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的权变之术。他利用修纂《四库全书》的良机，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让那些“蛇”主动地游走出来，然后一个个打死，最终达到了清除“不良思想”的预期目的。
第一招，循循善诱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一招，就是循循善诱，广而告之。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由于当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内容、体例等都没有考虑得十分成熟，这个诏书下得非常笼统，只是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致使各地对搜求什么样的书并不十分明了。
同时，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时有所闻，如雍正朝的查嗣庭、吕留良陷身文字狱，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狱，民间风声鹤唳，只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
因此，搜书的效果很不理想。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献书者还是不见踪影。乾隆十分不快。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献书，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之人也没有半点干系，不得加罪。至于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碍。绝不藉“访求遗书，而于书中录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何况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给持有者。
这样一种“善诱”之策，果然使许多粗心之“蛇”纷纷出洞。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好书坏书，“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其他省份所献之书在数量略有差别，但他们献书的劲头却与此无异，真可谓“踊跃奉公”了。
第二招，奖掖激励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二招，就是适当奖掖，精神激励。
在消除献书人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乾隆还不忘给献书者以适当的精神奖励，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
这个奖励办法颁布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主要内容是：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者，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持有人。
我们知道，献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中间多有风雅之士，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且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了。
于是乎，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仅各地所献书籍，就达万余种之多，足见乾隆“引蛇出洞”招数之高妙。
第三招，威逼恫吓
对于那些藏有“违禁”之书，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则采取“威逼”之法。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就对一位督抚下了这样的谕旨，大意是要该督抚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联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示，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既有娓娓劝诫，又暗含威胁之意。当地官员和藏书之人哪敢怠慢？
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打蛇的事情我做主
蛇既出洞，书既已献，藏书家就做不得主了。
对于其中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本身的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不少书借助修纂《四库全书》这一盛事保留下来，但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这一点，鲁迅曾作过精辟犀利的批判。
更有甚者，许多书的主人由此罹祸，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煎熬。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本人及其家属也被发配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理，真可谓“出洞之蛇任人打”了。
为此，我们在了解《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
正是这些不为我们熟悉的细节，让人体会到历史的残酷性。
“十全”背后非十美
乾隆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对“康乾盛世”的大肆褒扬，二是由于当前《戏说乾隆》、《乾隆微服私访记》这类清宫戏在荧屏上对人们视觉形成的持续冲击。有这两种力量推波助澜，一个人想要低调都难。
何况乾隆本来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对于自己的功劳和业绩，即使别人不吹捧，他自己也会想办法来宣扬。他称颂自己“十全武功”的诗便是这类“颂己”之作的代表。
“十全武功”，就是“十场战争”。具体为：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金川两役、台湾一役、缅甸一役、安南（越南）一役、廓尔喀（尼泊尔）两役。这十场战争，有胜有负，都打得艰苦卓绝。乾隆老夫子为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专门为每场战争各写了一首诗，后来结集成《御制十全诗文集》。
我们知道，大凡喜欢夸耀自己的人，往往是底气不足者。其所讲述的事情，往往名不符实。乾隆把自己任内发生的十场战争夸耀成“十全武功”，作为皇帝老子的“金口玉言”，当时没人敢反驳。
但岁月流转，时过境迁，随着皇帝老子威严的逐渐消失，对于“十全”武功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这在各种史料中都可找到，近人孟森在他的《清史讲义》如此评价：“高宗（乾隆）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这个评价说，乾隆自从平定新疆后，所有的“武功”要么出自内乱，要么是外面挑衅，运气不错，碰巧平息，都是“救败”而不是“获胜”。
由此可以看出，“十全”之谓，不过乾隆的夸大之辞，他把战争的功过成败，当成政绩煮成一锅“十全十美”的稀粥，希图使自己的威名永世流传。
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双赢”的。
只要是战争，就必然伴随着血与泪、火与仇。
大小金川位于川西大渡河上游，山高路险，常年积雪，人口仅数万人，辖地也不过二三百里，乾隆时土司内部纷争，朝廷前后两次发兵平定。第一次是乾隆十四年（1749），打了两年，耗银2000万两。第二次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费五年之功，十万之师，七千余万之帑”。这两场战争都打得十分艰难，因为大小金川地势险要，满清大军与当地反复厮杀，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胜利。除花去大量的军费以外，还损兵折将。史学家孟森评价道，乾隆前后在金川发动的这两场战争，用朝廷正规大军和当地土人武装相斗，即使打胜了，也算不了什么。并且，在初次平定金川时，总督张广泗、经略纳亲因错失时机，被朝廷处死。再次平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又战死，损耗也非常大。
这样的“武功”，怎么能称得上“十全”呢？
除此之外，平定台湾、安南、廓尔额（尼泊尔）、缅甸等战役，要么是吃了败仗，要么是别人主动投降，没有那一役称得上“武功”。
拿缅甸一役来说，当时满清的征缅大军很多死于南方热带雨林的瘴气，统帅明瑞战死，好在此时被缅甸吞并的暹逻在华人郑昭领导下复国，正好发兵攻打缅甸，缅甸为避免腹背受敌才向清廷求和。这明明是场败仗，却要说成“武功”，有些恬不知耻，难以让人信服。
即便如史学家孟森肯定的定回疆之战，虽说平定了叛乱，统一了疆土，但所费之巨、所损之将都十分惊人的。《东华录》载有很多奏报，颇言当日之艰辛。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在回疆前线厮杀的将军兆惠上奏：“我兵杀贼虽多，阵亡亦百余，总兵高天喜、原任前锋统领侍卫鄂实、原任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俱殁于阵。”参赞大臣爱隆阿也奏报：“靖逆将军纳穆扎尔、参赞大臣三泰于十月十三日，带巴鲁图侍卫奎玛岱并兵二百余前赴兆惠大营。夜四鼓时，遇回兵三千余，仓卒冲拒，三人均已阵亡。”通过边疆大臣们奏闻的只言片语，我们看到的只是当日战争的残酷，丝毫未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妙，这又怎能轻易地冠以“十全武功”的美称？
至此可以看出，所谓“十全武功”，不过是一个臆想症患者的呓语、一个好大喜功者的幻想，这种虚荣也许可以短暂蒙蔽人们的眼睛，但时间的河流终究会冲开历史真相上面粉饰的沙尘。现在，又还有多少人对“十全武功”深信不疑呢？
文字狱的另一端
大概是意识到文化的“利器”作用，清代的皇室对文人一直保持警惕。雍正皇帝是个相当精明强干的人，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明，使他意识到文化的“双刃剑”作用。这把“剑”用好了，固然能进一步巩固、维护朝廷的权威，可一旦用歪了，对当前的统治就可能起到颠覆性的效果。因此，自雍正始，清朝对文化的管制变得极为厉害。
雍正时的曾静事件
这个事情还得从著名的“曾静事件”说起。据《清史稿》载，雍正六年（1728），湖南儒生曾静派遣自己的弟子送了一封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信中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清代皇室本来是金（女真）的后裔，而你却是汉人特别是抗金名将岳飞一脉所传，现在你身居高位，一定得利用这个资源优势，报我们汉人之仇啊。这封信完全站在种姓的角度，以一个读书人的慷慨陈词来劝说当时的封疆大吏。表面上看，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但站在岳钟琪的位子来看，这封信无疑是晴天上的一个霹雳，他“大骇”，赶紧上报雍正，让朝廷去查这个事情。而曾静虽然表面上义正辞严，但却受不了皮肉之苦，一顿严刑拷打下来，立即招出自己之所以有这个思想，是因为受了浙江读书人吕留良著作的影响。
那吕留良到底是什么人呢？史料显示，吕留良（1629—1683）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文家，也是有名的反清人士。这人一身傲骨，不但用家产支援义军，而且直接参加抗清战斗，左腿中箭，留下终身创伤。他的著作自然满是反清言论。曾静读了他的书，一时心折，不由产生了反清的冲动。但这冲动仅只能保持短时的效用，面对严刑逼供，所谓的气节便不值一提，他“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并自愿作为朝廷警示世人的反面教材，到江宁、杭州、苏州一带宣讲。只可惜，他的主动迎合并没有换来好下场，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曾静当时逃过一劫，但在乾隆即位后，即被处决。
关于这段历史，文学家们多爱谈及，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在抄斩之时，侥幸逃免，后练成绝世武功，潜入皇宫，取得雍正首级，报了家族之仇。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侠骨丹心》等对此即有精彩叙述。但传奇归传奇，历史还是历史。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朝廷为了政权的稳固，不惜采取极其残酷的株连手段，用鲜血来堵住读书人的口，来折断他们的笔。
乾隆时期更残酷
到乾隆朝后，对文字的管理更为严格，管理的“水平”更为高超。相对而言，乾隆对儒学比雍正更通透一些，因此，对于文化的箝制也显得比雍正内行。他明确要求：“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他手上积下的文字狱比雍正时更多。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
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等诗句。乾隆判定“壶儿”即“胡儿”，有毁谤满清政府之嫌，立判徐某剖棺戮尸，子孙与地方官全部斩首。
沈德潜本为乾隆宠臣，他死后，乾隆在他诗集中发现有咏黑牡丹诗一首，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大怒，以为影射满族为入主中原的“异种”，下令剖棺戮尸。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的文字冤狱案数倍于康熙、雍正，大案多达60余起，冤狱横兴，滥杀无辜。那些喜欢清议的文人自然就什么也不敢说了。“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李祖陶《与杨蓉诸明府书》）。
士风转向学术研究
朝廷有了这种高压，读书人便不再敢妄发议论。学术由偏于思想的阐发，开始转向于考据、音韵等技术性一端。这群文化承担者不再关心当世的事务，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埋头于古文献里进行文字训估、名物的考证、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这大概是清代著名的乾嘉学派兴起的直接引子。梁启超就明确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这种技术性的学术倾向，做的只能是扎实的学术基础工作，缺乏思想理论上的建树。
这种学术史上的起伏，正是兴起文字狱的清皇室所愿意见到的。
杀你没商量：三起奇怪的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多如牛毛，从审案的角度看，犯事者总犯有“不可饶恕”的“罪孽”，证据足以让人信服，判处死罪显得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