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争夺选票的因素
在少数政坛人物竭力否定战争罪行的动机中，也有争夺选票的因素。调子越高，越能增加所谓“知名度”，博取右翼势力的欢心。桥本是日本所谓“遗族会”日本遗族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官兵的遗属组成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在法律上属于财团法人。由于日本遗族会一直提出政府官员应参拜靖国神社等要求，普遍被认为属于日本右翼，其言论也受到国外，特别是二战中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特别关注。的会长，该会会员人数达100多万，如再加上亲属人数，大约有选票300多万张。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揭露得那样：“遗族会一向是自民党最大的票田，实际上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桥本等人“逮到机会替他们申冤，也就成了他们的义务”。
6.配合所谓“普通国家”战略目标的舆论宣传
日本政界少数人如走马灯一样站出来，竭力否认二战中侵略罪行的实质，是为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战略而进行的舆论准备。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借此洗刷战争罪名，摘去战败国帽子，掀去历史的丑恶之页，名正言顺地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实现所谓“第三次远航”。中曾根曾表白说：“道歉了不知多少次，该赔偿的赔偿了，还让我们干什么呢？难道迄今做过的事情全白费了吗？”他的话道出了某些政治家急于摆脱战败历史的焦躁情绪。日本为改变其“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正采取一系列步骤，来实现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战略，而否定战争罪行正是为实现这一总战略而展开的一种舆论宣传。
目前联合国宪章仍把日本和德国列为敌国。日本想重新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深感改变战败国地位的重要性。同时“和平宪法”仍是日本重整军备和参加对外军事行动的主要障碍。只有最后摆脱战败国地位，才能摆脱国际国内的种种限制和舆论批评，才能达到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只有推卸掉战争的罪责，才能除去战争负罪感，以便重新煽起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为重整军备创造条件。日本政界少数人拼命鼓噪否认战争罪行的目的正在于此。
第四节日本外交与动向
一、冷战时期日本外交政策与目标
二战后日本鉴于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它的外交活动基本上是以“经济外交”为主，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变化和重点。总的来看，二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主线是与美国结盟，具体政策则根据形势变化有过几次大的调整。
（一）“亲美一边倒”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初期，日本外交的基本特点是依附、追随美国，反共、反苏、反华。
二战后初期，日本被美国独家占领，丧失了外交权。1945年10月25日，美国占领军总部指令停止日本外交职能，并于当月31日指令日本停止外交活动，日本作为战败国，一切对外交涉和外交活动均通过美国占领当局办理。例如，日本当时加入《万国邮政公约》、《国际电信公约》时，都是由日本外务省新设的“终战联络事务局”同美国总部联系办理的。在外无国权、内无实力的境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重返国际社会。而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的这一梦想根本无法实现。因此，日本采取“亲美一边倒”的对外战略，成为美国庇护下的“政治侏儒”。
1.日美结成军事同盟
1951年9月8日，在中国被排斥在外、苏联等国反对的情况下，日本同美国等国签订片面和约，恢复了主权国家地位。配合美国的远东战略，日美签订了一系列条约：1951年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签订《行政协定》，1954年签订《日美共同防御援助条约》，这一切标志着日美“旧金山体制”的建立，日美正式结成政治军事同盟，驻日美军也得以合法化，日本依靠美国保障其安全，在朝鲜战争期间为美国提供军需物资。
2.敌视新中国
日本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日本加入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参与对华封锁。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于1952年4月27日签订“和约”；5月14日，日本国会不顾进步力量的反对，强行通过该“和约”；8月5日，日台“和约”生效。日本拒不承认新中国，与台湾“建交”。日本还制造了多次反华事件。
3.“经济外交”
1956年12月18日日本加入联合国。1957年7月，岸信介政府公布二战后日本首次外交蓝皮书，提出日本外交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联合；坚持作为亚洲一员。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为了确保日本经济发展有稳定的资源和市场，1957年岸信介政府提出了“经济外交”的口号。“经济外交”是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尚不能离开美国的情况下，以所谓“和平的经济力量”向外发展，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的一种手段。
当年日本推行“经济外交”的重点在东南亚。日本通过战争赔偿、向东南亚投资、提供贷款、开辟东南亚市场等手段扩大其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势力。1963~1974年间，日本同东盟五国之间的贸易额从12.26亿美元增加到133.63亿美元，1978年达到186.43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贸易额。
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一方面加强同美国的协商与合作，另一方面又努力扩大日本商品在美国的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的机械、钢铁等工业品取代了其轻工业品，如收录机、摩托车、电视机、汽车等，打入了美国市场。1964年以前，日本对美贸易一直是逆差，而1967年日对美贸易顺差3亿美元，1971年猛增到31.2亿美元，1965~1971年的顺差累计达81.4亿美元。这种变化给日美之间带来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呼声日益强烈。
日本在保持和扩大美国市场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欧洲市场的争夺。1962年11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访问西欧七国，首次提出日本、西欧、美国是“自由世界三大支柱”的口号。1963年3月日本与英国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同年4月又与法国签订了《日法通商条约》，并同其他欧共体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通过这些活动，日本逐步打入了欧洲市场。
（二）有限“多边自主外交”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特点是结盟美国，修好中国，密切东盟，抗衡苏联。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已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但当时有若干重大国际事件使日本受到很大震动。一是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二是“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的冲击；三是美国实行战略收缩，对亚洲政策有所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对外政策在不改变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逐渐从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转向美日同盟基础上有限的“多边自主外交”。按当时刚刚上台的首相田中角荣的话来说，就是“日本跟着美国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田中角荣内阁(1972～1974)推行“多边自主外交”，在其任期内，改善与中国关系，使日中邦交正常化；三木武夫内阁(1974～1976)推行“等距离外交”，主张与中、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关系；福田赳夫内阁(1976~1978)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日本同中国在1978年8月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大平正芳任内阁首相(1978～1980)，初期宣布继承福田政府的外交方针，后期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多边自主外交”的基本内容是：
1.以日美安全保障为基轴，谋求同美国建立“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
日本要在政治上“发挥美国难以发挥的特殊作用”，在军事上与美国“分担责任”，在经济上维持协调，缓和矛盾，充当“对等的真正合作者”。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日美关系发展得比较顺利，日本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了同美国战略的协调一致，并在军事基地，日美贸易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美国也重申了“承担保卫日本的义务”，并强调“与日本的伙伴关系是我们战略的一个支柱”和“基本前提”。
2.借助中国，抗衡苏联
日本“多边自主外交”的首要目标是恢复同中国的邦交。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问中国，中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恢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1978年8月两国又签署《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在与中、苏关系方面，1974年三木内阁提出“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但是，由于北方领土问题长期悬而不决，日苏之间的关系进展缓慢。
3.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石油危机”暴露了日本经济的脆弱性，使日本政府认识到发展同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联系的重要性，因而改变了一味追随美国中东政策的做法，制定了“新中东政策”，同阿拉伯国家进行对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支持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对中东的贸易已达其出口总额的10％和进口总额的30％。在东南亚，为了消除当地国家由于日本经济力量迅速扩大而产生的“恐日”情绪，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话，争取列席并进一步参加东盟首脑会议。1976年福田首相提出“福田主义”三原则，即保证“不做军事大国”、同东盟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信任关系、“为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日本还加强了同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这一时期是日本开展积极外交，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前奏。
（三）提出“第三次远航”和谋求大国地位的目标
成为经济大国后，日本渴望“成为得到国际公认的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的愿望日益强烈起来。政治大国是日本政府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就宣传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从1963年5月起，日本先后同美、英、加、法、西德等国建立部长级定期会议，以塑造大国形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愈来愈明确地谋求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的地位，并将此作为国家战略目标。1980年大平内阁表示不甘做“跛足国家”。1981年5月铃木首相宣布日本开始“第三次远航”：第一次远航是指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成为世界列强之一；第二次远航是指二战后经过经济复兴，日本经济实现了赶超美欧发达国家的夙愿，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第三次远航便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1982年中曾根首相宣称：“今后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而且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公开明确提出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方针，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个方面积极运作，为开创“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时代”铺平道路。
二、冷战后的日本外交政策与目标
冷战后，日本的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冷战结束之时，正是日本经济最强大的时候，当时的日本急于抓住国际旧格局瓦解的有利时机，提出“美、日、欧”三极主导世界新秩序的构想。但随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使其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萧条，在对外政策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1993年之后，日本政坛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政局不稳在一定程度上也掣肘了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美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调整和中国的崛起加剧了日本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之后，日本外交战略的总体目标未变，依然是争当世界政治大国，但所采取的外交手段出现一些变化。
（一）加快谋求政治与军事大国地位的步伐
1.谋求亚洲第一地位
构筑以日本为主导的亚太秩序，充当亚洲代言人，是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出发点。日本在1991年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中就提出：今后日本必须对作为国际秩序中重要一环的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发挥真正的中心作用。不仅如此，日本还针对亚太地区提出了一系列亚秩序构想，如东亚经济圈、环太平洋经济圈、亚太安全合作会议、亚太安全保障委员会以及亚太国家首脑会议，等等。其目的是逐步增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主导作用，提高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进而主导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为走向世界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
亚太地区本身就是日本根本利益之所在，当亚太地区以稳定的局势和蓬勃发展的经济浪潮展示于世界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地区区域经济集团化迅速发展对日本形成强大的压力时，日本更增强了加紧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圈的信念。20世纪80年代，竹下登就提出过建立“东亚经济圈”；90年代以后，日本更倚重经济外交手段来加速确立其在亚太的经济核心地位。1992年日本制定《ODA四原则》（即《政府开发援助四原则》）作为其向他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标准，如“即使对一个国家提供援助，日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而不是受援国的政治、经济需要确定具体的援助项目，并且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监督和制约，以防援助被用于不利于日本的建设项目。”日本就曾单方面将第四次对华日元贷款由用于交通和发电站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改为用于人民生活环境改善。日本多次利用这种经济援助的手段变相地干涉他国内政。1993年宫泽首相访问东盟，提出了日本对亚洲的基本政策，即积极参与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对话机制”；促进亚太经济实行对外开放；致力于民主、人权和环境问题；同印支三国进行合作。日本认为，只有立足亚太，取得在亚太的主导权，才能使自己在全球站稳脚跟。进入90年代后，日本高层领导频繁出访，所到之处，无不以提供资金或增加经济援助为手段，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例如，为重建柬埔寨提供了8亿美元的基金；海湾战争中为多国部队提供了90亿美元的援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