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6月中旬，滇西进入雨季。由于掐住滇缅公路要冲的松山仍未攻克，渡过怒江的中国远征军分散到腾冲、松山、龙陵三大战场作战，弹药补给日益困难。能否拿下松山，逐渐成为整个缅北战局的关键。
炮兵阎启志此时早已感觉不到丝毫的痛快了。他只知道，自己认识的很多步兵战友再也没有回来。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回忆说：“（尸体）黑压压的，死了多少人啊！仅仅攻了一个月，惨得很！”此时的战地上，遍布着各式各样的伤员，头部受伤的、眼部受伤的、鼻子受伤的、嘴受伤的，还有下巴、胳膊被打掉的……
在整个松山战役期间，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共出动轰炸机数百架次，试图炸毁阻挡中国军队前进的日军工事。松山上的松树被炸的一干二净，但由于松山掩蔽部是用很厚的钢板架起来的，所以大炮跟炸弹轰炸对日军工事根本起不到丝毫作用。
轰炸不起作用，面对似乎坚不可摧的日军地堡，中国军队只能以士兵的生命为代价，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进攻，日军拼死抵抗，远征军正面和侧面遍布日军火力，再加上日军大炮和轰炸机的配合，至6月20日，远征军已伤亡近三千人，但松山主峰子高地仍控制在日军手中。
在阎启志的记忆里，日军非常凶悍[这个跟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内抗战剧里日军窝囊、愚蠢的形象刻画有些不同——反动至极的日军为什么会为军国主义者拼死效忠？一个简单而可以接受的解释就是文化与伦理的解释：日本是一个推崇集体主义献身的国家。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他的日本文化专著《德川宗教》里曾经讲过，日本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一种所谓“目标达成”的文化，为了达到自己国家的特定目标，个人可以毫不计较地牺牲自己的一切，抵抗到底，无论是非对错。]，每射出一发子弹，必须要打死或打伤敌人，不然他们就绝不开枪。他说：“日本人那个顽抗劲就没法说了，一个伤兵，守着个暗堡一天一夜。”
6月30日，新编第8军接替71军担任松山主攻。之前一直在协助部队过江的工兵张羽富，他所装备的美式火焰喷射器[在太平洋战场，日本军队也被这种新式武器教训得够戗，在数千度的高温火焰扫射下，日军的坑道战术一下就失效了，加速其失利的步伐。]派上了大用场。他和战友们先用火焰喷射器往日军地道里喷射，然后再扔入几箱炸药将它爆塌，最后用土将坑道掩埋，这样即使烧不死日军，也会闷死他们。
早间政则至今回忆起火焰喷射器来还后怕不已：“火焰喷射器很厉害，（地道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呻吟声，就如同地狱一般。”
1944年7月初，松山战斗陷入僵局，攻防双方都已筋疲力尽。
7月底，由于松山主峰子高地久攻不下，中国远征军决定利用坑道作业，在日军主堡垒下方开挖地道放置炸药，从而一次性炸毁日军堡垒。8月3日，张羽富和他所在的工兵连，开始一天三班制的轮流挖掘坑道。1连挖左边，2连挖右边，两边一起挖。挖出来的土，需要慢慢地拖下山去，以免被敌人发现。战士曹含经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大家一起出力，挖的挖，抬的抬，把洞洞打到敌人的碉堡下面，然后再搬运两三吨炸药。”
与此同时，日军也觉察到远征军进行坑道爆破的意图，开始悄悄向邻近阵地疏散兵力。
1944年8月20日上午8点40分，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早早渡过怒江，来到隐蔽观察所。9点15分，第8军军长何绍周用电话下达起爆命令。刹那间，两个坑道共计三吨重的烈性炸药被同时引爆。张羽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轰隆一声，泥巴石头飞上去两三百公尺，炸死大概四十多个人，这两个坑道，一共只有四五十个人。”
成功爆破后，远征军战士终于冲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然而牺牲却并没有结束。就在这一天深夜，事先疏散到邻近阵地的日军，突然向子高地发起凶猛反扑。双方在黑暗中展开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时为荣3团1营2连班长的崔化山回忆：
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我们全都发了疯，不顾死活；我一枪托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想卡他的脖子，没想到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被咬断了；我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砸了他七八下，硬将他的脑袋敲烂了。
9月1日，蒋介石下达命令，限第8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按军法从事。为了在规定时间内消灭残余日军，第8军副军长李弥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松山，一连激战数日。9月6日，他被人从松山扶下。据目击者描述，此时的他胡子拉碴，眼眶充血，赤着双脚，军服烂成碎条状，身上两处负伤，人已走形。
第二天，松山战役终于宣告结束。
生存下来的远征军战士将战友们的尸体从松山子高地拖下来，虽然事隔多年，时为第71军206团卫生员的李文德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禁不住流出泪水，他哽咽着说：“我的老天啊，因为打日本人，死了那么多的人。”
双方的骨殖已经分辨不清了
松山战役结束后，日本军部发布“拉孟守备队全员玉碎”的消息。事实上，在战斗的最后时刻，还是有一部分日军士兵化整为零逃出了包围圈，早见政则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逃跑途中，他成了俘虏。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早见政则被遣返回国，回到家后，他看到了日本军部当年发给他家人的战亡通知书。
松山之战，在早见政则身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号。面对我们的镜头，他脱下衣服，露出浑身弹痕，一边抚摸着其中的一个弹孔，一边说：“这里是被捷克式机枪[捷克式机枪：国外称ZB-26轻机枪，为捷克枪械设计师哈力克在1920年设计，捷克式轻机枪是抗战名枪，该枪造型特殊，棱角分明，极有立体感，并且结构简单，加工时不需要高深的工艺，因此非常适合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的中国，而成为中国军队绝对的火力支柱。]打的，子弹直接将这里打穿了，现在按上去还会觉得疼。”
早间政则出身于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从战场上回来的那一天，全村的人都跑出来看他，连他们家的牛也高兴地一直跟着他跑，第二天他就下地干活了。早间政则说：“终于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松山之战是一场玉碎之战，现存的日本兵非常稀少。采访中，他还告诉我们，他记得松山战役自己至少打死了65个中国人。因为当时日军有个规定，子弹必须弹无虚发，每打死一个人就要做一个记号。而说到他的负伤，却并不是在战场上。有一次他正在战壕里，独自思乡，不巧的是，外边的一个炸弹突然打到了战壕里，他赶紧往外跑，跑得过程中胳膊又被打了一枪。但是当时情况紧急，并没有药，只好先给他用兽医的消炎药。吃完消炎药，他的半个胳膊都肿了，但消肿以后他却奇迹般地好了。他被抬下了阵地，恰恰因为这样，避免了高地爆破，捡回了一条命。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第二天战斗就结束了。
战役结束后，工兵张羽富并没有马上跟随大部队离开松山。他们还要在山上搜索，把那些地道全部爆破。当时，牺牲的战士们，全部都没有埋葬。张羽富回忆说：“到了十月份，已经留了几百来斤的骨头，包括日本人的，都分不清了。”
松山战役共历时九十五天，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十个团两万余人，总计伤亡七千七百六十三人，其中阵亡四千余人，日军阵亡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五十人。
随着松山战役的结束，滇西缅北会战的僵局终于被打破。1944年9月14日，中国军队光复腾冲。11月3日，龙陵战役结束。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队在缅甸芒友与远征军会师，滇西缅北会战至此胜利结束。
时为71军野战医院医生的付心德在地道爆破后，曾救治过一个在松山守备的日本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滇西缅北战役中日老兵见面会上，他再一次见到这个日本兵，付心德回忆说：“我到那里去以后，碰到那个当年的日本兵，他上来抱着我就哭。他说他来了这里六次，每次来都是想找我谈。”
在我们找到付心德的时候，老人已经105岁了。文革的时候，他被枪毙了八次，但是，每次都是作陪的。开始的时候还很害怕，到第四次以后就无所谓了，反而觉得还不如早点枪毙了来得干脆。这个经历过惨烈战争的105岁老人，到现在还自己开门诊维持生计。我们去采访的前一天，他的门诊刚刚被查封，原因是他没有行医执照。老人说，他当然没有现在的行医执照，他的执照都是六七十年以前的，当时给他颁发行医之执照的人恐怕都不在了吧。我们难以想象，对于一个经历过惨烈战争的人，和平年代的这些小苦恼，在老人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
腾冲的中国远征军国殇墓园里，一排排的墓碑下，长眠着为国捐躯的战士。其实，牺牲的那些远征军将士们，也部分埋在了缅甸的墓地，但那些墓地后来被拆除了。后也能多已经找不到尸首，有些是找到了尸首却已经认不出是谁了。
回忆起当年的那些，张羽富现在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他说：“这些农民的儿子确实可怜。像我这种还活着的不多了。我在想，要是日本人不进中国，我就不会出来当兵了。”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60多年过去了，读着穆旦这首诗的结尾部分，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些浴血奋战的年轻身影，他们的名字也许不为人知，但历史将会永远载下这壮烈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