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浙江文学批评的地域性内涵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20世纪世界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批评家和理论研究者们文学价值立场选择的重要性显得非常突出，无论是文学批评中的释义性批评还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客观真理追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都是在一定的文学价值立场选择的前提下来进行“客观”地批评和研究的。正如王元骧先生在谈到文学理论的人文研究方法时所说的：“而人文的方法由于面对的是价值，价值既然是一种主体的事实，它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所以只有通过评价才能把握。因此，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在主体一定趣味标准支配下对于文学审美价值所作的估量和裁决的因素在内，完全不带有任何思想倾向和趣味标准、价值中立的文学理论是不存在的。趣味标准是因民族的文化心理背景以及各人的社会教养、性格气质而异的，因此审美评价也就不可能完全不带有民族和个人的印记，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全球一体化’的文学理论。”【2】审美趣味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清楚地说明了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主观价值观念在批评、研究中的重要性，而这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因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审美趣味、主观价值观念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地域审美文化信息，其形成离不开民族、地域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也是我们提出的“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命题能够成立的重要原因。自然，对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地域性内涵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论断上，还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认识。
在这一问题上，发展迅速的“20世纪浙江文学”研究（偏重于文学创作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特别是随着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20世纪浙江文学的地域性特点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认识。比如黄健教授在《“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一书中，“运用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深入到江南文化，特别是‘两浙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积淀中，考察‘两浙’文化基因及其转换对‘两浙’作家的影响，以及‘两浙’作家对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3】，立意深远，论述深入，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推进了20世纪浙江地域文学创作的研究。正如他所指出的，“在文学方面，‘两浙’地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浙’作家在以艺术审美方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独特的文化视角上”，“‘两浙’地域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两浙’作家提供了一种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独特的文化感知方式，使之获得了文化转基因的内在催化动力”，【4】都深刻地指明了20世纪浙江文学的地域性特点，高度评价了“两浙”地域文化对20世纪浙江文学的重要作用。黄教授还通过对“两浙”文化审美意识萌生、衍变和转化的深入探讨，通过对“两浙”文化资源的细致梳理，深入阐释了“两浙”文化对“两浙”作家创作的具体影响，使对20世纪浙江文学地域性特点的分析落到了实处。
再如王嘉良先生的长篇论文《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建构》，也对浙江新文学的地域性特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掘。王先生具体探讨了浙江地域背景中的“人文因素”传统在浙江新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如对“两浙”启蒙文化思潮，王先生指出：“从文化发展的走势看，如果更多地考虑‘人文因素’的作用，那么，对于近现代浙江士人更具感召力且产生更直接影响的，应是体现‘近传统’意义的‘两浙文化’传统。而首先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当是其启蒙传统的现代延续。”“正因为两浙启蒙文化思潮成为‘浙军’介入新文学革命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遂有其在注重启蒙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卓然独步的辉煌。”【5】王先生在梳理“两浙”启蒙文化思潮形成发展的历史后特别指出，“两浙”启蒙文化思潮重视人的理性，强调人的精神独立和人性解放等思想对浙江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再如对“面海”的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王先生指出，“就浙江这一独特地域而言，由于它地处东南沿海，其作为中国一个重要对外窗口的区位优势，势必使其率先经受近代文化思潮的洗礼，近代化进程必然加速推进，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变革也一样，从而产生远比其他地域更为广泛深刻的意义”；“文化变革反映在文学领域里，是文学观念的调整与文学新军的积聚”。【6】
黄健、王嘉良先生对20世纪浙江文学创作的认识虽然富有启发性，似乎也可以直接用来理解、把握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但他们毕竟并未专门论及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差异也是不能简单抹杀的；而且他们对“两浙”地域文化传统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特别是他们都没有追溯到“两浙”文化精神最远古时期的形成，即“远传统”的“越文化”精神的形成，因而虽然他们尽可能具体地阐发了20世纪浙江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点，但这种阐发似乎还嫌不够全面深入。如王嘉良先生曾说：“纵观浙江文化发展的历史，体现‘远传统’的‘越文化’精神固然已积淀为本地域的思想文化资源，如王思任之所谓‘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就乐于为近代浙江人所引用，鲁迅曾不止一次提及它。然而，从深处看，对于近现代浙江人（特别是浙江士人）产生深刻影响的，恐怕并不只是‘报仇雪耻’之类的文化命题，而应当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内容。”【7】但认真阅读王先生对“远传统”的“越文化”精神的分析可以发现，他所理解的浙江思想文化资源主要还是南宋以来的“两浙”启蒙文化思潮等。
这里，我们尝试从“越文化”精神的远古形成开始探讨，并准备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入手，认真分析“两浙”文化精神的具体内涵对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影响作用。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认真研究过越民族、越文化的远古形成问题。通过对宁绍平原的沧桑巨变的探讨，陈先生触及了古越族的形成发展问题。他指出，从第四纪更新世末期开始，人类就已经在宁绍平原上生活，而自那时起，“宁绍平原曾经历了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三次海侵。自然界的变迁频繁而剧烈”。【8】特别是第三次卷转虫的海侵对古越族的影响最大。在第二次假轮虫海侵退去后，宁绍平原提供给越族人的生活环境是非常优越的。可是从全新世之初，第三次卷转虫的海侵开始了。“到距今1.2万年前后，海岸就到达现在水深－110米的位置上，到1.1万年前后，上升到-60米的位置上，到了距今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5米的位置上。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东海海域内伸到今杭嘉湖平原西部和宁绍平原南部。今钱塘江北，古海岸沿嘉定、黄渡、蟠龙、松江、漕泾达杭州玉皇山一线。？？卷转虫海侵的过程，也是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的过程。当然，海侵的前期，首先蒙受影响的是东海大陆架的出露部分。这个地区的原始居民在自然环境恶化的过程中，或许还有一部分内迁到舟山丘陵（即今舟山群岛）和丘陵以西的今宁绍平原。当距今8000年海侵发展到今海面-5米的位置上时，舟山丘陵早已和大陆分离成为群岛，而宁绍平原的环境恶化从此加剧。当时，不仅土地面积缩小，而且由于尚无海塘的阻遏，一日两度的咸潮，从所有河流倒灌入内陆，土壤迅速盐渍化，人们的主要生产部门即水稻种植，从连年减产直到没有收成。卷转虫海侵约始于距今1.5万年前，经过6000～7000年之久，海面才到达与现代海面相似的高度，因此，这次海侵的前期，宁绍平原的自然环境并不遭受较大的影响。但自从海面到达－5米以后，不过1000余年，整个宁绍平原就沦为浅海。因此，在海侵的末期，宁绍平原的环境恶化是非常剧烈和迅速的。也就是在这1000余年时间中，原来在这片自然环境非常优越的宁绍平原繁衍生息的越族居民，发生了他们部族历史中的大规模迁移。”【9】
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是因为我们认为在越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段历史太重要了。民族生存环境由舒适、优越到艰苦、恶劣的沧桑巨变，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环境适应能力还很低的情况下，对古越民的影响过于显著，因而，它必然对越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会在越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按荣格的看法，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它仿佛来自人类史前时代的深渊，又仿佛来自光明与黑暗对照的超人世界。这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原始经验？？这种经验的价值和力量来自它的无限强大。它从永恒的深渊中崛起，显得陌生、阴冷、多面、超凡、怪异。它是永恒的混沌中的一个奇特的样本”【10】。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描述，有时运用了过多的“文学性”话语，使其显得有些神秘；但其实简单说起来，它并不神秘，它应该就是早期人类生活经验在人类内心深处的积淀、结晶形成的心理潜能，在长期的人类进化中，它通过遗传的方式传递给后人。而在集体无意识的形成中，早期人类的重大生活事件无疑对集体无意识有最重要的影响。通过记忆表象的方式，重大生活事件在早期人类大脑中留下的印象通过与后来类似事件的互相作用，逐渐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心理活动机制，形成了人类后代在面临类似事件时的心理反应潜能。这种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意识不到，但在面对特定事件时会自然形成相应的心理反应定势的心理潜能，就应该是集体无意识，其发挥作用的无意识方式就应该是荣格所谓的“原型”。“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性的追逐，总是和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有关。原始意象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问题时相对应的平衡和补偿的因素。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种意象是几千年生存斗争和适应的经验的沉积物，生活中每一种意义巨大的经验、每一种意义深远的冲突，都会重新唤起这种意象所积累的珍贵贮藏。”
从荣格的理论来看，古越族人在面对生存环境的沧桑巨变时所采取的各类积极行动必定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心理活动机制，形成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而且这种集体无意识通过原型的方式影响着后代子民的生活行为方式，形成了自己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越族人的集体无意识在后来诸多重大生活事件的作用下不断加深，同时在这些重要生活事件影响下形成的生活习俗作为集体无意识的表征和产物，又不断地累积、融合形成了越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传统。由此，越族人就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文化传统。
具体分析越民族的早期发展史，我们认为越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中必然有如下积极的要素。首先，面向现实的理性意识。在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民族成员必须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考虑，直面现实，积极应对，才有可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因而，在面对海侵造成的生存环境恶化时，曾经生活舒适、优越的越族人也不得不放弃一切消极的抱怨、不切实际的幻想，采取务实的态度，直面现实，依靠自己的力量，以理性的方式积极应对。所以，正如陈桥驿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古越人或者居留海岛，或者漂洋过海，或者被迫内迁，以理性、积极的态度面对家园的破坏，或者离开原先的家园，寻找新的生活空间，或者改变生活方式，在海岛上生活下来。其次，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面对大自然的巨大灾难时，力量单薄的越族人明白，只有每一位民族成员都积极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才能在与自然的对抗中求得生存发展的机会。这就要求每一位民族成员都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积极担当的使命意识，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把民族群体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处理，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合力，争取民族的生存发展机会。最后，勇于探索、不倦努力的实干精神。曾经生活幸福的越族人在意外的自然灾难面前，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不倦的努力和勇敢的探索，才有可能战胜灾难，重新赢回曾经的幸福生活。因而，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劳动就自然地成为越族人的信念，积极的多方探索、踏实的辛勤劳作成为越族人优秀的民族品格。
一般而言，民族文化传统应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随生活的发展变化而积极调整变革的强大生命力。只有如此，它才能在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中起到重要的感情凝聚作用、生活方向引导作用等等，在精神上帮助本民族成员积极勇敢地面对生活现实，从而推进民族的发展繁荣。而随着民族的发展、强大，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民族文化传统也会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表现出强大的文化魅力，从而能够同化其他民族的成员，使民族文化走向开放、包容。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于越族人正视生活灾难，积极地争取民族生活空间的努力奋斗中，它所具有的直面现实、勇于担当、积极探索和不倦追求的积极要素，对始终苦难深重的全人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
民族文化传统可以分为表层的、感性的生活习俗传统和深层的、理性的民族地域性思想，它们都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和表现。就感性的生活习俗传统来说，它形成于民族发展中重要的生活事件，或者是特定的重要生活仪式，或者是特定的民族记忆内容，但无论何种内容，它们在最初无疑都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内容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习惯成自然地、无意识地认同的生活内容，它们也就自然地转化成为民族生活习俗传统，从而重新与民族集体无意识结合、统一在一起了。从其形成来看，民族生活习俗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轻视。我们认为，民族生活习俗内容是民族成员互相认同的明显标志，它与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紧密相关，甚至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冰山在大海上浮出水面的部分。当外族外地人到达本民族的生活空间时，通过“入乡先问俗”和“入乡随俗”的礼仪保证，外族外地人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接受民族文化传统，融入本民族的日常生活，进而达到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甚至是被同化。因此，就文学表现民族文化传统，展示民族文化心理，呈现民族集体无意识来说，对日常生活习俗传统的艺术描写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自然，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真正表现应该是文学家无意识地受文化原型制约而进行的艺术形象创造，文学家在作品中对民族地方生活习俗的描写只能是意识层面上、浅表化地展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方式之一。因此，在探讨“两浙”新文学创作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作品的地域风格的认识上，而应该深入到文学家的具体创作过程中，去把握其原型文化思维，分析其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对越民族文化心理包括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展现。
就理性的民族地域性文化思想来说，因为它属于已经上升到人的理性意识的民族文化传统，所以它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它必然是深受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制约的；另一方面因为它是理性的，与文学创作的感性特点有很大不同，所以它在受民族集体无意识制约，表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意蕴时，与文学创作由于文化原型的影响能够相对直接地展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有所不同，表现出了间接性的特点。民族文化思想家们在爱智慧的哲思中，针对重要的现实问题，对民族历史经验进行概括总结，这种理性思考从根本上说与民族成员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受文化原型的影响而做出的感性心理反应是一致的，即民族文化思想同样是受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制约的。而因为其活动方式是理性的，这决定了民族文化思想又只能通过对民族集体无意识制约、影响下的重要生活经验以及民族历史发展经验进行分析、概括，提出具体的思想观点，来应对现实问题。应该指出的是，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生活经验以及民族历史发展经验，与民族集体无意识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它虽然是在意识层面上对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外在表现进行的理性把握，其活动方式与民族集体无意识有明显不同，但这种理性把握还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意蕴内核，而且民族文化思想家的理性思考也不完全排除对文化原型的直接体验感悟，再加上民族文化思想的理性特点保证了思想的有效遗传继承，这使其在不断的思想发展中有可能实现对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理性直觉，从而创造出体现民族文化本质特点的文化思想。
具体到越民族、越地的文化思想来看，南宋时期可以看做越民族文化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从上文提到的越民族文化心理要素来看，越是在社会现实问题严重，迫切需要人们去应对、思考回答时，越民族集体无意识就越会因为受到强大的激发，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从而推动越民族文化的更大发展繁荣，进而能够展现其巨大的魅力。在文化思想领域，这时真正体现出越民族文化本质特点的越文化思想也会实现飞跃发展。正如学者们不断总结过的，南宋时期形成了“两浙”文化传统中的启蒙文化思潮，它的影响甚至波及了近现代时期。王嘉良先生曾总结说：“宋明以来，浙江人才辈出，学派林立：由南宋开启的‘浙东学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创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确立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哲学理念，从而构成对汉儒经典的冲击，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至明清之际，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哲学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促成了事功学与心学的合流，建构了一种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哲学理论体系，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与理学，鼓吹民族思想，于是使这里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近代以来，此地启蒙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特别是作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风雷的呼唤者，龚自珍更是从浙江走出的第一流启蒙文学大师，其思想学识不独流布甚广，‘风尚所趋，尊为龚学？？家弦户诵，遍于江浙’，且以其振聋发聩的‘改革’呼声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界、文学界。？？由是观之，以启蒙思潮为核心的两浙文化传统，早已处在引领全国文化新潮的位置，且事实上构成了对处于急剧震荡中的近现代中国知识界以强大的思想、精神‘原动力’，尤其会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士人施加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后来走出一个以启蒙为重任的新文学作家群，正可谓是历史传统的承续，是文化启蒙思潮蓄势已久的喷发。”【11】王先生这一大段简明扼要的分析主要是从经济与文化的辩证统一发展来谈的，所论准确深刻，但我们不能忽略了“两浙”士人受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在社会动荡中发扬越民族文化精神，积极进行越文化思想创新的巨大努力。具体分析南宋以来的“两浙”启蒙文化思潮，它的思想核心理性、务实以及主体性等等，不也正是越民族文化精神中的核心内容吗？
另外，还应该指出的是，民族文化传统中感性的生活习俗传统和理性的民族思想传统之间也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因为两方面的内容在根本上都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和表征，所以两者之间除了外在形式上的区别外，更主要的是相似相通、互相作用、共同发展繁荣的关系。就越民族文化传统来说，越民族文化思想与越民族文艺传统之间也是如此，两者互相作用，共同繁荣，为越民族创造了既有理性深度，又有亲切感人的原型表象的精神空间，这是越民族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共同创造，同时又共同受其浸染、滋养的精神文化传统。一些文学家和批评家在接受了越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后，即使后来离开了越地，但越民族文化传统就像那条始终控制着在高空中飘荡的风筝的线绳一样，也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在外漂泊的浙籍文学家和批评家。鉴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刻影响力，我们认为这种民族文化精神上的血脉联系是无法彻底割断的，因此我们的20世纪浙江地域文学批评研究，也包括地域文学创作研究，一直主张重视批评家和文学家们的“两浙”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