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恐慌论是指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论。由此可见，媒介恐怖论是一种社会心理以及受众心理的研究，这种媒介恐慌心理的形成需要诸多诱因以及一个完整的过程，是当前一个比较年轻的学术话题。关于恐怖主义和社会恐慌的研究最先是由非传播学领域的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的，如保罗·威尔金森的《政治恐怖主义》，P·卢本斯泰因的《炼金术士的革命：现代社会的恐怖主义》，格拉斯的《恐慌文化：美国人何以会为错误的信息害怕》。
但是，随着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发生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事件时，有关媒介与恐慌的问题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外围组织——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AMCR) 就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在西班牙巴塞罗纳市和中国台北市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媒介与恐怖主义、媒介与社会恐慌等问题。亚洲媒介信息传播中心（AMIC）于2002年在澳大利亚的佩思举行了以“媒介、恐怖主义与和平文化”为主题的第11届年会。会议收到很多高质量的论文，来自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对媒介与恐怖主义、反恐战争及行动的关系进行研讨和全面总结。会议认为，面对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媒介完全可以做到“促进平衡而不是偏见，交流而不是对立，洞察而不是无知。”会后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结集出版了《媒体与恐怖主义》一书。该书的内容简介写道：“今天的世界充满着恐怖主义。纽约、巴厘岛、马德里、伦敦、巴格达、新德里、安曼，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制造血腥事件的场所。当人们触目及此，是否也看到了恐怖事件背后媒介的影子呢？是否意识到在报道恐怖主义过程中媒介的作用、影响和职责呢？电视、报纸告诉我们的恐怖事件是事件本身，还是扩大或缩小了的事件呢？媒介是不是在无意中充当了恐怖主义的宣传员？”分析和思考这些问题，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发挥媒介的功能和作用。
第一节媒介舆论与恐慌文化
全世界的公众在媒介上亲眼看到了“可以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件世界性的恐怖事件：撞击、爆炸、崩塌——所有这一切都不再是好莱坞的臆造，而是残酷无情、真真切切的现实，真实地发生在全球公众的‘普遍的目击者’之前”，这就是发生在美国纽约的引起普遍政治心悸和社会恐慌的“9·11”事件。当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9·11”事件时，全世界的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都采用大照片、大图像来突显美国的苦难，有些媒介甚至采用了受难者从空中坠落地面的视像。媒介除了连篇累牍的恐怖事件报道和惊心动魄的视觉刺激之外，似乎没有足够的关于“9·11”事件发生的世界图景的分析和历史根源的探究，美国政府、媒介、民众能够立即想到的就是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种报道方式、传播口径和大众的想法在短时间内自动地、直觉式地高度统一，是不是一种社会恐慌的自然反应？而恐慌状态下的抉择会是科学的和正确的吗？
这种“恐慌文化”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损失：个人因为这种“杞人之忧”而备受煎熬，坐立不安；国家则因为大动干戈地抗击那些很小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的危机而浪费上千亿美元的财物和大量的人力资源；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严重受损。根据一项调查，75%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比20年前更加感到不安全。这让美国人觉得自己时时刻刻生活在暴力的包围下，因而难免会深深陷入恐慌之中。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格拉斯纳（Barry Glassner ）认为，这种“恐慌文化”让美国人把心思花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头，却忽视了真正有待解决的不平等、贫困、种族主义以及枪支泛滥等社会问题，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在今日社会里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过分恐惧的“恐慌文化”，并且能很快席卷全美国呢？格拉斯纳又说，这是因为那些“舆论制造者”欲图从中获益：政客奢谈犯罪和毒品希望赢得选票；广告推广团体夸大疾病传播范围希望从中赚钱；最为致命的是，各大媒介均充当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它们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开足马力，夜以继日地连续不断报道暴力和恐怖现象，从而不断营造新的恐怖。
格拉斯纳（Barry Glassner）在《恐慌文化：美国人何以会为错误的信息害怕》一书中对引起美国人恐慌的诸种“怪现象”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剖析，揭露出诸如街头暴力、校园枪杀、黑人犯罪、青少年犯罪、飞行安全、海湾战争综合症、网络犯罪、火星人入侵等等一系被严重夸大的半真半假的谎言或谣言。比如，关于青少年问题，格拉斯纳指出，美国的青少年自杀率近年来已经下降了30%。另外，甚至死于雷击的人数也要比死于校园暴力中的人数高出三倍多；而被拐孩子的数目更是被大大地夸张了。在所有这些怪现象中，美国媒介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沙龙》（Salon）杂志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恐慌文化》一书喊出了要求美国公众回归理性的呼声，对美国媒介和“构成美国政治话语的许多伪现象进行了十分严肃的批判”。
西米在《杯弓蛇影，美国人的“恐怖主义恐慌症”》一文中写道：“9.11”事件后，“随着‘恐怖’指标已从刺眼的橙色（第二级威胁）降为平和一些的蓝色，不少美国人已有‘闲情逸致’调侃前段时间美国政府对付恐怖威胁的举措‘幼稚’，甚至‘可笑’，但是政府的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起到了真的恐怖分子本来起不到的心理威慑作用。”最受诟病的是美国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建议的应急措施。为防患于未然，国土安全部建议人民未雨绸缪，“储存够三天用的食品与饮用水、电筒、电池、收音机、塑料薄膜、胶带纸”。塑料薄膜及胶带纸干什么用呢？国土安全部的指示是，恐怖分子“进行生物和化学袭击时，用于密封门窗”。据说塑料薄膜及胶带纸的灵感源于以色列。其实在以色列，塑料薄膜及胶带纸最多也只是起了一种心理作用，它本身更多的只是副作用，比如就有四名以色列人在密封的房间里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对于塑料薄膜及胶带纸的特殊作用，专家认为，这纯粹是天方夜谭；电视“脱口秀”则大谈如何用剩余的塑料薄膜及胶带纸作手工艺术品。
回顾邮寄炭疽事件、SARS事件、禽流感事件的历史，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因受到侵害或感染而患病或死亡呢？危机事件真正涉及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其实，最后人们发现，事件导致人员死亡的数量远比当时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少，而且涉及的范围也不大。但是，当一个地方出现这一事件，或者当一个人因为这一事件死亡的时候，媒介就会立即开足马力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仿佛一夜之间已到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和患病，人类的末日即将到来。媒介这种渴望发生大新闻的心理和面对突发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兴奋状态，它引发的如果不是大量的恐慌，就是普遍的不安。
第二节媒介舆论与恐怖主义
媒介恐怖论认为，反映民主社会价值观的自由媒介在争抢新闻和争夺受众的市场竞争中，对恐怖行为无节制地夸大报道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并给恐怖分子平添不应属于他们的成就感，从而起到了反宣传的作用。目前，学界对恐怖行为特征的描述和界定，有的强调其意图的政治性，有的强调其行动（非国家层次）的非法性，有的强调其效果的恐怖性，有的强调其手段的残暴性，有的强调恐怖活动的预谋性和运作的隐蔽性，但更多的是强调其受害对象（非武装人员）的无辜性。其实，这六点正好可以一同构成恐怖主义或恐怖行为的总体特征。
恐怖主义为何看好媒介宣传而不是其他途径？这是因为西方既定的政治权力结构已经失衡，原有的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堵塞，而现行的政府逻辑又基本不起作用，西方的政策更使弱势集团灰心丧气甚至彻底绝望，于是他们转向暴力，转向媒介，并通过媒介寻找支持者和参与者。
媒介对恐怖事件大规模全面、客观地报道，往往也具有反宣传甚至激励和奖赏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媒介已经成了恐怖主义者与我们争夺舆论主动权的一个新的战场。
恐怖主义者利用西方媒介的超级权力，遵循新闻价值规律，通过制造恐怖活动为媒介提供新闻报道内容，从而实现制造社会恐慌、进入社会议程和主导舆论的目标。在经历了一系恐怖事件之后，他们在“战争中学习”，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这种卑劣的传播方式或宣传手段，不断采用熟练的技巧来欺骗媒介守门员，通过一些恐怖性行动和煽动性话语使自己万众瞩目，使大众恐慌万状。意大利红色旅的成员总是约定俗成地把他们的犯罪行动安排在周三或周六（还把这两天称为“首选传播日”），以至于周四或周日的报纸因为要报道他们的杀戮行径而加厚。出于同样理由，1995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炸死168人的凶犯提莫西·麦克维之所以将炸弹选择安放在姆拉联邦大楼，说是因为这幢大楼周围很空旷，可以拍出好的新闻照片和电视镜头。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自由的社会，恐怖分子越是容易获得巨大的影响。正如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保罗·威尔金森（Paul Wilkinson）不久前所说的那样：‘开放社会的自由媒介尤其容易被残酷的恐怖组织所操纵和利用’。”“很清楚，恐怖主义行为和媒介之间常常有一种相互提供养分的倾向。”恐怖主义行为的社会效果由媒介传播来体现，而媒介传播效果则由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得到彰显。
温卡特·艾伊尔（Venkat Iyer）认为：恐怖行为“通常是指经过精心预谋的、袭击的对象是相当随机的，但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或很高地位的非武装人员，旨在造成一种恐惧气氛，以达到影响政府或者其他一些机构的政策制定。”甚至可以说，“恐怖行为和媒体之间经常具有相互提供支持的倾向。媒介因此承担了一定的特殊责任，除非媒介保持独立、公正地提供新闻，否则就很难避免成为恐怖行为的帮凶。”还有学者认为，“恐怖”是一种弱者反抗强者的非对称的对抗性手段，是一种带象征性的发言权。作为弱势一方的恐怖组织，如果强势一方不适当地造成了他们不能合理、合法地利用政治手段、传播渠道来表达强烈的政治诉求、民族意识甚至于受压迫的历史记忆，或伸张冤屈的手段看似用尽，的确会将已经陷入绝境的人“逼上梁山”，通过非法的恐怖行动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何况这种所谓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还能从某些方面得到激励和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