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有个大靠山
1868年7月17日，江户改称东京，9月8日改元明治，日本的明治时代正式开启。次年3月，定东京为首都，天皇从京都搬到东京。不久，三井家的大本营也跟着转移到了东京。
明治政府的成立，颇有些被众人抬上轿的意味。当时的明治天皇刚刚年满15周岁，继承皇位实际还不到一年，根本无力主导一场宫廷政变。历代天皇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一直甘于傀儡角色，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即便在倒幕运动渐入高潮时，仍然主张“公武合体”，即与幕府合作共存，并不打算把德川家族彻底赶下政治舞台。只是当孝明天皇突然去世后，形势才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就是一群来自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倒幕志士。
在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这些人看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巨大差距，痛感到德川幕府的腐败无能，于是坚决主张“王政复古”，期求在天皇的名义下实现日本的自立自强。所以，拥立新政府只不过是这些人强国理想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推行新政，富国强兵，摆脱列强欺压。在明治新政实施的过程中，这些倒幕志士便转型为改革急先锋，手握实权，一言九鼎。
能不能跟这些人搞好关系，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就成了豪商们在政权更迭时期赖以生存的关键。
那些当初拒绝为倒幕派出资，给他们冷脸看的商人们很快就遭到清算，一个接一个地关门大吉。幕府时代的首席豪商鸿池，即便逃过了破产厄运，却在新政府下受到诸多限制，实力一落千丈。
跟这些倒幕人士走得近的商人，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红利，这其中就包括了后来实力直逼三井的大财阀三菱。不过明治初期的三菱，还只是个新兴商人。所有的风头，此时都聚焦在三井一家身上。
三井家族经年累月积攒的人脉关系，此刻派上了大用场。
萨摩藩和长州藩曾经联手倒幕，但在新政府中，萨摩派和长州派却成了两大政治派系。三井的关系网强大就强大在跟这两派的核心人物关系都非常好。
“维新三杰”中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来自萨摩藩，木户孝允来自长州藩。萨摩藩与三井家的关系自不必言，那场以藏品鉴赏会为名的登门拜访，西乡隆盛就是三井家的不速客之一。而三井向长州藩暗中捐助的军费，前后也不下一万两。与长州藩的关系，还因为三井少主高朗在陆奥宗光还是一介落魄书生时的慷慨相助而受惠，继而又通过陆奥宗光结识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这些明治舞台上的政治明星。
两头通吃的三井，在明治新政府中可以说到处都有自己人。所以无论朝中两派势力如何争来斗去，三井都不会因为其中一方的失势而受到明显牵连。
在这些当权派人物中，与三井家走得最近的，当属井上馨。此人被称为“长州五杰”之一，倒幕前曾到英国留学，是日本较早接触西方的政治家。对于日本走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他的立场比其他人更加坚定，是日本“脱亚入欧”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曾一度担任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
井上馨一直主张日本的资本主义要跑步前进，必须走政府与商人资本相结合的道路，因此对大商人格外倚重。在井上馨的眼中，大商人就是实现其强国理想的士卒，是其事业的最佳拍档。
顺理成章地，井上馨选中了三井。明治初期既讲政治、又有实力、更有资历的大商人，除了近两百年老字号的三井，还能有谁？更何况，三井家的人不守旧，思想较为开放，善于学习接受新事物，井上馨尤其感到与三井家的大掌柜三野村相见恨晚。
明治六年，井上馨因丑闻被迫暂别官场，转而投身实业，但他与三井家的关系不疏反亲。下海期间，井上馨创办了一家先取会社。在受伊藤博文之邀重返政界时，他把自家的贸易公司交托给了三井，这就是后来三井核心企业之一的三井物产的前身。从中足以看出，井上馨与三井的渊源之深，关系之铁。
井上馨对于三井的“关心”，绝非给予一点政策便利或政治特权那样简单。对于三井的战略发展、高层人事任免，井上馨几乎样样过问。以至于在岩仓使节团出国考察前的送别宴上，西乡隆盛揶揄井上馨说：“嘿，三井的大掌柜，咱们来干一杯！”
井上馨后来被奉为明治元老，在日本政、官、财三界的势力鲜有人能匹敌，这就成了三井最大的一笔政治资源。
井上馨与三井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种私人关系上的，而是建立在一种相互需要的利益基础上。相较于感情的成分，理性的因素才是主导。这与三井家与西乡隆盛、陆奥宗光，以及幕府时代的小栗上野介之间的交好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较之私人关系，这样的理性同盟关系反倒更加牢固。井上馨希望看到三井的强大，因为只有大商人资本的壮大，日本的国家资本才能迅速膨胀。而三井也需要像井上馨这样的实权人物作后盾，才能牢牢锁定资本积累的全部成果。
如此，权力方和金钱方，一拍即合。
一切都过于顺利了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穷。国库空空，无论做什么事都缺钱。怎么办？
新政府解决财务危机的第一招就是印钞票。新发行的“太政官札”严格来说并不是钞票，而是一种代金券，共有五种面额。因为不能与现有硬通货币兑换，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政府公债。而帮助政府牵头发行公债的，就是御用商三井。
为了打破外国商社依靠不平等条约垄断日本对外贸易的不利局面，新政府接着成立了一家对外贸易商社，三井八郎右卫门高福被任命为这家贸易商社的总负责人。随后，新政府又成立了一家金融兑换公司，由几家大商人共同出资筹建，近似现代的股份制公司，专门承办存贷、兑换等金融业务。不消说，三井的出资额最多，总领家高福自然就当上了这家兑换公司的总裁，三野村为总经理。
如此一来，三井就牢牢掌握了明治新政府金融和贸易两大领域的主导权。不过这些新政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太政官札”根本流通不起来，一些藩阀依旧固守着独立的经济圈，对政府的那一套根本不买账，“太政官札”的信用非常低，谁也不愿意拿着政府公债当钱使。贸易商社也根本不是外国商社的竞争对手，很快就办不下去了。
虽然这些事务都是由三井牵头总办的，但政府方面很清楚，没有办好并非三井无能，应对难局乱局，难免要付点学费，更何况三井在朝中还有人帮着说话。所以经济新政失败的责任并没有算到三井头上。
政府屡败屡战，三井也就跟着冲锋陷阵，坚持为新政撑台面。
明治四年，新政府开始实行货币改革。设在大阪的造币局发行了新的货币，把此前的金银铜三种货币统一铸成圆形，金、银币分别有五种面额，铜币有三种面额。新币以元（円）、钱、厘计价，并采取十进制法，意图以此解决日本长期以来混乱的货币顽症。
三井又被任命为御用货币发行和货币兑换商，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旧货币兑换回收，送到造币局去制成新的货币。三井在东京、京都、大阪、横滨、神户、函馆这些当时最主要的经济重镇全面铺开业务，声势十足。
问题很快又来了。铸造新的货币需要金银铜，但是旧币的回收速度太慢，政府又想着多发货币，一直这样等米下锅可不行。心急的新政府又开始发行国债了。由于这次国债是以“兑换座三井”的名义发行的，所以民间就把这种国债叫做“三井札”，换句话说就是三井钞。
御用的三井，俨然成了明治新政府的中央银行。三井如此为新政府充当经济改革的急先锋，如此为权力效劳，能有什么好处吗？当然，而且好处还不是一点点。三井为政府发行国债，可以从中提成20%。这么高的回扣，简直让其他商人嫉妒得发疯。政府的三井钞发得越多，三井家截留得也就越多。如此搭着国家资本积累的顺风车，公开合法地完成自家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有比这更妙不可言的事吗？
其实，三井作为御用商从政治权力那里捞取“劳务费”，早在前朝时期就已轻车熟路，只不过到了明治时期，好处变得大了点而已。也难怪，此时朝中的大藏大辅正是井上馨。
趁热打铁，三井在同一年向新政府递交了成立银行的申请书。
把钱庄做大，从兑钱店升格为银行，独揽吸收存款、发行公债、承办贷款的业务，是三井家的野心，也是夙愿。当时日本国内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因此造币局的很多事务不得不委托英国的东洋银行（Oriental Bank）来完成。有着上百年开办钱庄经验的三井，此时提议开办银行，也算是水到渠成。虽然三井此举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但对明治政府来说，却也正中下怀。
在倒幕运动中与三井同样站对队伍的小野和岛田两家，不甘心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三井独享恩宠，也差不多同时向新政府提出了开办银行的申请。
仅仅一个月后，大藏省的批复就下来了。三井的申请通过，另两家驳回。这意味着，日本的第一家银行将全权交由三井家来承办。
这是三井两百年历史上最为光辉荣耀的时刻。三井家族为此欢欣鼓舞，年迈的总领家高福喜极而泣。三野村更是踌躇满志，决计要大干一场。
在独办银行利好消息的刺激下，三井上下热情高涨。为了更好地筹办银行，大掌柜三野村甚至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造一座银行大厦。
三野村构想的这座银行专用大厦高五层，在当时绝对堪称“超高建筑”。整座大厦以欧式风格建造，大气恢宏。五层楼的顶上建有观光台，形似日式城堡的顶部，又彰显了浓郁的本土风格。整个工程造价预算达4.7万两金。
这是一笔惊人的预算开销。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时局下，造这样一栋霸气外露的大厦，无疑是种冒险。但三井家在明治新政时期实在太顺了，简直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向世人展示一下实力也没什么不妥。三野村的提议，得到了总领家三井高福的全力支持。
筹办银行，光有硬件还不行。三野村深知，没有懂行的经营人才，再华丽的大厦也是空架子。他再度提议，派遣年轻的族内子弟赴美留学，专修银行经营业务。三井子弟从小就接受经商训练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但出国留学还是史无前例。高福很快又同意了三野村的提议，从十一家中挑选了5名少主，送到美国去学习。这其中就包括了日后成为第十代总领家的三井高栋，当时其年仅16岁。
就在三野村热火朝天地忙着开工造房子，忙着张罗少爷们出国留学的事情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史上第一家银行诞生记
明治五年正月，井上馨郑重其事地把总领家高福、接班人高朗、大掌柜三野村等一班三井要人请来开会，同时在座的还有大隈重信、涩泽荣一等一班政府财政要员。
见此阵仗，三井的人已预感到有不寻常的事要发生。果然，井上馨发话了：“尔等若是想独家举办银行，必须专心一念，切不可让吴服业分了心。故还是把吴服业舍弃掉为好。”三井家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办银行的牌照都已经发出了，现在才来谈条件，而且还是如此不能接受的条件。也难怪，这帮倒幕人士谁都没有实践经验，治国方略想到哪儿做到哪儿也很正常。此前同意让三井一家开办银行是不假，但他们事后再一想，这三井家又是做商业，又是做金融，难免要分心。开办银行对国家来说是何等大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这次必须给三井提点要求，决不可形同玩票。
这件事也足以说明，井上馨向着三井、处处为三井争利其实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国家利益，甚至为此不惜粗暴干涉三井的内部事务。
“请尽快予以答复！”井上馨给三井出了一道二选一的难题。对三井来说，吴服业是祖传家业，始祖高利正是从吴服业起家的。整整199年，多少风雨坎坷都挺过来了，如今政府高官的一句“我看还是舍了吧”，就得硬生生地割掉。这对三井家族来说，在感情上万万不能接受。但是理智上，三井家族又十分清楚开办银行的意义，毕竟吴服业已是夕阳事业，今后的发展还要靠金融。
井上馨的通牒会未尽的意思也很明显，如果实在舍不掉吴服业，独办银行的事情就要泡汤。三井这回终于领教到，政商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左右为难之际，大掌柜三野村果断提议：分业！三井不是有十一家吗，本家不动，从5个姻亲关系的连家中选择3家分立出去，表面上脱离三井家族。取三井的“三”和越后屋的“越”组成“三越”的姓氏，由这3个分家承袭，并由他们共同经营吴服店，吴服店的商标也从“三井”改为“三越”。如此一来，表面上三井和三越没关系了，吴服业也被三井家剥离了，但实际上吴服业还是控制在自家人手里。
这招“貌离神合”之计，终于让三井家族找到了选择题的答案。通牒会之后两个月，三井就完成了吴服业的分离程序。不过19年之后，三越吴服店又重被如日中天的三井财阀收入囊中，此是后话。
付出巨大代价的三井，此时已心无旁骛，只想着开办银行的事了。怎料却波澜再起。
新政府方面对开办银行一事相当重视，特地派了伊藤博文赴美考察。伊藤博文考察一回来，政府的口风又变了。
根据伊藤的报告，人家美国是有国家银行的，所以日本也应当先建立国家银行；人家美国办个银行是要根据法律来的，所以日本也应当把法规立在前面；人家美国的国家银行是多方出资的，所以日本也不应当把银行交给某一家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