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古画
1944年，季羡林因二战被困德国，听说陈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连忙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论文，汇报自己十年来的学习成绩。陈寅恪很快就给他回了信，介绍他去北大工作，校长胡适接受了这个三十岁出头、籍籍无名的留学生。
季羡林有三年时间与胡适在一起，虽然辈分不同、地位悬殊，但是胡适待人一视同仁。胡适是校长，季羡林是普通教员，按说两人见面很难，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北大孑民堂前东屋那间窄狭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里，季羡林有事没事就爱进去闲扯，一扯起来就没完没了。有的老师就烦他，认为他只说不做。胡适并不烦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他，说：“你又来了？”季羡林笑一笑说：“是的，我又来了。”季羡林明白胡适不会烦他，相反，他知道胡适喜欢自己，胡校长多次在教授会议上、文科研究所导师会上，还有在图书馆的评议会上夸奖过自己，还提拔自己当了东语文学系主任。在季羡林眼里，大学者胡适从来不摆教授和校长的架子，也绝不老气横秋。相反，胡适有时候竟然像调皮的小男生一样，行为举止令人捧腹。
有一次，教授杨振声先生收购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他一时十分得意，拿到办公室来给季羡林看，让季羡林确定是不是真品。那张发黄的画子在办公桌上铺开，上面画了一个披发赤足的男子，画子名为《金蝉脱壳》，署名为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季羡林只知道金农的书法很独特，仔细一看题款，果然是金农体，综合画面布局和韵味，他本能地有一种直觉：此画是真品无疑。其时正值下课时间，教授们听说杨振声收到了金农的一幅画子，呼啦啦全围上来，有说真，有说假，一时乱糟糟一片。胡适夹着讲义进来，有人说：“校长来了，快收起来吧。”可能胡适平时为人挺随和，与教授们打成一片，并没有人拿他太当回事。胡适听说在看古画，也来了劲，拨开人群：“我看看，我看看。”他挤进来，只扫了一眼，突然出手将画子三把两把卷成一只圆筒，往袖笼中一插，转身就走。教授们见状，哈哈大笑，只当是开玩笑。
可是一连几天，胡适并未将画作交还杨振声。杨振声渐渐坐不住了，莫非校长相中了这幅画子，要中饱私囊？他将疑惑说给季羡林听，季羡林当即说：“不会的不会的，胡校长只是搞一下恶作剧而已，他的人品你还不知道，我绝对可以替他打保票。”杨振声说：“是啊，我怎么会怀疑胡校长的人品？可是，那张画子他为何老不还我？我是用太太的金镯子换来的。”季羡林想了想说：“想必他是忘了，你不好问我帮你去问，我正好有一篇稿子要交给他。”
当天下午，季羡林又来到孑民堂前东屋校长办公室，交完稿件之后，他坐着没走。胡适眉开眼笑地说：“杨教授让你来讨画子吧？”季羡林听到这话也笑起来，胡适胡乱翻着面前的书本，说：“我这里没有，你都看到了，我这里是没有的。你叫杨教授好好找找，我这里是没有的，你让他好好找找，肯定能找到的。”季羡林听到这里，已明白了八九分，径直走到杨教授的办公室。杨振声看到季羡林空着一双手走过来，脸都白了。季羡林明白他的心思，一句话也不说，打开他面前那些永远也锁不上的破抽屉，果然在左边那个抽屉里发现了那幅金农的古画。季羡林抽出来扔到杨振声面前说：“画子是你自己藏起来了，还要找胡校长要。”就在杨振声一阵诧异间，胡适走过来，脸上挂着调皮的笑意。
两件小事
季羡林始终记得胡适做过的几件小事，小事虽小，却可以看出胡适为人处世的一面。可能因为是季羡林亲眼所见，所以他对这些小事一直记忆犹深。
一次是北平即将解放前夕，学生经常举行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大家都知道此类活动的背后是中共地下党在组织发动，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几乎每次有学生被国民党宪兵队与警察逮捕之后，胡适都会乘坐一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呼吁或逼迫国民党当局释放青年学生。他还亲笔给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一个目的：无条件释放学生。
另一件就是有一天季羡林来上课，先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当时胡适正在埋首阅读公文，指了指椅子让季羡林暂时先坐会儿。季羡林就在胡适对面坐下来，正想喝杯茶，却见一个学生大步流星走进来，看了看季羡林，也不避讳，开口便说：“胡校长，昨晚延安广播电台曾对您有专线广播，希望您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您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季羡林一听相当吃惊，而胡适似乎早有耳闻，对那位学生只是非常和气地微笑着说：“人家能信任我吗？”那个学生愣了一下，又说了几句什么，胡适仍然微笑不语，那个学生只得离开了。
学生的身份不用猜测也能明白，但是胡适的态度始终亲切、和蔼。季羡林似乎仍沉浸在刚才发生的一幕中，一直到胡适叫他，他才醒悟过来。后来季羡林在《病榻杂记》中这样写胡适：“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之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季羡林后来也承认，胡适很复杂，不是那么很容易归类——对未来，对理想，胡适都有自己的主张，他自己说过，“我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是写过的。”在他内心里，他是以美国的尺寸来衡量一切社会制度，所以他离开大陆先去了美国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据说胡适离开北平后，曾派来一架专机，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并亲自到南京机场去恭候。好不容易等到飞机落地舱门打开，他满怀希望准备拥抱他们，然而机舱里只走出寥寥两位朋友，他一时悲从中来，禁不住泪水滚滚而落……
几篇论文
当年在老北大，季羡林对学术研究相当投入，当时他刚刚回国，手边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资料，有一次进图书馆，发现一大批中印文化史的书籍，一时欣喜若狂，决定就从中印文化比较研究入手。三年后，他写出了两篇学术论文《浮屠与佛》和《列子与佛典》。正好不久前胡适与陈援庵教授就“浮屠与佛”的问题吵得面红耳赤，季羡林用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季羡林不敢将论文交给胡适，怕校长说他卖弄——无论胡校长还是陈教授，他都不敢得罪，他思考了好几天，只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态度，来到清华园将论文读给老师陈寅恪听。陈寅恪从头到尾很耐心地听完，点点头说：“有道理，很有道理，胡校长和陈教授两个不如你一个，他们争来吵去的问题，你这个小学生不声不响地解决了，真了不起。”季羡林一听老师这么夸他，一时手足无措，他掂了掂手中的论文，说：“老师，那，这个如何处理？要不要给胡校长看？”陈寅恪说：“看不看无所谓，以我对适之先生的了解，他绝不会嫉妒你，反倒会为你这个后学高兴。你将论文给我吧，反正你不给他看，胡校长早晚也会看到。”
陈寅恪老师将季羡林的论文推荐到当时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上发表。第二篇关于《生经》的论文写成后季羡林马上就交给了胡适。第二天季羡林到学校来上课，桌上就放着胡适的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季羡林相当感动，因为胡校长连夜就看完了论文，并且认同季羡林的结论，这对刚刚踏入学术领域的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
打这以后，胡适就将季羡林当成一个朋友，经常与他就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印度总理尼赫鲁派著名学者师觉博士来北大访问，此事为当时中印两国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季羡林接待，季羡林尚有点不自信，说：“我行吗？”胡适很不高兴，说：“怎么不行？你行！就是你了。”有一次，季羡林在图书馆开会，胡适先生匆匆赶到，在台上坐下抱拳作揖：“抱歉，下面还有一个重要会议，我要提早退席。”可那天的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不知怎么竟然聊到了《水经注》上，这可是胡适一直在研究的对象。季羡林发现，一谈到《水经注》，胡适立即眉飞色舞，还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一帮子北大教授听呆了，私下里咬耳朵：“这个胡校长，一讲起他的专业，这嘴巴可就管不住了。”
季羡林最后一次见胡适是1948年12月中旬，当时北大举行建校五十周年庆典，此时解放大军已包围了北平，城内人心惶惶。胡适一上台，仍然满面春风，作了很简短的讲话，话语里一派喜庆，没有半点愁苦的样子。他的话还没说完，城外就传来解放大军隆隆的炮声，胡适到此时仍不忘幽默，他抬头朝天上看了一眼，说：“这是解放大军给我们北大放礼炮呢！”
胡适晚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某次和研究人员喝下午茶，胡适突然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季羡林那样。”可见早年在北大时，季羡林钻研学问的劲头让胡适记忆犹深，多少年过去了仍未遗忘。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胡校长从季羡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