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地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苏醒过来，高校恢复办学，百废待兴。国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阶段，计划经济特征明显，高校办学物资紧缺，人们思想观念守旧。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浙江省加速高校的恢复和建设，实行多形式、多渠道办学，加速扩大招生规模。在此期间，浙江高校根据各校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开发后勤资源，以保障高校恢复办学的需求。同时，开始浙江高校后勤改革艰难跋涉的起步。
1.1 ”大而杂、小而全”
解放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社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高等教育基本搬抄前苏联模式，长期由国家“统包”。国家不仅承担大学生的培养费用（培养一名大学生需投入约4.5万元资金）、就业分配，而且还要承担大学生乃至整个高校的后勤保障。由此形成了一个资源由国家供给、经费由国家拨付，“穷国办大教育，穷教育办大后勤”的“大而杂、小而全”的高校后勤保障体系。这种旧的高校后勤保障体系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其封闭性、福利性、事业型的运作模式和机制上的“统、包、管”的弊端，造成高校后勤设施陈旧、条件简陋、管理落后、效率低下，后勤生产力受到严重的束缚。
“文化大革命”劫难结束后，1977年，高校开始恢复办学招生。此时，浙江省的高等教育处于极度萎缩的状态。据1978年《浙江统计年鉴》记载，全省普通高校只有20所，多数集中在省城杭州，也有在海防和边远山区的；教职员工11961人，在校本专科生24223人；浙江省每万人口大学生数1977年仅为3.7人，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校总体数量少，规模小。后勤保障基本沿袭传统的高校后勤体系，高校后勤管理机构一般设立行政处或总务处，内部按不同职能设置总务、伙食、房产、运输、卫生所、幼儿园、水电等科级机构。由于长期用行政管理和福利化的办法办后勤，高校校园搞“自我配套、自我服务”，办“小社会”，总机房、收发室、煤气站、招待所、车队、卫生所、幼儿园等样样都有。地处偏僻地区的高校，如浙江化工学院，还办有职工子弟中学和小学。高校基础设施落后。职工队伍整体结构不合理，呈现“四多四少”现象：低学历的多、高学历的少；普通工人多、技术人员少；接班顶替的多、正规训练的少；简单劳动的多、管理人才少，素质相对偏低。高校后勤按计划经济模式运行，生产不讲成本，经营不讲效益，服务不讲质量，综合保障能力普遍较低。
1.2 ”拓荒”的艰辛
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后勤物质资源供应非常匮乏。水、电、煤，油、米、面，肉、禽、蛋、豆制品等，这些最基本的物资都是按计划、凭票证供应的。不够用，怎么办？一条路，找政府。当时浙江省教委负责物资、经费管理的职能部门，专门腾出人手，整天去找粮食局、食品公司、燃料公司等地方政府物资计划供应部门，请求增加供应计划，协调解决高校物资供应的缺口问题。但终究是僧多粥少，难以保障最基本的物资供应。有一次，某高校伙食科有位老会计，不慎将两千多斤食用油票过期了。当时，每位学生一个月才四两油票，老会计压力太大，几天几夜睡不着，后勤领导得知后立即找省市粮油主管部门，经过多次商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到省市粮油主管部门的支持，从计划外调拨了两千多斤食用油，解决了这个难题。
20世纪80年代初，省教委计划财务处的同志，经常带领高校的总务处长去东北买大豆，去山东采购煤气，去全国各地寻购煤炭等紧缺物资。有的高校用学校的某项科研成果，以厂校合作的方式作为交换条件，换回煤气等计划供应物资的指标。在那段特别困难的历史时期，兄弟院校后勤部门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送给别人，在携手做好大学后勤保障工作过程中，留下许多感人的佳话。在杭高校中，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作为部属高校，他们有时通过部系统多调运一些煤，接济给其他省属学校。有时，哪所学校突然停电或停水，烧不出饭菜，只要一个电话，邻近的兄弟院校后勤领导，就亲自押车，把自己学校的饭菜先送过去解燃眉之急。当时高校基础设施落后，抗灾能力非常弱，一位浙江大学的老同志至今仍记得，有一年夏天刮台风，校园一片狼藉，水没了，电没了，柴火也没了，炊事员就把破门板拿来当柴火，从远处挑来水，用剩饭烧了几锅稀饭；采购员半夜起床，沿街奔跑，把几家小吃店的油条、大饼全部包买回来，才保障了师生的早点供应。“天下后勤是一家”，艰苦的环境和条件，培育了浙江高校后勤员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团结协作、忍辱负重的精神和作风，增进了兄弟院校之间的友谊。
高校刚恢复办学，后勤资源严重匮乏。学生食堂拥挤，宿舍紧张，断电、断水现象时有发生，设施维修、改造跟不上，后勤疲于应付，师生生活很艰苦。浙江省各高校领导号召广大师生员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恢复办学作贡献。那时的高校后勤员工充当了拓荒者的角色，他们积极挖掘潜力，加强后勤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利用，使有限的宝贵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为保障高校后勤与教学科研“两个轮子”的平衡运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时，水电供应非常紧张，在杭高校曾多次出现因水电供应严重不足，影响教学、科研、生产和生活的状况。杭州市专门在浙江医科大学设立非工业用电办公室，与浙江省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合署办公，协调解决水电使用难题。80年代初，部分高校为解决用电用水难问题，采取“保、限、调、停”的用电管理措施：“保”，教学科研用电优先保证；“限”，学生宿舍限在晚饭后至熄灯前供电，当时为数不多的生活办公用空调规定在32度以下不准使用，水泵、风机等大动力设备实行限时限量供电；“调”，对校办工厂大功率电器，如切割机、电焊机、大龙门刨等调到深夜班操作；“停”，礼堂、食堂彩灯除节日之外，一律禁用，电炸油条机停开。同时，推广使用节电节水新技术和改造旧设施，如水龙头装节流阀，将生活废水二次利用等。浙江医科大学、浙江中医学院等许多院校都推出改进水电管理的新办法。浙江农业大学根据实际情况，尝试分类确定水电使用指标，对经营服务单位按实际使用量全额收费；对学生宿舍、教学科研单位、公益服务部门、校机关核定指标，实行超指标收费，减少了水电费的开支，缓解了学校水电的压力。
恢复办学之初，高校用房非常紧张。教职工没有宿舍，住大食堂；缺少办公室，几个教研室合并一起办公。浙江省各高校通过校内挖潜，把校园内边角地块、围墙周边的空地、废旧仓库、废弃的旧厂房等，都充分利用起来，改建为学生餐厅、招待所、小卖部、后勤临时工宿舍等，缓解了恢复办学初期用房紧张问题。浙江大学把一个20世纪50年代造的破旧的食堂仓库，进行改造装修，办起了一个集饮食、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餐厅，既为师生提供就餐场所，又美化了环境。有的学校将旧的大礼堂改造装修成宽敞漂亮的学生餐厅，把原干部培训楼装修成招待所。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一些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地区，有的高校开始利用社会资源为自身提供服务。
通过高校领导、广大师生、后勤员工和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多方挖潜，逐渐克服了经费严重不足、水电和用房紧张、物资紧缺等种种困难，基本保障了高校恢复办学对后勤的需求。
1.3 创办劳动服务公司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萧条，就业困难。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新增劳动力需要安置，全社会劳动就业形势严峻。根据党中央关于广开就业门路，促进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精神，为了解决教职工家属和子女的就业问题，各高校从实际出发，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因地制宜，多业并举，普遍创办了劳动服务公司。校办劳动服务公司属集体经济性质的第三产业，经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以校内教职工家属、子女、待业青年和部分机关、教学单位分流出来人员为主要队伍，在校内开办综合商店、书店，经营食品、学习用品、日用小百杂货等生活必需品；办家属食堂、小吃部、面包房，文印店、缝纫组、理发室、自行车修理部、装卸运输组等为师生提供生活保障服务；开办招待所，利用校舍机动用房，安排床位，用来解决部分外来客人的临时住宿，等等。劳动服务公司的创办，安排了教职工家属和子女的就业，扩大了师生员工的服务范围，增加了高校后勤的经济收益，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丝绸工学院劳动服务公司，结合本校的专业特点，开展后勤服务和多种经营，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培训业务，形成研、产、供、销为一体的产业链。随着学校的发展，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国内外校际交往、召开学术会议等日益频繁，外来客人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修建了浙丝迎宾楼，向地方公安部门及税务部门备案，按地方旅馆业规格，设有套客房，开展对外饭店管理服务业务，并陆续建立印刷厂、服装厂等，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浙江师范大学于1984年由总务处膳食科创办了所属企业食品厂，1988年成立有偿服务办公室和科技开发总公司，设专管创收的校长助理，并把所有产业并入科技开发总公司，此后还开设了保安器材厂、四通公司、棉花加工厂、电器设备厂、草酸厂等实体。
1992年10月，国家教委颁发《关于巩固和发展高校劳动服务公司的若干意见》指出，高校劳动服务公司是学校后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生活服务是高校劳动服务公司的宗旨。劳动服务公司在校内兴办的第三产业是后勤服务的重要补充。劳动服务公司近几年来在探索高校后勤逐步实行社会化的途径方面，已取得一些经验。劳动服务公司要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管理机制的优势，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增强竞争力，与后勤服务部门分工合作，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共同为高校打破“大而杂、小而全”的封闭式自我服务体系，建立起资产多元化、服务方式多样化的社会化后勤服务新体系贡献力量。浙江省各高校创办劳动服务公司的实践，为探索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的途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4 豆腐房和吸气排烟灶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在当时是一句非常时髦又非常现实的口号。很多高校小店、食堂供应的食品诸如豆制品、面包、油条等都是后勤员工自己制作出来的，在杭州很多高校当时都自办豆腐房、面包房，一般都是一间小房子、一台磨浆机、一只大木桶，两三个人，一天就可以制作出两三百斤豆腐，基本能满足学校师生对豆制品的需求。为保障师生员工早点供应的需要，有的学校还自制和面机，购买烤箱，办起面包房，每天能制作出十几个品种的面包和蛋糕。员工每天凌晨两三点钟起床，虽然工作又苦又累，但苦中有甜，后勤员工用自己的勤劳双手为改善师生伙食付出了一份辛劳。
当时，高校食堂设备设施比较落后，各高校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搞技术更新，土法上马，自制器具，添置食堂设备设施，努力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和学生就餐环境。一些高校校办工厂专门为食堂设计制造了铝制淘米筐、蒸汽锅、开水箱、烧饭车、拉菜车、烧饭加水器、不锈钢菜橱等机械炊具。这当中特别有影响的是制造和推广吸气排烟灶。那时，高校食堂烧饭炒菜的工作间普遍狭小、拥挤，尤其是没有吸排气装置，烧起饭来油烟、水蒸气弥漫，空气污染，光线很差，易发生事故。同时，工作间湿度大，炊事员患关节炎、气管炎的很多。一次，浙江工学院膳食科长姚继斋在西安财经学院考察时，从该校食堂土制的吸气装置受到启发。考察回来后，他连夜找维修队的同志，利用烟囱排气自然外差的原理，吸取别人的长处，设计制造出食堂工作间用的自动吸气排烟灶。该灶能将水蒸气、油烟及时吸排出去，保持空气清新、减少噪声，有效改善了操作间工作环境，同时也节约能源。1988年10月，浙江省爱卫会、浙江省高校在浙江工学院召开现场会，把吸气排烟灶向全省高校推广，各高校纷纷效仿。浙江工学院总务处组织维修队的同志走出校门，先后去当时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中医学院、上海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华东工学院、衢州电化厂等单位帮助搭建吸气排烟灶，推广这项技术革新成果。这在当时是轰动华东地区、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
1.5 学生食堂的经济承包
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省部分高校领导、总务处长自发地组织人员北上南下，去广东、深圳、南京、上海、陕西等地学习考察高校后勤改革情况。当时，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农村迅速推开，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大包干”的星火，燎原中国大地，也点燃了浙江高校校园。
浙江省最早的高校后勤改革是从学生食堂搞经济承包开始的。据浙江省教育系统财务报表统计，那时，全省高等学校的事业经费（不含专项经费和科研经费），70%用于人员工资，20%用于后勤保障和后勤服务，10%用于教学。而后勤部门又要拿出40%左右的经费用于食堂伙食，这就是当时的“吃饭财政”。食堂延续福利型的办伙模式，菜肴品种不丰富，服务是无偿的，大学生就餐自带碗筷，拿饭菜票，排长队。现在的学生大概不知道饭菜票是什么样子，长方形纸质（或塑料）的小片，长宽约3厘米×6厘米，上面印某某学校食堂饭票1两、2两、半斤、1斤；某某学校食堂菜票1角、2角、5角。别小看这一张张小纸片，方寸之间，可包含着很多故事。那时食堂没有激励措施，员工吃“大锅饭”。高校无力对食堂进行投资建设，多数高校食堂屋宇简陋，桌椅破旧，就餐环境极差。浙江化工学院（1980年更名为浙江工学院）刚刚从衢州搬迁来杭州，学校边搬迁、边建设、边办学。当时，校舍没造好，没有教室，就借用附近朝晖中学的教室上课。没有食堂，就用石棉瓦搭建简易食堂，饭菜做好后，用塑料袋一份一袋装起来，封好口，做成快餐（这也许就是最早的快餐雏形），送给在附近朝晖中学教室上课的大学生。困难程度，可见一斑。那年，浙江高校后勤的同志去北京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会议，中国营养协会会长于若木同志在小组讨论会上得知浙江工学院食堂用塑料袋装饭菜、做快餐，非常关切，仔细地询问了快餐营养搭配等一些细节问题；在得到满意的回答后，表示非常感谢，同时又叮咛，后勤工作的同志一定要让学生吃上热菜热饭，让同学们上好课。广大师生员工、社会有关单位对改变高校学生食堂现状的呼声非常迫切，在杭州的部属、省属高校以及宁波、嘉兴地区部分高校的后勤部门已经在悄悄酝酿食堂的改革。
真正首开先河的是杭州电子工学院。该校总务处的同志们在学习了上海同济大学的经验后，于1981年9月，率先在食堂实行以经济责任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单项改革，刚开始实行半企业化管理（又称半承包）。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后，1983年5月，又大胆实行食堂经费包干和经费定额管理的二级承包。具体做法是：（1）由膳食科实行食堂经费承包，把经费直接拨给承包者，明确食堂办伙的质量、价格、要求和经济责任。（2）把间接成本注入办伙成本，其注入部分以按营业额的比例提取管理费的形式进行回收，用于员工奖励和食堂的发展基金。当时，水、电、煤等是不计入成本的；工作人员工资是国家发的，也是不计入成本的。学生食堂伙食成本构成，就是：粮食、蔬菜和副食品采购成本，通过饭菜票进行回收。按国家规定，支付的办伙成本与收回的营业总额之间，只允许在±2%之间浮动。膳食科敢把间接成本注入办伙成本，推行“微利经营”，这在当时，简直是吃了“豹子胆”，闯了禁区。食堂承包者和食堂职工不声张、不宣传，暗地里稳步试行。他们把回收的间接成本拿出一部分，发给职工当奖金，多的一个月可拿到100多元。那个年代，学校的教师、机关管理人员都还没有奖金。有了这点奖金激励，食堂职工的干劲更足了，他们主动适应师生的需求，扩大服务范围，增加花色品种，开起小炒，严格把住进货关、加工关、消费关，向管理要效益，有效地降低了办伙成本，解开了学生食堂办伙的死结。间接成本的注入和回收的比例也由最早的5%增加到20%，使后勤逐步有了积累。该校食堂经济承包的成功做法，起到了示范作用。紧接着，浙江省许多高校，如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工学院、宁波师范学院等都开展了学生食堂的单项经济承包。浙江省高校校园掀起后勤改革的第一个高潮。
学生食堂经济承包是高校后勤改革的重大突破，在管理模式上，突破了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开始实行经济核算，构建经营服务体系；在管理方法上，改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开始建立起岗位责任制，运用经济手段与行政约束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方法；在经营机制上，变无偿服务（全福利型）为有偿服务（微利经营）。食堂经济承包提高了餐饮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改善了办伙条件和就餐环境。高校食堂菜肴品种从改革前的每餐七八种菜、包子按年级或班级轮流每周只能吃上一次，到改革后的菜肴品种增加到数十种、包子每天都有。逢节假日还给师生免费发加餐券。学生食堂越办越好，学生非常拥护，增强了高校后勤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国家教委、团中央、教育工委联合对高校学生食堂进行表彰，当时由浙江省教委计财处副处长马荣璋带队赴京领奖，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为浙江工学院颁了奖。浙江省有浙江大学、浙江工学院、宁波师范学院三所高校的学生食堂被评为“全国高校先进食堂”。浙江省部分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宁波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宁波师范学院学生食堂的新闻《每吃一顿饭都是一次美好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