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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能提前半年或一年知道政府要把哪块地划出来做开发区，或者你在轻轨线刚刚规划好的地段买房，再或者你读懂了政府的发展思路，你也许就能挖掘出一个小金山。
在中国理财，最重要的是要琢磨政策的动向和经济的下一步走势，别对着政策干，得顺着政策的指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财富英雄传奇拐点
王小二的一番话让我大受启发，没想到穷小伙也有办法理财，甚至能通过理财过上小康生活，当时对他崇拜不已。
后来我与大学同学小潘见面后，没想到他说：“这只能算小精明，真正的大精明是要学会搭国家发展的便车！”
“搭便车？不愧是去北京混了几年，开口闭口就是国家战略啊！”我有些揶揄他。
他看我有些不屑，于是把他这两年在北京耳闻目睹的传奇故事一套一套的摆出来。首先，他现学现卖给我讲了一个传奇人物——杨百万。
此人，只要炒股的人基本上都听说过，小潘不久前就去听他传经授道了一番！
早期的杨百万就跟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一样，赚着微薄的工资，痛骂世间的不公。1988年，因为遭遇一些不公正待遇，杨百万从工厂辞职，自寻生计。
赚利息差
那时候大多数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自己主动辞职再想进国企，连门都没有。那他能干什么呢？
这人真是天生的理财的料，工作没找着，靠着阅读报纸上的豆腐块，倒是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有一天，他百无聊赖，拿起一张党报在看，竟然从官八股中嗅到了发财的味道——当时报纸上说温州正在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3%。在普通人眼里看来，自己又不是开银行的，这种国家大事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但成功者自有成功之处，杨百万不同就在这里。他看到消息后，就赶紧给温州人民银行写信，问问是否属实。因为他精打细算后发现，如果存2万元，每年利息就有2600元。而辞职前他每月工资才68元，一年仅仅800多，而如果能把钱存到温州去，利息都比工资高了，不是比上班还强吗？
炒国库券
有句话叫“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种准备并非是冲着明确的目标来的，而是说你具备了这方面的意识和才能，一旦机会出现，你就能马上抓住。
杨百万看出了利息的差额，但是第一桶金却不是这样发的，而是发在国债交易上，但不过思路却是一致的，即利用国债利息和银行利息差额。当时，据说他已经把去温州的船票都买好了，上船前习惯性的翻阅当天的报纸，看到一条让他喜出望外的消息：上海竟然要开放国债交易，而且三年期国债年息超过15个点，比温州的利息还高呢！他扳起指头算账，再清楚不过了，再说去温州还得舟车劳顿，花去往返差旅费不说，还辛苦了自己。
于是，在国债开市交易的第一天，他天还没亮就去排队了。结果上午买的人不多，一下子买了很多。而排他后面的，大多数还在观望，不敢贸然下注。但到了下午，买的人越来越多，价格当天就开始飙涨，他100元买的，价格最高上涨到110多元，他看收益已经超过10个点了，赶紧抛了。一天之内，利润就超过了10个点。
常说一通百通，理财的道理也如此。尝到了甜头的杨百万，反正没有工作，于是把精力全都倾注在研究国库券上，而着眼点还是利息差。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则发现了巨大的政策漏洞，全国8个试点国债交易城市的国库券差价很大，各地之间的差价甚至可以大到超过10元，利润极其丰厚。而人民银行却禁止金融机构之间流通国库券。市场就是这样，政策往往落后于实践探索，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很多政策制定者根本就不可能构思完善，于是钻政策空子，特别是合理合法的利用政策空间谋利就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批人的致富机会。杨百万是个聪明人，赚利息差的念头一旦被解放，整日里脑子想的就这事，现在机会摆在面前，他开始做国库券的异地买卖。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天天奔波于全国各地，现在流行“打飞的”，他那时候几乎就是“打火的”，日子基本上都是在火车上度过。
而且通过全国各地买卖国库券，他还总结出来一条规律：什么地方穷、经济落后，什么地方的国库券就更便宜。因为很显然，市场供求决定了国库券的价格，在落后城市，谁拿钱出来买国库券啊，有些地方只能被强行摊牌，这样的国库券价格还会打折不少。有的老百姓为了急于套现，甚至打八折抛售给银行，而当时的银行也是穷得响当当，哪像现在富得流油。银行没有多少资金来回购国库券，有些银行的启动资金只有10多万元，几个单子就撑满了。事实上，当时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准低于面值买卖，但是当时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本来现金就不足，急于套现，而银行又不少，供大于求，迫使市场上很多国库券打折销售，但上海经济发达，市场上的国库券从来没有低于面值交易，结果两地的差额成就了杨百万这样的炒家。短短几年，他的交易金额就上百万，成为落后地区银行和老百姓的贵客。
从国库券转向股票。
实力壮大后，杨百万开始转型当老板，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而他自己则不再单枪匹马的四处奔波，而是坐镇上海大本营，电话遥控指挥国库券的异地买卖。
有人常说做生意要入行，入了行才会一路通，路路通，理财也如此，一旦掌握了经济大势的演进奥秘，很多时候财富就在眼前。搞懂了国库券的生意，尝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甜头，杨百万对读报别有一番心得。仅仅日常订阅的报刊就达70多份，这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阅读量。
这再次验证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至理名言，在国库券买卖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从报纸中捕捉了下一波财富浪潮——炒股。而当时，1986年9月26日开张的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还不过只是一间原为理发店的小小门面，这就是上海刚开张不久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
理财需要有逆向思维，要避免羊群效应，大家都追捧的产品，好景肯定不长，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产品也许马上要触底反弹了。就在大家都不看好上海股票市场，交易者寥寥无几时，他却发现股票市场的机会来了。这时候的他早已非当年买国库券的楞头青了，而是对宏观经济趋势有着清晰的自我判断。
1989年，《中国金融》杂志发表文章，说由于保持高利率，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杨百万判断，高利率政策难以为继，下调势在必行，而国库券的利息很可能跟着下调。另外，当时炒国库券的理财模式已经为行家熟悉，价格已高处不胜寒，有的甚至达到了120多元，他手中的国库券早已赚了20%以上，君子不立于危墙，于是风险意识敏锐的他决定马上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对于他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举措，很多人看不懂，甚至有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
杨百万的冒险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充分的逻辑，采取最保险的方式，他的参照物依然是利息。
首先他买入的是电真空，因为买电真空的收益率最差不会低于存银行。根据当时股票的种类，一共分为三种：一是甲种，红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二是乙种，下保底上不封顶；三是非甲非乙，既保底又封顶。而电真空是非甲非乙，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这种与银行利息相比稳赚不亏的股票，实际上风险为零。仅仅就利息而言，他算了算，他首次买入3000股，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的话，一年4万多元，他就可以坐享利息收入了。这还没算股票涨价带来的收益。而事实上，杨百万经过长达一年的观察发现，电真空此前最高曾到过140多元，买的时候跌到91元，已经算是抄底了。果然，股市后来的发展几乎都合乎他的预测，不久利息下调，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电真空涨到800元。
故事听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也满脑子云里雾里，现在早已过了那个金融市场的启蒙年代了，成功是不可以复制的，我们不可能倒退到那个时期，总不能刻舟求剑吧？那么如何才能用理财致富呢？
小潘哈哈一笑说，你大学是白读了，满脑子糨糊。中国的经济是政治经济学，没听说股市是政策市吗？要理财，弄懂了国家大事，能事半功倍的！容我慢慢细细说来！
小潘的政治经济学是受了杨百万传奇经历的启发，他总结了下，杨百万的赚的钱不仅仅是所谓利息差、国库券的年息差额，最重要的是看透了未来政府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金融。
比如，赚利息差，是看到了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3%。炒债券是上海要开放国债交易。炒股票是看到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推测国家肯定要降低利率，助推股市。
实际上，不仅仅是杨百万，在中国股市初期，只要投入一块钱购买股票，就能立刻获得千元以上的回报，巨额的利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加入到炒股的行列中。于是各种炒股奇观出现，为了规避一张身份证只能开一个户的限制，很多人跑回农村老家收集身份证炒股，这样就可以开很多账户，提高挂单交易的效率，深圳甚至有工厂老板干脆停产，派员工去连夜排队买股票，工资照给不误。
同样的道理，理财要了解政府未来发展的大方向，顺着政府的步伐，搭着顺风车往前开。
蜗居里的政治经济学
作为小老百姓，似乎与国家大政方略沾不上边，又不认识那些达官贵人，怎么才晓得明天会不会降息，后天股市会不会涨呢？
小潘用“治大国若烹小鲜”来形容政治经济学：事实上，社会上老百姓最缺的是什么，那么就是下一步政府努力解决的方向。政府反复提及的方向，也是国家财力投资的方向。
小潘以自己的蜗居经历为例：
他刚到北京时，与同他一样的北漂族一起，四五个人挤在一套40多平米的房子里，称得上地地道道的蜗居。
当时他就在想，现在房价虽然已经这么高了，但如果身边的朋友都要买房子，那房价肯定还要上涨！蜗居的人越多，房价必然上涨得越快！这就是典型的刚性需求。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专门查阅了房地产市场到底是如何这么疯狂的。他发现房地产市场是政府刻意炒热的，在1998年时，成为政府挽救中国经济的最大推手。
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一书中，他记载了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情节：
1997年11月的一天，朱镕基来到深圳视察工作，时任万科总经理的王石受命进行企业汇报。那时，万科已经是一家房地产特征很明显的公司，他的发言引起朱镕基的兴趣。他认为，2~3年内，住宅产业不可能成为支柱产业。
“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呢？”朱镕基问。“不能。”王石的回答很干脆。“如果金融市场开放呢？”“不能。”“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两年内不行。”
“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朱镕基斩钉截铁。“总理说行，就一定行！”在中央领导人的强硬态度面前，王石开始“妥协”……
1998年3月，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催热房地产。当时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慷慨陈词，“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房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则是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以此为标志，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展开，老百姓开始进入买房市场。1998年可谓是住宅商品化元年，自此中国房地产业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狂飙突进时代。
那么现在呢？虽然国家通过种种严厉手段调控房地产，但是房价短期内会跌吗？
环视四周，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城市里的有些靠爸妈买起了房子，但是70%的同学却都还没买房呢。自己不是还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蜗居里吗？像自己这么能干的人都还没买房子，还买不起房子，更何况比他底子更薄，条件更差的人呢？
最为重要的是，还有高达八九亿的农民，常年在城市打工的就有1.5亿农民工，国家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化提高到70%，那么还有数亿农民要入城，那还得买房。
这些所谓大政策，大道理，既不需要内幕，也不需要特殊关系就能看到，只要稍微带点经济的眼光，就会发现房子的刚性需求摆在面前，房价焉有不涨之理？
国家政策的调控，一直强调的是降低房价增长的幅度，而不是抑制房价增长。另外，一线城市房价飙升过大，肯定会成为国家房价调控的主要方向，但二线城市房价才刚刚起来，升值潜力依然巨大，这类地区的房子上涨的空间依然是有的。
一番分析下来，小潘认为房地产市场依然会维持火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他才迈出了先买小房子，然后换大房的步伐子，而不是一步到位，或者等着房价下跌再买。
实际上，在中国，最会把握国家机遇的人往往也是最能积累国家财富的人。中国最富有的村庄——华西村就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