术（如汽车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经济的成功就是技术模仿的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中目沿海各省迅猛增长主要是技术模仿推动的。中国经济特区吸引了相当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外贸，由此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新技术，并逐渐扩及到其他省份。
因此，国际问或地区问知识传播的渠道很重要。贸易（特别是各种技术投入的进口）、国外投资和技术人员交流都是知识的载体。贸易和生产要素贸易开辟了技术投人的新的潜在来源。其中一些技术投入是直接的，如新机器、外国投资、技术人员，其他投入是通过问接影响获得的，如通过与技术更先进的伙伴进行贸易，通过在外国市场上收集信息，通过学习进口的先进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比较优势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动态比较优势【新古典国际经济学传统是静态的，将禀赋视为静态不变的。对贸易好处的传统论述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已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可以简单定义为国家间制造业生产力的差异，例如，各个国家只有一个要素：劳动力，生产力却在各国间有差异，从而引致比较优势，科学研究能够提高生产力，从而产生动态比较优势。
新经济增长理论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18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增长突然出现，也不能完全解释（4），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高速变迁。新经济增长理论预言经济可以持续增长，但否认经济有增长的转折点，与事实（5）不一致；更无法解释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日本自1991年以来的长期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