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的政治家要具备的非常重要的一项素养就是做到明哲保身。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以洒脱、放荡、无拘无束著称的竹林七贤中，竟然还有这么一位如此谨慎之至者，他就是阮籍。
阮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他若是激起谈兴，便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他的言谈内容却是清空奥妙，有趣、有致、有理、有道，但仔细一辨，却又玄远得很，似乎什么都说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与他交谈，听不到人过，听不到时事。因此司马昭感叹道：“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所谓发言玄远，是说阮籍的话具有很大的飘移性和虚幻性，令人无法把握其真正用意。至于“口不藏否人物”，更是一般人难于做到的。
阮籍年轻的时候，曾跟随叔父到东郡。兖州刺史王昶久仰他的大名，很想请他到幕府作幕僚，可是阮籍终日不说一句话，让王昶根本无法了解他在想什么，就这样阮籍避开了官场纠葛。处世谨慎、说话幽深是阮籍保护自己的一道护身符。
对当朝名望大得无出其右的竹林七贤，司马昭非常关切。这典型地反映在他对“七贤”的态度上：山涛洞识时务，可委以重任；王戎心向官场，可授以美位；刘伶纵酒昏放，可随他胡闹；阮咸癫狂无度，可由着他性子来；向秀悔过自新，可既往不咎；唯有嵇康不识抬举、胡言乱语，得给他点儿颜色看。嵇康拒绝了司马氏的拉拢，以致司马昭的兴趣全部转向了阮籍。拉拢阮籍，多少能弥补一点遗憾。正因为如此，阮籍有用，且有大用，司马昭对他很是看好。因此对于阮籍提出的一般要求，都尽量予以满足。他要当东平相，就让他去当，当不下去，回来了，照样欢迎；他要当步兵校尉，也让他去当，事情不管，将酒喝得烂醉，也由着他去。至于阮籍的狂，那是名士做派，没这样的做派，反倒不像大名士。对这种无伤政局的事，可睁一眼闭一眼，无需拘束得太紧，否则砸了朝中的花瓶，是很不合算的。司马昭不需要名士来充当先锋、充当爪牙、充当走卒，只希望名士都能像阮籍那般与自己不生是非，与朝廷相安无事，也就知足了。
可见，阮籍正是由于自己的谨严慎微，才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放诞的条件。
七贤都善于长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交流方式。在啸声面前，语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对七贤来说，“一切尽在长啸中”。
阮籍的拿手好戏就是长啸。据《世说新语·栖逸》记载：阮籍的啸声可以传几百步远。在阮籍的家乡，有一个大土丘，据说是阮氏长啸台，上面如今只剩下片片荒草地。可以站在长啸台上，想象一下阮籍在长啸台上“啸闻数万步”，“韵响嘹亮”，“有如风音”，是何等激荡人心的一副画面？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人，实在是太潇洒！
一次，阮籍去拜访苏门山中的一位真人孙登大师，他对着真人谈天说地，激扬文字，可真人却似听而不闻，一言不发，连眼珠子都不动一下。阮籍无奈，就干脆对着真人长啸了几声，音调清丽激越，啸声空廓辽远。这下果真有效，真人说道：“请再来一次。”阮籍屏气凝神，再次长啸，其声深沉致远，久久不歇，然后就下山去了。到了半山腰，山谷中忽然回荡起优美的啸声，阮籍抬头望去，原来是真人在长啸不已，韵律和谐，声音在林谷中回荡，在天际间传响，沁人心脾，夺人魂魄。
受到真人啸声的感染，回到百家岩后，阮籍写出了著名的《大人先生传》，以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与感慨之情，尤其是痛斥虚伪礼法之士那一段，直抒胸臆，嵇康看后，拍案叫绝。
从孙登身上，阮籍看到了什么才叫做“大人”：“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他在文章中说，“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宝地。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们就可以理解阮籍自己要如何处世行事了。
阮籍信马由缰地来到了河南荥阳的广武山，他知道这是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地方。山上还有古城遗迹，项羽曾屯兵于东城，刘邦曾屯兵于西城，中间相隔二百步，还流淌着一条广武涧。涧水汩汩，城基废弛，大风呼号，落叶满山。阮籍徘徊良久，慨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是何等的叹息，却是出自阮籍之口。不知是阮籍因此而青史留名，还是这声叹息因阮籍而不绝于耳。
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历史的回味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正是在这声历史的悲叹之中，阮籍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这声叹息，不知怎么被传到世间，成了今后千余年许多既有英雄梦、又不乏寂寞感的文人骚客们共同的心声。
令人疑惑的是，阮籍的这声叹息，究竟寓意何在？英雄究竟指谁？竖子又是何所指？竖子莫非是指刘邦？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原因是他的对手项羽并非真英雄，在一个没有真英雄的时代，只能让区区小子成名。又或是同时指刘邦、项羽？因为他叹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胜”，刘、项无论胜负都成名了，在他看来，他们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甚至还可能是反过来，他承认刘邦、项羽都是英雄，但他们早已远去，只剩下眼前这些小人徒享虚名？面对着刘、项遗迹，他悲叹着现世的寥落。好像苏东坡也是这样理解的，曾有一个朋友问苏东坡阮籍所指的“竖子”是否指的是刘邦，苏东坡回答说：“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
当嵇康因吕安一案被牵连入狱之后，阮籍曾抱病向司马昭求情，请求免嵇康一死，却遭到司马氏的断然拒绝。得知生平至交再无生还之望，阮籍顿时呆住了。突然，一股腥气从他的胸中涌起，阮籍口喷鲜血，昏倒在地。
公元263年，也就是阮籍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司马昭为达到他的皇帝梦，封晋公、加九锡，又假惺惺地谦让，并命阮籍撰写《劝进书》。这是一个莫大的阴谋，司马昭想借此昭告天下自己是多么的深得人心，连阮籍都很拥戴自己。阮籍又喝得酩酊大醉，趴在桌上睡着了，他想故伎重演，借酒逃脱。这次却没能逃脱，在司马昭的一再催逼下，无奈的阮籍乘醉挥毫，写出了“辞甚清壮，为时所重”的文章。写完之后，阮籍又愧又悔，数月之后在自责和忧郁中死去。
士人的悲哀莫过于此，历史的悲哀莫过于此。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无权苛求。对阮籍似乎也不能深责，人的精神或肉体大多都是十分脆弱的。不知阮籍写《劝进书》那天是醉还是没醉、是真醉还是假醉、是喝不醉还是不敢喝醉。对阮籍来说，“醉酒”只能保他一时，终不能护他一世。该来的还是要来的，想逃也逃不掉，阮籍最终还是妥协了，但他又于心不甘，内心极度惭愧，觉着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的名声，对不起自己死去的朋友嵇康，终于忧愤而死，也算是以死谢罪吧。
欲呐喊而力渺，欲抗争却无奈，阮籍活得是如此之悲痛！只能通过变相的方式曲折地反映出来，这是魏晋这个特定时代士人们的悲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阮籍那放达、不羁、洒脱的形象才如此光彩照人。
阮籍就是这样一个不敢真实生存的真实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悲剧。但这种存在本身又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展露了传统知识分子生不逢时的真实生活状态，历史上的许多相似时期都有它的回声。在此意义上，阮籍的人格被赋予了普遍性，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而这种人格魅力将会千古传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