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儒学里的生活经
烦恼加身，乐趣日减，常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似乎这个时代的种种都让我们失望，不过，这一失望源于自身，还是在于别人呢？可能我们自己人格精神的日趋沦落才是一切的根本。禅说“诸孽在我”，儒家说，行人道，方为人情。牟宗三先生告诉我们，孽也好，人道也罢。都是一个方向，一种指引。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更有着切实的意义。
第十一章 于传统中探求当下正道 (1)
和为贵：少些埋怨，远离仇隙
牟宗三先生指出，“以和为贵”是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当中最为看中的一项品德，子有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是在强调这一品德。牟先生认为，“以和为贵”能够让我们少些埋怨，远离仇隙，是一种“制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让我们为达到一个共同目标放弃个人私益与成见，故此，众志成城大事可成。
曾国藩在家守孝期间，他的弟弟曾国荃与一乡绅发生了口角，对方说曾国藩是假道学，是想借着守孝的名义博取好名声，今后能做大官，曾国荃替哥哥气愤不已，与那乡绅大打出手，说他骂曾国藩是为了出名。
这件事传到曾国藩的耳朵里。此时，他正在书房看书，得知此事后，就让人叫来曾国荃，对他说：“心中痛快了？”
曾国荃气呼呼地回道：“不痛快，要不是你让我回来，我还得在那里骂他。”
曾国藩继续问道：“骂完之后，是否会心中痛快？”
曾国荃回道：“这种事，过个十天半个月我的气也消不了。”
“既然骂人时心中不快，骂人后还是心中不快，那骂来骂去有何意思？”见曾国荃不吭声，曾国藩继续说道：“况且，大家彼此为邻居，这世上的事，向来讲以和为贵，才能百业繁盛，而不至于生出邪念之心，为一时口快伤了和气，见面冷眼相对，背后诽谤诬陷，这日子我看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后来，曾国藩带着曾国荃向那个乡绅道歉，那个乡绅也说自己太过无礼，向曾家赔罪，两家和好如初。日后，曾国藩办团练，这个乡绅出力不小。
在曾国藩的处世之道中，“以和为贵”一直是他非常看重的一点，他日后成为清廷的“中兴之臣”，于这一点上得力不少。曾国藩所说的这番话，即使放在现在，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人们常说，相见容易，相处难，难就难在我们有各自的打算需要实现、各自的利益需要保护，于是难免斤斤计较。也正因为这样，一个会争执半天定不下方案，只为甲乙想如此，丙丁欲这般；一对夫妻吵闹多日，只为一个爱看喜剧，一个要观悲剧。旷日持久的相互对峙，消耗了彼此的精力，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企业无法快速发展，家庭难以幸福和睦。小到个人的安生立命，大到社会的和睦，无不因为争一己所需，人人不能包容，事事不能调和，以至于不能团结一致，犹如残破的蚁穴，被外力轻轻一挑即支离破碎。
牟宗三先生说，外国人遇事喜欢上法庭，唇枪舌剑，怒目圆睁，中国人遇事喜欢底下商量，求得共同能接受的办法来，这就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不是圆滑的和稀泥，而是儒家讲的“和而不同”，“不同”是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主张，原则依旧坚持，信仰还是照旧，但是同时还要包容他人的坚持和信仰，并在这种包容中觅出一个基本的解决方案，照牟先生的话说，就是“仁德的境界”。每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背景、成长环境都不尽相同，而人们能相处于社会、相爱于红毯、相交于友情，是因为彼此有共同的目标，既然如此，舍弃一己的私利与成见又有何妨呢？
唐朝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当时郭子仪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攻陷河东地区的战略重地静边军城，斩杀胡兵七千多，是“安史之乱”后唐朝首次大捷。日后，郭子仪大败史思明，又率兵攻入东都洛阳，陈兵于天津桥南，士庶欢呼，后又收复长安， 因军功卓著，郭子仪加封司徒，封代国公。
看到郭子仪一步步晋身显位，大太监鱼朝恩怕与己不利，于是不断进谗言于唐肃宗，说郭子仪意欲谋反，唐肃宗听后，虽然不太相信，但还是削夺了郭子仪的兵权，让他担任位高权微的官职。郭子仪欣然接受，没有任何怨言。听到这一消息，很多郭子仪的朋友部署纷纷为之不平，要上朝面圣，澄清事实，诛杀鱼朝恩。
郭子仪摇摇头，对他们说道：“现今国家危难之际，各路敌军尚未剿灭，如果这个时候，朝廷因为我的事，相互猜疑倾轧，这不是给了敌人可趁之机吗？外患未平而国家动乱，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我这么做，无非是不想让国家再出现无谓的争斗，一致平叛，这样我大唐才有希望。”
郭子仪之所以成为被后人景仰的一代名将，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不以个人沉浮而争执抱怨，他知道在国家危难之际，唯有内部团结，才能力挽狂澜于即倒，“内和”方能消除毫无意义的争斗，才能一致对外。
牟宗三先生有言，以和为贵是一条健康有为的道路，它并非工具，而是一种精神的超越。儒家说的“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真意也就在于此。
儒音凡录
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朝的一次叛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郭子仪：传说在他20岁的时候，在河东(今山西)服役，曾犯过军纪，按律处斩。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被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发现。李白见他相貌非凡，凛然不惧的样子，甚感可惜。他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大有造化，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便以自己的官职担保，救下了这条年轻的性命。郭子仪果然不负所望，参加武举考试后，便获高等补左卫长史(皇帝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之职。因屡立战功，多次被提升晋职。安史之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后连回纥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
宽容是一种人生意境
净禅法师是永济寺的住持，是当地有名的高僧。有一次，净禅法师在寺院的高墙边发现一把椅子，顿时明白是有人借此越墙跑到寺外去了，此刻天色已黄昏，他感到越墙出去的人应该回来了，因为还要做晚课。净禅法师便搬走椅子，自己在墙下等候。
过了半个多时辰，外出的小沙弥爬上墙，当他跳到“椅子”上的时候，发觉有些不对劲，原先的椅子是硬的，而此刻的“椅子”却很柔软，很有弹性，似乎还有温度，小沙弥犹豫了一会，踩着椅子落到地上，定睛一看，这才发觉自己踩的“椅子”竟然是住持，他明白过来，原来是住持用脊梁来承接他。看来住持已经知道了自己翻墙出去的事。想到这里，小沙弥羞愧难当，慌忙离去。以后的一段日子他诚惶诚恐等候着住持的发落，认为自己要么被赶出寺庙，要么就是被罚做苦活。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净禅法师并没有像小沙弥想的那样做，依然如从前那般对待他。净禅法师的宽容之心让小沙弥从中获得了启示，他收住了心，再没有去翻墙，一心向佛，再无杂念。通过刻苦修炼，佛法精进。几年后，当净禅法师圆寂之后，这个小沙弥成了永济寺的住持。
净禅法师以宽厚容纳之心让这个小沙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而抛诸一切杂念，专心修法，成就大德，在牟宗三先生看来，这就是“人心不至模糊的要理”。
牟宗三先生讲宽容，说它是一种“感化的过程”。我们原谅别人的过错，不是因为我们毫无原则的去容纳一切的“失德之举”，而是让对方在我们的宽宏大量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自觉的改正，唯如此，宽容才能起到儒家所倡导的“以言行来归化之”的作用。正因为“以言行来归化”，所以必先律己，方更能以平心容人，以直抱怨。牟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人对自己基本的道德要求，“君子惠然肯来，定常高朋满座。”
我们面对的世界，万象迷离，诱惑太多，所以在很多时候，往往是选择过后才蓦然发现自己做错，或是所托非人，或是所言非是。有的是无意识的过错，有的则是一时的贪念所致，而有的人则是自身性格所致，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牟宗三先生将宽容归于“德性”的范畴，认为红尘中的人们常常以嘲弄的姿态来看别人犯错、出丑，甚至有的是“故设陷阱，令其着道”，上去一顿奚落，指责，以此达到自己内心的满足，所以牟先生说一个人能有容人之心、宽厚之意是十分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