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一次未能成功的“公医制”探索
在中国，医生私人开业是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就以私人开业为存在形式。现代医学（西医）在中国兴起（20世纪初）之后也受中医的影响，大多数西医毕业生选择了私人开业，而社会上的医院则主要是私立医院和慈善（国外教会所办）医院。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城市里，穷得在医药上一分钱都掏不出来的人已达到25%；农村则更加严重，达到了37%。面对这样的情况，单纯依靠有限的慈善医药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商业式的医学就更不要说了。于是，有人提出了“公医制”。
“公医制”的提法是相对于医生私人开业和商业式的医学而言的，可以理解为公共医疗体制。据资料记载，公医制最早（约1785年）始创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时服务范围仅限于预防流行病与颁布卫生法规及禁令，并无医师或卫生官执行，只是由警察负责，因此有卫生警察的设置。正如有人考证出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一样，有阿Q式的好事者也考证出“公医制”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且还久远到“礼治天下”的周代。研究者还提供了原始文献——《周礼·天官》中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医师，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为全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又次之，十失三再次之，十失四为下。”大有“考据学派”遗风。
还是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吧！当时，欧洲“公医制”已经在逐渐推行，而且推行的范围越来越大。1937年前后，中国新医（相对于传统中医而言，舶来的西医当时被称为新医）数目太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当时每800人有一名医师，美国每1000人有1名医师；而中国则每3万人才有1名医师，且多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大城市，比如上海就占了22%，即便在大城市也并非都能普及。如同当下，医科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大城市所吸引，宁愿在城市中挣扎生存，也不愿意到乡村去。确实，在乡村行医，困难更多。据当时的一项调查，1万个农民平均每年所能支出的医药费之和才能供养1名医生，我们无法想象由1人担任1万个人的医生的情形。
那么如何解决人口众多而医生极少的矛盾呢？“公医制”便进入了有识之士的视野。
危难当前，领袖人物的视野、能力、魄力及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民国时期著名的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审时度势，提倡“公医制”，不计功利，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民国时期另一位医学教育家伍连德博士则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从理论上探讨“公医制”的可行性已没有必要，所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他认为主要障碍在于适当人才的缺乏。于是在两位有识之士的组织和带领下，“公医制”进入了试行阶段：必须要做的就是“公医制”组织的建立和人才的培训。首先，他们认识到，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仅仅依靠外国是不行的（最初的医学教育及医院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带来并把持着），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创建自己的医学院校。到1935年，就已创办了四所国立医科大学。其次，由于中国现代医学最初完全是私人性质的，进而还出现了教会医学社团组织，如中国博医会等，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医学教育主权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应该对医学教育的发展负起责任来，小诊所、私人组织，不论是外国人开的还是中国人开的都必须受政府的统一管理。另外，为了使学生安心学业，毕业后能为国家医学事业服务，应该免收学费，做长远规划。
在医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民国政府终于在1940年公布了公医制方案——《公医学生待遇暂行办法》（简称《办法》）。《办法》强调对公医生免收各种费用，并指定四所院校先行试办，对其余院校的公医生名额进行了限制。《办法》中还规定了学生需填写志愿书，若因无故退学等原因离校将追缴学费，并规定了毕业后服务期限及服务办法。民国政府又于次年公布了《医学生服务暂行办法草案》，对公医生的具体待遇做了规定。
国外成功经验加中国现实情况分析，再加有识之士的倡导和政府的支持，我们似乎应该得出“成功”结果，可现实很残酷，“公医制”失败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医疗状况恶劣，这既是“公医制”提出的动因，也是“公医制”难以取得实效的最大障碍。时局动荡，战争不断，政令屡易，经费不足，这才是“公医制”最终破产的根本原因。当然，“公医制”本身的理想化色彩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
反思现在的医学教育及医疗现状，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广大农村及边远地区的医疗状况依然堪忧，而我国8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这类地区，每年虽然数以万计的医学毕业生走出校门，但由于待遇及生活条件艰苦等原因，进入农村及边远地区的医学毕业生极少。很显然，现在依然是一个需要“公医制”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