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道路与梦想
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
——王石
他的朋友这样描述他：一个成功经营了举世知名的公司，又攀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怎么可能没有骄傲之情？“地产教父”、“绿色人物”、“不行贿”……任何词汇都概括不出一个完整的他，他是被企业家奉为偶像的企业家，他是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商。
简介
王石，1951年出生于军人家庭，1968年参军，大学本科学历，1983年闯荡深圳，1984年创建深圳现代科教展销中心，1988年中心改组，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万科为目前我国最大住宅开发企业。王石本人业余爱好极限运动、探险、旅行，2003年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2004年完成世界七大洲七座最高峰的攀登。
从小开始的故事
我以为没什么故事了，但到2008年我发现我错了，实际上真正的故事才开始。
——王石
杨帆：这么多年来大家可能对王总或多或少有些了解，但是又觉得王总离大家很远。（王石：是吗！）今天采访王总，希望能让大家觉得王总离我们更近了一些，途径有两方面，一是更多地了解万科，二是尽量地读懂王石。
王石：2004年，我写了一本书叫《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写到对未来的展望，我曾经有一段话，说前20年万科故事挺多的，但是好像第二个20年，就没什么故事了。因为什么呢？伟大的公司是没有故事的。我自己定位万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既然伟大的公司没什么故事，万科当然也没有。这是2004年公司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的一种心态，但到2008年我发现我错了，实际上真正的故事才开始。
杨帆：讲故事我们习惯从头说起，您最早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规划？
王石：我当时只是想着要有所作为。按照传统三十而立，但是我在30岁时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1981年我30岁，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当然当时我的经历已经蛮丰富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同学上山下乡，我算比较幸运的，当兵去了，当兵回来当了一年工人，当然是不大情愿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当兵时分配给我45斤粮食，属于重体力，我当工人时是49斤，那就是非常重的体力了，叫锅炉大修工，铁路上的工种，非常辛苦。干了一年，又去了工农兵大学。
当时厂里上大学的名额只有一个，王石通过扛体力、硬表现，终于被工人师傅认可，继而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
杨帆：当时您个人对学习是什么概念？只是单纯地感觉自己要离开工人队伍了，还是说有一种对知识饥渴。
王石：在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晚上和几个同学与班主任聊天，班主任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是把学习当成生存手段，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满足了猎奇心理，增强了修养。
杨帆：您的班主任老师真是厉害，一句话就给您这么大的触动，现在家长一万次的劝告，孩子们也只视为一顿早餐，吃过了就过去了。
王石：当时接受了这句话，所以就非常认真地学习。我一直在学习，“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利用了大量的时间读小说。我的数理化，就是数学、物理、化学的高中课程是在部队里自学的。到部队一年多，我就让我大姐把她的高中课本全寄到部队，晚上熄灯之后，我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
杨帆：您想做什么？为什么这么拼命学习？
王石：就是想学知识，大丈夫志在四方，将来能做什么还不清楚。
杨帆：只是想会学有所用。
王石：学习是功利性的嘛，当然要学有所用。
杨帆：您的父母在学习方面对您的要求高吗？
王石：我们家里是姊妹8个。（杨帆：照应不过来？）根本就照应不过来，但是我事后知道，在姊妹8个当中，我母亲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杨帆：是您表现得最棒，还是她给您关照最多？
王石：应该是关照得多吧。因为我在男孩中排行老大，不是因为我表现得最棒。
杨帆：给予您的希望最大。
王石：她给我的资源最多，我记得我那时上的是北京保育院，从现在来看相当于贵族幼儿园，里面基本都是苏联专家的小孩。
杨帆：那您当时的家庭背景也是可以的喽？
王石：我们家当时应该算中层干部家庭，当然我们家在我们那一片属于最底层的。我记得那时候上住宿小学，周末很多同学都有小车来接，可我坐的是儿童车，就是校车，是最低级别的。但是我们家8姊妹当中父母只对我作这样的安排，其他人还没有这待遇，当时我感觉不到，以后才知道，那时我母亲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姥姥家在辽宁义县的山里，我最早单独行动去姥姥家是8岁的时候，还带着我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中间要转两次车，到一个很小的火车站转车，还要走10里的山路。
杨帆：您这么小，才8岁，这怎么可能？
王石：那是母亲的安排，我想这和她锡伯族的民族性有关系吧。锡伯族是迁徙民族，随时漂泊，所以对她们来讲，这个事并不是很复杂。而且那时候我父亲是在铁路部门工作，可以免票，我母亲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找到我们那个列车的列车员，麻烦她关照我们一下，到哪儿转车，把我们交给那班车的站长，就是这样。
杨帆：她觉得很正常，您个人觉得呢？
王石：这和家教有关系，我这样喜欢漂泊四方，独立性这么强，这么爱闯荡，这和母亲这边的家族影响是有关系的。
王石祖籍安徽，出生于广西柳州，15岁开始去新疆当兵，复原后回河南郑州，之后又在兰州上了大学，1977年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广州。早在创业之前，王石的人生就属于天南海北，四处漂泊不断。
寻找自己的天与地
您刚才说您到了30岁，觉得自己还什么都不是，那什么才叫“是”呢？那个年代还没有企业家这种概念。
——杨帆
杨帆：您刚才说您到了30岁，觉得自己还什么都不是，那什么才叫“是”呢？那个年代还没有企业家这种概念。
王石：我跟你讲那时候是怎样的生活状态。我到了广州，考了外经委，从事笔译工作，工作很努力，那个时候我是29岁，马上要到而立之年了，我才改换工作，要从头做起，从一个科员做起，所以工作非常努力。努力到什么程度呢，早到晚归，但很快别人就对我的行为产生了怀疑，就说你想做什么？
杨帆：您的上级领导？（王石：对，当然。）觉得不明白了。
王石：因为是在外经委嘛，和外边联络就显得好像非常出风头。我的谈吐和接人待物的方式，在那个时候算很有文化、很有修养的了，和人家挺能谈得来，可以谈莎士比亚，可以谈狄根斯。
杨帆：挺像模像样的这么一位。
王石：经济上好像也能和人家对上话。有一次，我的处长跟我谈话，就说你是局长吗？这句话把我问愣了，怎么我是局长呢，那意思就是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主要是局长和外宾谈话，你怎么插那么多话。
杨帆：有点太冒了。
王石：哎，就是冒了！他就说你是骄傲自满，有野心啊！这件事对我刺激蛮大的。自打那之后，我就采取了另外一种工作方法，上班时我绝不早到一分钟，当然我也不会早退一分钟。反正就是卡时间，上班时间我来了，只要下班时间一到，就关抽屉走人。十分精力，用在工作的只有一分，九分用在业余生活上。当时我的业余生活的内容之一是学习科技英语，和我太太一块儿去学的，因为她也不甘安于现状。她是从海南岛飞来工作的，准备考大学，再一个就是学乒乓球，那时候找的都是那些原来在国家队打、退役后到广东队当教练的国手练球。再一个学习内容说出来就不好意思了，就是学口语，也找了很好的老师，可是到现在我口语还很差。但很奇妙、很讽刺的事情发生了，一年之后单位里说，这个小王——当时大家叫我小王，进步很大，也很谦虚，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呢？那时不是讲三梯队吗？我就这样成了三梯队了。（笑）
杨帆：这是你们处长说的吗？（王石：对。）对您当时的状态满意了。
王石：哎呀，太满意了。但我当时感觉太痛苦了，比如说这个杯子是绿的，领导说这是红的，你立刻就得改口说，对，这是红的，有点像绿，这红的很特别。你要是说它明明是绿的嘛，那就完了。
杨帆：不可思议，听着心里都痛。
王石：太痛苦了，当时就下了决心，要离开，一定要离开。
王石在广州建立家庭，1983年，就在他的孩子出生的第二年，王石却毅然来到深圳闯荡。
杨帆：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对于将来要做什么好像没有太多想法是吗？
王石：从外贸部门出来当然还是去做贸易，虽然没做过。当时在深圳做得很红火的，稳赚的，一个是味精，还有折叠伞。折叠伞是日本进口的，味精是从韩国，或者从日本进口，中文叫味之素。只要你能搞出个批文，就有人给你打款，你就可以调汇，赚差价。但是大家都做，我就不做，实际上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知识开始对我发生指导作用。因为只要有利润的大家都会来做，结果就会造成商品积压，之后价格就下降，你就会亏损，之后再有新的利润、超额利润。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受训练的结果，并没有到现在这样来跟你讲这其中的关联的水平。
从头学起
我给自己规定，不论多晚回来一定要再学习两个小时的会计学。
——王石
杨帆：当时就是种感性的判断。
王石：就是感性的判断，别人这样做，我就不去做，而是去寻找新的目标。后来我看到几个大金属罐，就问别人这是做什么用的，人家说装玉米的，我才知道那是饲料厂的。那玉米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于是就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了解情况之后，我说那我能不能直接运玉米饲料？这就是开始，第一桶金就是这样得到的。事后才发现自己和别人想法不一样，不是人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已经有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在指导我做事情了。
杨帆：您这么说好像做生意操作起来也不复杂，看准了项目就好。
王石：操作起来还是显得没有什么经验。我从外贸部门出来，我知道要先开信用证，再通过财务来安排，但货到了之后，怎么去收钱，我没收过，我就直接跑去找人家要钱。说你该给我钱了，我货都给你了。他说你给我发票。我就想什么是发票，可能是个凭据，我就到财务科对财务说你给我开个凭据，盖上我们公司的财务章，上面说明我卖了多少货，每吨多少钱，一共多少钱。财务就很疑惑地看着我说，不需要这个东西吧。我说你就开吧。我拿去后对方笑了，他一看就知道我完全是个外行。他把我领到他们的财务室，拿了一本发票，他说这是发票，上面是有税务局的税章的。你跟财务一说他就知道了。我又回来了，我跟财务说人家要发票，财务说早给你开好了。我就拿着发票，同时还买了两个大的塑料编织袋，因为我记得那单生意差不多是16万。那个时候的钞票最大的面额还是10元，我就想着16万我怎么拿？
杨帆：就准备了两个大袋子。
王石：准备了两个大编织袋，骑着自行车去了，准备收钱、点钱！我一给他，他说，哎，这就对了。然后又返还给我一张单子，说这个你交给财务，财务就会给你钱了。
杨帆：那两个大兜子白准备了。
王石：他们一看我的两个大袋子就乐翻了，说你回去把这个单子交财务就行了。我回去给了财务，我说这个就是钱吗？财务说一般它就是钱了，这个等于是把他银行账号的钱划我们账号里来了。
杨帆：没问他怎么证明是我挣的钱吗？
王石：没有，我说万一他没钱呢，他只开两张票，怎么可能？财务说这种可能也有，叫弹票，就是开空头支票，但一般来讲不会的，因为开空头支票就等于他这个公司出问题了，财务出问题了。所以创业初期就是慢慢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我1983年到深圳之后，白天非常辛苦地工作，甚至有可能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但是我给自己规定，不论多晚回来一定要再学习两个小时的会计学。
玉米之后，王石开始做起仪器生意。从卖玉米、卖仪器，到万科，王石一直效力于深圳特发这家国营企业，时至如今，万科的第一大股东还是一家国有企业——华润集团。
给自己定位
其间您有很多机会可以做资本家、做老板，您没有做，为什么？
——杨帆
我觉得所谓野心就是要做大事业，但你个人的突然暴富和大事业是矛盾的。
——王石
杨帆：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是在公司上市之前，您是不是一直在国有企业工作？而且其间您有很多机会可以做资本家、做老板，您没有做，为什么？
王石：因为这些和我的野心和兴趣都不相符。我觉得所谓野心就是要做大事业，但你个人的突然暴富和大事业是矛盾的。
杨帆：矛盾吗？
王石：当然矛盾。
杨帆：那李嘉诚、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成功又如何解释呢？当然您可能强调的是体制的不同。
王石：当然，因为我不是李嘉诚，不是巴菲特，更不是比尔·盖茨。改革开放给我们一个创造财富的机会，但并不是你突然拥有财富，大家就会肯定你。况且这和我的兴趣也不相一致。
杨帆：您当时是因为不能承受在国有企业受到的束缚才走出去自己发展，但是您仍旧走进了国有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