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反应怎样呢？只见他批道：“我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这段话批得很口语化，生气的样子活灵活现地表现在眼前。这种发怒当然是装出来的，他这一骂，把自己不想争皇位的姿态骂了出来，既可以让自己的兄弟们放松警惕，还可以让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中国文化讲究不争名利、以义为重，雍正对下属这样的训斥正好迎合了大众心理。
雍正继位后，让人把戴铎的“十启”汇编成册存档，其意大概是想让后人知道，自己并不想作皇帝，你看戴铎这厮当年不断地劝我当皇帝，我不都是在骂他吗？
雍正玩权术的手段很多，自然不止于对“十启”的批判。
康熙晚年时，内心里极度渴望皇位的雍正爱上了佛教，把自己搞得神神道道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掩饰，以在众兄弟面前表明自己无意逐鹿皇位，松弛对手们的戒备。
待继位并把异己排除干净后，他不仅拜了喇嘛高僧为师，还自己选刊佛学书籍，展现出虔诚的模样。
但在现实中，他的苛酷严刻却是出了名的。各种武侠小说描绘的“血滴子”，各种史料中记载的文字狱，无不诉说着雍正时代的严厉与毒辣。
因此，他信佛，不过在掩饰自己的残忍，假托慈悲而已。佛学在这里也变成了雍正的一件道具。
应该说，虚伪是一些人的生存常态，确实帮助一些人达到了自身的目的。
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现实还真是这样，假如雍正没当上皇帝呢？我们是不是也以为他说的那些是真的？
就是当前，还有多少人在我们的身边作着虚伪的表演呢？但我们却茫然不知。
雍正上任时的“两把火”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一月中旬，正在边关镇守的皇子允禵收到一道谕旨，要求他速速回京奔丧。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道谕旨不是他敬爱的父皇（康熙）颁发的。而是一道由他兄弟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颁发的谕旨。他预感到大事不好。
就在这个月十三日，一生写满了沧桑和传奇的康熙帝永远闭上了双眼。胤禛在刀光剑影、危机重重的争斗中，从众皇子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康熙的继任者。稍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帝位之争，总是充满了血雨腥风。即使一时当上了皇帝，也不见得就长久地当上了皇帝。人到中年才获得极权的雍正当然明白这一点。周围是一群虎视眈眈的兄弟，还有一些反对自己的老臣，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狠下心来。如果不将第一把火烧旺，往后的日子可能就难过了。
第一把火：三道谕旨
十四日，刚掌握了君权的雍正一连下了三道谕旨，第一道谕旨，就是让允祀、允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第二道谕旨，就是命令抚远大将军允禵奔丧来京；第三道谕旨，则是封允祀、允祥为亲王，封“废太子”允礽的儿子弘皙为郡王。
这三道谕旨，看似匆忙作出的决策，实则是雍正深思熟虑的结果，暗含了权变之术中最重要的“镇”、“抚”二字。“镇”，就是施以压力，甚或削去反对者的权力，让他没有反抗的力量；“抚”，就是重用那些拥护自己之人，或是那些摇摆不定却又十分重要的人物，给他以心理的上抚慰。像隆科多，就是拥戴雍正称帝最为有力者，而一帮“允”字辈的兄弟迅速启用，有的是暗含拉拢之意，有的是为了平复他们想当皇帝而不得的“怨气”。至于允禵被召回软禁，则是怕这个掌握着兵权的大将军在边关生事起兵。所以说，雍正点的第一把火，烧得很有些水平，软硬兼施、恩威并重，有这样高明的手段，谁还敢不听你的呢？
第二把火：解决粮食问题
把人镇住了，算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但农耕社会里，要想稳定，还必须有一定的粮食作基础。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又有语云：“手中有粮，心头不慌。”世故老到的雍正深知这个道理。没有粮食这个物质基础，很多事情会变得十分微妙。饥民、贫民造反的事，在历史上多着呢？只有把粮食的事情办好了，位子才能坐得牢、坐得稳。雍正的第二把火就是从粮食着手的。
此时的雍正正式登基还不到一个月，他又颁布了两道意味深长的谕旨。这两道谕旨，一道下给户部，一道下给户、工二部，措辞都极为锋利，暗含风雷。在给户部的谕旨中，他说：我老爹（康熙）有好生之德，而地方官每每抓住他这个特点，恣意亏空粮食，动辄就成千上万。如此迁延多年，亏空十分严重。一旦地方有急需，不能支持，那可是大事啊。因此，各省督抚三年内要把亏空的粮食如数补足，“毋得派累民间，毋得藉端遮饰。限期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足之后，再有亏空，决不宽贷”。这话说得不轻。
给户、工二部下的谕旨也极具此种风格，但更循循善诱一些，他说道，“财者利用之源”，古代皇帝强国富民，一定得讲求勤俭节约。我现在刚刚即位，最担心国库里的银子中饱了贪官污吏的私囊。所以，以后你们两个部门，凡是有来报销钱粮米食、物价工料等一应事物的，都要详加核实，造好册子，不可虚开浮估。如果发现有以少作多、以贵作贱，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的现象，那你们这些当事人必将受到重罚。
这两道谕旨的内容、语气都十分相似。目的无非一个，要解决吃饭问题，这是民生大计。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整个王朝的统治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所以雍正毫不犹豫地烧起了“补粮”这一把火。由于皇帝的亲自提倡和重视，结果这把火越烧越旺，后来又实行了“摊丁入亩”等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粮食生产。
为什么要烧这两把火
雍正上任之初，为什么会烧这两把火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试想，世上之事，无非“人”与“物”在作祟。用“镇抚”之法，把人的因素摆平；补足亏空的粮食，把物的因素搞妥。这两个主要因素控制住了，其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纵观历代有点手段的统治者所做的，都没有偏离这两个中心。就是现在，有好多新老板上任的时候，总是喜欢换掉人力资源和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其心中所思，和雍正当年大概就是一样的，只是大多时候，我们不作这样的联想罢了。
雍正的翻云覆雨手
在皇帝与臣子的游戏中，话语权一般是掌握在皇帝手里的。有时，皇帝会为了表现某种亲和力，把话语权让渡一部分给臣子。这时候，作臣子的可要小心了，如果以为皇帝真的把权力给你，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旦你飞扬跋扈一点，让皇上受不了你的气焰，或是有人看不惯你而在皇帝面前说坏话，那皇帝以前表现出来的亲和，很快就会变成肃杀。左手翻云，右手覆雨，臣子不过雨云之下的泥沙，转眼间就会消失了踪影。
你是我的好哥们
年羹尧只怕是到被赐死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一点来。因为作为恩主的雍正帝对他实在太过宠信，其程度都叫人觉得有点肉麻了。
有次，雍正在年羹尧呈报的奏折上批示：“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本来是公文，批得却很私人化。一句“甚想你”，透露出了皇帝对臣子的爱意。这宠爱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君臣关系，简直有些暧昧。
据说，某次雍正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了确保荔枝的新鲜，命令驿站在6天内从北京送到西安。这中间不知要累死多少骏马，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皇帝对臣子之爱。这爱，也只有唐明皇对杨玉环的宠爱才可比拟吧！
甚至，雍正还要求自己的子孙臣民记住年羹尧的功劳，他说：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历史地看，年羹尧确实是有资格享受这等尊荣的。
康熙时代，他就在平定西南、西北的叛乱中立下赫赫战功。到雍正即位，西北一带仍然很不宁静，大小叛乱此起彼伏；加上宫廷斗争十分激烈，雍正必须巩固自己的帝位，把那些闹对立的兄弟们和反对派斗下去。这种情况下，在外围就要有一个得力的大将来支撑。综观当时的时局，年羹尧无疑是不二人选。雍正刚上任时就下了一道谕旨，把抚远大将军允禵从西北召回，并将兵权移交给年羹尧。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他的兄弟允禵起兵生事，又能让年羹尧帮他经营边关，使他有余力对付其他事情。果不其然，由于边疆无忧，雍正对自己的反对力量实施了有效打击，短时间内坐稳了江山。
当时的年羹尧是很争气的。
青海那边形势复杂，罗卜藏丹津等反复叛乱，百姓怨怼，难得安宁。年羹尧率领岳钟琪等人，数次拼杀，浴血战袍，终于在雍正二年（1724）三月平息了叛乱。雍正此际正处在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这么一位得力的臣子，当然宠爱有加。雍正自己也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一个皇帝，能将臣子和自己摆在一起评价，不能不说是特别的恩宠了。
我要让你死
然而，一切都是浮云。雍正上台才三年，年羹尧就被逮捕，并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罚。《清史稿》记载得明明白白，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年羹尧押到北京受审，所定的罪名有：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僣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当大辟，亲属缘坐。后来，年羹尧是被赐死的，没有被“大辟”。但他的儿子年富被斩首，其他十五岁以上的孩子都被发配充军到边疆。和他有关系的几人也得到严酷处理。
其实，年羹尧的那些罪状，有些是值得商榷的。
的确，年大将军嚣张得有点过分，但这一切都与皇帝骄宠有关。比如，说他的罪状“进京，沿途填道叠桥，市肆俱令闭户”，“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迎送”。他为什么敢这样呢？《清史稿》说：“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这个“恃上眷遇”，讲的就是雍正对他的骄纵。雍正二年冬，年羹尧入京拜见。之前，因为年羹尧要来，雍正下令各省地方大员赴京集会。这实际上已把年羹尧摆在其他同级官员之上。
在任命地方官员时，雍正十分看重年羹尧的意见。年管辖的区域内，大小官员全部放权由年羹尧自己任用。其他官员的任用，雍正也时常听取年的意见。有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犹豫不决，向年羹尧征求意见，并表示“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这实在是过分的恩遇了。
年羹尧的性格本来就不是老成持重型的，有了这种特别恩宠，当然会飞扬跋扈起来。这应该是雍正早就预见了的。因此，可以猜想，雍正之所以在某一时段对年羹尧这么好，主要还是年羹尧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西北边疆的稳定要靠他。到后来，岳钟琪等一批优秀将领已经培育起来，并且比年羹尧更为听话，做起事情来又没有那么张扬和放肆，那么，年羹尧面临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要法办年羹尧，就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年羹尧受到雍正的多次表彰，只有找到极大罪状才能让公众心服。但说实话，雍正处分年羹尧的理由是有些搞笑的，比如说，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象，群臣上书祝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但表中字迹潦草，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以此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认为这是“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雍正的这种说法是有些牵强的。不管是“朝乾夕惕”，还是“夕惕朝乾”，意思都差不多，就像我们说“早起晚睡”和“晚睡早起”一样。但当时的话语权掌握的雍正手里，他说你“大不敬”，自然就是大罪了。当时许多的文字狱不都是牵强附会的么？只是这次，竟附会到年羹尧这里来了。
也有人说，年羹尧最后被赐死是因为他想谋反，这就更可笑了。雍正自己都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所以谋反也是明显给年罗织的罪名。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此，加在年羹尧身上的那些大罪，不过是雍正在为自己翻云覆雨找理由罢了。
根本原因在于你并非不可替代
年羹尧的经历和命运轨迹，衬托了一个古代帝王的权术和谋略。
雍正是个极有心计的人。他用人，用的是这个人的可用之处。一旦这个人不合己意，或是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等待他的必然是悲惨的命运。
雍正翻云覆雨的手段在整个中国帝王史上，应该是排得上位置的。隆科多、戴铎这些人，当年都为他登上皇位出过不少力，但最后都不得好下场。年羹尧不过是这个群体中较有影响力的一员罢了。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一道理到了雍正这儿，仍然在发生着效用。
乾隆的“引蛇出洞”术
《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乾隆牵头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费时之长，耗资之巨，功不可没。
但功劳归功劳，在修纂《四库全书》这件事情上，乾隆还是包藏了一点私心的。这个私心，说到底就是想清除不符合满清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消除文化界的杂音，具体来讲，就是把那些羼杂了“反清”意识的书销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