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那达慕
五月以来，我的呼伦贝尔朋友就不断打来电话提醒：“你今年一定要来呀，托娅已经给你做好了蒙古袍，就等你来呢。”七月赛娜又来电话说：今年是姥姥的73岁大寿（蒙俗，本命年的次年庆寿），舅舅们要专门召开一个那达慕，希望你能来参加。”至此，我再也无可托辞，八月初我安排好一切公务和私事，踏上了北上呼伦贝尔的行程。
一
我拖着沉重的行李，随着人流从海拉尔火车站向外走的时候，巴图的小舅子小乌就认出了我，虽然我之前从未见过他。他说明天就是那达慕了，客人来得很多，姐夫忙不过来，就委托他来海拉尔接我。巴图是赛娜的舅舅，去年我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干部培训中心还见到他。巴图是嘎查的干部，又因为带头饲养绒山羊而致富，在东旗乃至呼伦贝尔牧区都是很有名气的人。这次以家族名义举办那达慕，他全额出资，也说明了他家道的殷实。
出了火车站，街边一辆租好的凯越轿车已经等在那里。凯越载着我们出了城，一路沿202省道飞驶，经过一连串熟悉但没去过的地名：巴彦托海—锡尼河—伊敏—红花尔基，到达巴尔图林场的时候天已经黑透。小乌说，前面还有半小时的路，从这里就要离开公路进入草地，小车进不去，我们需要等一会，巴图会开一辆越野车来接我们。凯越此时已经调转车头返回来时的路，我们则站在公路边上，翘首眺望着黑漆漆的草原深处。只有头上的满天星斗发出闪闪烁烁的微光。虽然是盛夏，但一阵夜风袭来，竟使我打了个寒战。不一会儿，一个亮点从深不可测的草地那边出现，灯光慢慢向公路这边移动，小乌说那应该就是姐夫的车了。灯光由远而近，终于把这个岔道口照得雪亮。巴图一下车就说，你可来了，大家都等着你呢，上车。路上巴图告诉我，这里是夏营地，地名叫道劳吐，离嘎查（村）有40多公里，牧民们出来已经好几天了。我问今年草长得如何，巴图说，老营（指嘎查）那边各家草库伦长得都不错，有半人多高呢，这里就不行了，草只有几寸长，稀稀拉拉的。我说那为什么不在老营放牧呢？巴图笑笑说：谁舍得呢？老营的草要等秋天才能割下来，留做冬天的饲草。夏天牧民都要到公共草场放牧，因为牛羊太多，这边的草被啃得长不起来。
在草地上颠簸了约莫半个小时，车在几顶蒙古包前面停了下来。我借着灯光观察了一下，草地上扎了十几座蒙古包，相互之间距离很近。巴图家的蒙古包在靠东头的位置（我知道蒙古包都是向南开门的，由此可以推断出方向），包门敞开着，里面灯光明亮，很整洁。包里的人见我进来都注视着我并起身让座，但没有谁说话。听见车响，斯琴巴特尔家的三个女孩都跟随着进来了，个个脸上挂着笑容，也是都不说话。这就是蒙古人，他们的热情都装在心里，外表却没有太多的话语，我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小赛娜的两个姐姐虽然我与她俩“神交”了近一年，但今天却是第一次见到“本尊”，二姐娜荷芽一如照片上那样壮硕，大姐朝格础却黑黑瘦瘦的，很使我感到意外。她们都会汉语，我们在用QQ或手机联系时本也是无话不谈的，但此时三个小姑娘却显得很局促，似乎不知跟我说什么。我说，去家里看看爸爸妈妈吧，她们点头，帮我拿着行李箱往外走。
在赛那家的蒙古包里，斯琴巴特尔和托娅夫妇因为不会说汉语，更是局促得不知如何是好。“赛因白努”，我开口说第一句话，这是一个问候语，你好。“赛因，赛因！”（好，好！）斯琴巴特尔使劲点头。三姐妹的几个舅舅也都过来了：大舅额尔德木图、二舅巴图巴雅尔（这是他的全称）、小舅额尔敦苏德。三个蒙古汉子和我一直都有来往，除了额尔敦苏德是嘎查牧民，另两位因为是干部，汉语都很熟练。又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陆续进来，蒙古包里很快热闹起来，气氛不再沉闷。奶茶端上来了，炉灶里干牛粪火烧得通红，铁锅里煮着鲜嫩的羊肉和血肠，热气腾腾，小桌上摆上了白酒和啤酒。这是蒙古人待客的典型场景。
我把带来的礼物拿出来分给大家：三个舅舅家的主妇都是珍珠项链，三姐妹除了项链还有银手镯（那是今夏去凤凰古城在苗族的银饰店里买到的），当然还有斯琴巴特尔和托娅的，但那需要之后再拿出来。
二
那达慕的赛马和射箭项目天刚亮就开始了。因为昨夜睡得很晚，早晨主人没有叫醒我。等我起床时，大家已经在议论着谁家的哪匹马拿到了冠军，哪个小伙子射箭得了第一名。我可能是整个营地唯一的一位“异族”，我掉进了蒙古语的汪洋大海，对这种语言我听不懂也不会说，而乡亲们也没有几个人能说汉语。我强烈感受到语言带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吃过奶茶和油炸馃子的早饭，大家纷纷换上蒙古袍，准备参加那达慕的开幕仪式。朝格础和娜荷芽都是紫红色带团花的长袍，赛娜是个孩子，穿了一件月白色简易儿童蒙古袍，这件袍子短而薄，看起来更像是穿了条连衣裙。托娅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裹和一个大盒子，这是给我准备的全套行头：深蓝色镶白色纽襻的蒙古袍、天青色腰带、黑色长筒马靴和一顶带沿便帽。在蒙古人看来，一个外族人被受赠蒙古袍是一件大事，穿时也很有讲究。我知道，主人在为你缠腰带时，你应该自己原地旋转，而不是主人一圈一圈绕着你转，这是礼节。但不知是慌张还是太新奇，我竟然忘记了这个规矩，结果是斯琴巴特尔和朝格础父女俩帮我系好了纽襻，又一圈一圈地为我缠好了长达五米的腰带（我后来用尺量过，确实有五米长）。穿戴好之后，在我的提议下全家人在蒙古包前拍合影，还吸引了东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也来拍照和摄像，一时间我们这一家人成了关注的焦点，孙布尔（一个当过兵会说汉语的牧民）还指点着我说，那是（赛娜的）“北京爸爸”。
按照传统，那达慕上必穿民族服装，所以今天夏营地上显得五彩缤纷。蒙古人的袍子和腰带颜色讲究鲜艳，在汉人看来有些俗艳。汉族人到草地上来，穿蒙古袍往往喜欢要素色的，认为端庄大方，蒙古人则不以为然。事实证明蒙古人的审美是正确的，在草原无边的绿色背景下，素色显得模糊迷乱，而紫红、天青、墨绿这些艳丽的色调使缺乏色彩的草原显得生动而斑斓。蒙古人袍子和腰带的搭配也有讲究，男人的腰带要尽量系在比较靠下的位置，显得潇洒“有派”；未嫁姑娘的腰带则尽量上提，束在腰部以上的位置，方显得身材窈窕、腰肢灵动。
蒙古包群落的东头，用帆布搭建起一个临时主席台，上面的横幅用蒙文写着“庆祝玛吉格老人73岁大寿那达慕”（大意）。巴图一早就对我说，那达慕仪式上要我讲几句话，没想到主持人说完祝词后就轮到我，他先介绍说，我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从北京带来吉祥祝福（大意），要大家表示欢迎。由于工作关系，发言讲话之类场合对我早已平常，但今天却不同。原来准备好的几句蒙古语一上来就全忘了，只一句“赛音白努”问候了大家，接下去用汉语直奔主题，最后按照传统献歌一首，下台。
接下来的程序是家族成员给老人祝寿。玛吉格老人端坐于主席台前，旁边燃起一堆火，族人由长至幼顺序跪拜，起身后将礼品请寿星过目，礼品五花八门：衣料、地毯、食品、烟酒什么都有，还有直接送钞票的。老人家族亲戚众多，其中在蒙古国的一支也来祝寿，他们有七八个人，其穿戴不似国内那样传统，略带些西式的样子，由此容易分辨。
那达慕的重头项目摔跤比赛开始了，博克（摔跤手）穿着传统的摔跤服走着“鹰步”上场，角逐十分激烈，观众不时爆发出喝彩声。因为参赛选手很多，虽然采取单淘汰的方法，仍然耗时长久，直到傍晚才赛出结果。
最后的程序是宣布比赛结果并颁奖，这也是那达慕大会的高潮。赛马、摔跤和射箭被称为蒙古人的“男儿三技”，也是那达慕上的传统竞技项目，优胜者被视为英雄。一些因怕热脱去袍靴的人，又都匆匆穿戴起来赶回会场。各项冠军的奖品十分优厚，或是一匹骏马，或是万元奖金；其他的有羊、地毯等实用物品，没得奖的参赛者也都有一份纪念品。巴图让我帮助发奖，我不太懂规矩，又听不懂蒙语，几乎是让人家推着拉着做每一件事。
晚上，巴图把我叫到他家的蒙古包里，说姥姥要单独见一见我。我站在玛吉格老人前面，周围是她的儿子儿媳和孙辈。我表达了对她的祝福，老人把一对铜碗和一条蓝色哈达赠送给我，我鞠躬致谢。我告诉老人，她与我的长姊年龄一样，姥姥说你们北京人“尊贵”，保养得好，你也快六十了，还显得那么年轻。
三
这两天里我可能喝了多少年来最多的酒。蒙古人善饮久负盛名，然而蒙古人并不像内地那样死命劝酒，非要你喝醉不可。他们端起酒杯看着你，高声唱着酒歌，真心地说着祝福的话，这种场合你不得不饮，并且往往是自觉自愿地一饮而尽。因为我是从北京远道而来，所以这种招待成为必须，这既是传统似乎也有些荣耀的意思。那些天我已记不清住过了几家蒙古包，在多少牧民家里喝得大醉。
我早知道呼伦贝尔被称为“歌的海洋”，巴尔虎长调因其婉转华丽、独具一格而名声远扬。这片土地孕育了众多的歌手，以一曲《辽阔的草原》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国际金奖的宝音德力格尔、布里亚特著名歌手道力金和其其格玛、红遍大江南北的吉祥三宝一家以及崭露头角的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他们都诞生在这片草原并且走向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有人说，这里的人们从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能跳舞，或许有些夸张，但这里的牧民“嗜歌”的热情仍然令我吃惊。这天傍晚许多人汇集到了斯琴巴特尔家的蒙古包里。起初是聊天喝酒（包里的哈纳墙边放着几箱啤酒，门外则堆积了更多，人人可以得而饮之），接着就有人带头唱起歌来。歌者是蒙古国来的亲戚，我说不清辈分，一位二十几岁的姑娘。她的歌声刚落下不久，又会有人接着唱起来，好像接力一样。歌唱的人有男有女，有老者也有年轻人。这不是那种悄吟低唱，所有歌者务将嗓音放到最大，是那种声震天地、响遏行云的唱法。据我观察，唱的大多都是巴尔虎民歌，但偶尔也冒出一两首科尔沁的（比如诺恩吉亚），也有年轻人唱外蒙流入的歌曲。但绝无内地所谓流行歌曲，这使我感到舒服，如果他们都唱什么“老鼠爱大米”之类，我恐怕就要跑出去了。乌日娜（额尔德木图之妻）怕我冷落无趣，提议和我一起唱《十五的月亮》，我说那种歌哪里都能听到，你还是唱一首蒙语歌吧，我喜欢。乌日娜就唱了首蒙古族民歌。唱罢，她拿起啤酒向我敬酒，我们碰了杯（实际是瓶），她笑着说道：现在在我们单位（乌日娜在东旗图书馆做管理员），大家都管我叫“女士”了。我问，何以这么称呼你呢？她说，你时常往我们单位邮寄东西，包裹单上总是写“乌日娜女士”收，后来大家就这么叫开了。原来如此，我也笑了。因赛娜家住在草地，不通邮，我曾请教额尔德木图如何给赛娜寄款物，他说你可以寄到我老婆单位，她那里离阿木古郎（县城）邮局很近，我们再转给赛娜。没想到这事让乌日娜得到个“雅称”。
歌不停地唱，酒也不停地喝，歌声已带着醉意。那位外蒙古来的姑娘的歌是如此之多，当大家一阵子沉默，似乎谁也没有可唱的了，她却总能够再掀起一个小的高潮。歌声时断时续；最后蒙古包里终于渐渐沉寂，我看了看手表，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不知哪个角落响起了鼾声，小小的蒙古包里，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包里唯一一张给我准备的单人床上竟然也挤着三个人。朦朦胧胧似要睡去之时，忽然又响起外蒙姑娘几句高亢的歌声，显然她是在梦中唱出来的，因为还夹杂着呓语。
我再也无法入睡，仰面看着蒙古包天窗上面那一小片圆形的夜空，乌蓝色的，有几颗星星在眨眼，似乎在窥视着毡房里的秘密。
第二天清早，我是第一个走出蒙古包的人。呼吸着草原上清凉洁净的空气，我围绕夏营地独自信步。数了数，一共十八座蒙古包，大体呈弧形排列，斯琴巴特尔家的蒙古包在中间偏东的位置。草地上一片寂静，连操劳的主妇们也还没有踪影。忽然，从西头的一座蒙古包里传出一阵歌声，这让我惊奇不已——难道这么早就有人起来唱歌了吗？一阵嘈杂的碰杯声过后，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出来，略带沙哑。那歌声婉转起伏，是巴尔虎长调的风格。苍老的声音刚落下，一阵合唱又起：一个尖锐而华丽的女高音突出地浮在上面，几个厚实的男声在下面托着，努力不让她掉落下来。这是我听到的最真实的歌声，丝毫没有矫情，因而也最接近人性。显然，这个蒙古包里的人们是在彻夜狂欢。他们不困倦，也没有我们都市人那样多的烦恼，恣意追寻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这个蒙古包，不愿打扰他们的狂欢。斯琴家的牧羊犬哈尔岱勒抖了抖身上的鬃毛跑过来，好奇地望着我。不远处几头毛色斑驳的牛在不停地甩着尾巴，或迈着慢悠悠的步子吃草，或向着苍茫的草原“哞”地叫几声。没有任何羁绊，草原上的生灵就这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