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开国典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国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的对外关系结束了一个多世纪屈辱的历史，新中国开创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新纪元。
第一节中国对外政策的确立与发展
一、开创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外交是屈辱外交，新中国外交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这就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首要的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尖锐对立，开始了紧张的冷战；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兴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逐步走向独立解放。美国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扼杀社会主义国家、称霸全球的战略出发，到处扮演着“世界宪兵”的角色。
（一）确定“一边倒”的立国外交方针
针对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三项重大决策：
1.“另起炉灶”
这是毛泽东1949年春提出的一项重要方针，即不自动继承旧中国和各国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也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任何外国派驻中国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在新的基础上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凡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我国“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2.“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被迫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共达1000多项。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对旧中国与外国订立的各项条约，必须“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不急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建交之前，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和特权清除出去，“把屋子打扫一下”，然后根据各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分别建立外交关系。
3.“一边倒”
即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与苏联一致的立场。向苏联“一边倒”，还意味着落后的中国向苏联学习，按照苏联政治经济模式建设社会主义。1949年10月2日，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并且与斯大林就中苏两国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会谈。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有效期为30年。条约确定了中苏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标志着中苏之间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同盟关系到20世纪60年代就名存实亡了。
除这三项重大外交决策，周恩来补充了另外三条方针：
4.“礼尚往来”
就是在相互关系中，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
5.“互通有无”
就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生意，发展经贸关系。
6.“团结世界人民”
就是同各种类型国家的人民加强团结，扩大国际和平力量和我国的影响。
根据以上几条方针，特别是“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新中国迅速建立和发展了新型的外交关系，冲破了美国的孤立和封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新型国际关系
根据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现实和广大亚非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要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愿望，以及中国进一步发展对外关系的需要，遵循毛泽东外交思想，周恩来在总结建国初期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于1953年12月底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周总理在出访印度、缅甸时，又先后同印、缅总理共同倡导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特别是亚非国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新中国对外关系顺利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当亚非会议出现分歧和争论时，周恩来总理创造性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的圆满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站稳了脚跟，维护了主权，赢得了朋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促进了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中国外交逐步建立起一条较为完整的路线，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展示了独具特色的风格，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955年1月，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22个，为新中国第一次建交高潮。
二、同时顶住美苏两面的压力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这一时期世界局势激烈动荡，各种力量经过分化与改组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其盟国的独立自主倾向有所发展。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继续把台湾作为反华基地，并破坏日内瓦协议，发动侵越战争，从东南威胁中国安全。苏联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外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力图控制中国服从其战略需要，中苏关系趋于恶化。为了控制中国，苏联对中国施加了种种压力，从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到挑起边境冲突，导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
面对美苏两国的压力，为了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顶住了美苏两方面的压力。为此，中国在外交上决定采取着重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同时也反对苏联大国主义的战略。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了分析，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确立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的策略，积极谋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对付美苏两方面的威胁。
按照这一理论，中国把第一中间地带国家（即亚非拉国家）作为直接同盟军，把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即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国家）作为间接同盟军，具体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大国主义。中国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同许多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继续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对亚非13国进行访问，提出中国对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对增进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起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还以“以民促官”的方针，同日本、西欧等国开展民间外交，发展民间往来。1964年与日本达成互设联络处和互派记者的协议，促使中日关系进入半官半民阶段。对西欧也采取民间开道，逐步前进的方针，积极发展友好交往。中法1964年1月实现建交。
这个时期，中国外交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不仅顶住了来自美苏两面的压力，而且突破了美国长期遏制中国的局面，掀起了与其他国家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近50个，比50年代中期增加了一倍多。
三、改善中美关系，空前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由于深陷侵越战争的泥潭，国力削弱，内外交困，不得不收缩力量，苏联则趁机增强军事力量，加紧向外扩张，竭力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美苏争霸态势已由美攻苏守变为苏攻美守。美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争霸，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同中国接近。而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成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的战略思想，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着重抵抗苏联的威胁。
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抓住美国不断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调整对美政策，采取积极行动。1971年开展乒乓外交，接待美国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访问中国，尼克松访华结束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打开了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1979年1月两国正式建交，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苏关系方面则由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陈兵百万，支持越南侵柬反华和1979年出兵占领阿富汗，形成北西南三面威胁中国的态势，中苏关系持续恶化。
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美关系的改善，在国际上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中国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大，中国外交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到197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120个，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四、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一）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国际形势方面。苏联因争夺世界霸权，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国内外矛盾深化，国力削弱。美国自越南“脱身”后，国内外处境所有改善，国力增强。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僵持阶段，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根据对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分析，中国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更臻完善和灵活。
1.确立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一度过分渲染了国际局势中的战争因素，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而实际情况是，从世界的总趋势来看，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只要和平的力量不断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或避免的，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是有希望的。中国在国际上要团结和支持一切维护和平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内抓住一切机遇，集中精力，一心一意进行经济建设，增强自身维护和平的物质基础。
2.赋予独立自主新的内容
与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其他阶段相比，20世纪80年代独立自主的一个新内容，就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不参加任何一个大国组织下的军事集团。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结盟会或多或少地束缚自己在国际关系中保持完全的独立自主。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美、苏任何一国结成同盟都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坚持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的原则。谁搞和平，我们就赞成谁；谁搞霸权，我们就反对谁。由此，中国外交赢得了更加主动的地位。中美经过艰巨的谈判，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关于分步骤直到最终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8·17”公报》。1989年，中苏双方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历史性会晤中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用以解决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问题。“一国两制”，即在中国统一的前提下，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根据这一构想，中国政府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问题，通过同英国、葡萄牙政府和平谈判，分别达成了协议，于1997年和1999年实现了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既尊重历史和现实，又照顾有关各方的正当权益，表现出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历史争端的务实精神。不仅为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提供了一种新模式，而且为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国际争端、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经验。
信息社会与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中国要推进现代化，必须充分参与国际发展的总潮流，对外实行开放。为了增强独立自主的物质力量，中国政府制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国家开放，这样不仅能够吸引不同类型国家的长处，而且能够在开放中避免受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控制与摆布。经过多年的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形成。
这一时期的实践表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改革开放、不同大国结盟的政策，使中国外交赢得了更加主动的地位，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这不仅更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而且大大加快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