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清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崛起，“中国研究”成为国际学术领域的热点。电影是各种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汇聚的场域。中国电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最重要渠道之一。中国电影研究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学术热点，呈现出国际化、学院化和跨文化的趋势。“重写中国电影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话题。
关键词：中国电影研究，国际化，学院化，重写电影史
从2005年6月5日至11日，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和国际亚洲电影协会ACSS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百年，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联合主办“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与亚洲电影暨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高校影视协会和中国高教影视教育委员会为荣誉协办单位。来自全世界十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国外学者及几十位国内重要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襄盛会，庆祝中国电影百年诞辰，探讨中国电影的历史与未来。这一盛况反映了国际学术领域对中国电影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反映了电影等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当然，中国电影研究在国际上成为“热点”还和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迅速发展和提升所形成的“中国热”紧密相关。在这一发展背景中，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凭借上海在中国电影历史上和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并凭借上海作为中国唯一的A类国际电影节举办城市的有利条件，正逐渐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性的电影学术交流平台和中心。
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历次举办的高规格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一样，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学术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获得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会议成果包括九篇主题发言、三十三个专题讨论，共177篇论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电影研究的现状和热点问题。相关专题包括：“重审跨民族语境下的民族电影”，“中国电影中的跨区域性”，“影像的视觉消费与跨国流动”，“输出武侠：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传统的重塑”，“对东西方电影交流的再认识”，“对中国电影批评和历史的再思考”，“中国新生代导演研究”，“风格和类型的跨文化观念”，“中国电影工业的危机和转型”，“重写中国电影史”，“跨国的女性身体”，“商业电影与独立电影”，“中国电影文本重读”等等。其中“重写中国电影史”、“电影三城记：上海、香港与台北”、“日潮、韩流与泛亚电影”、“华语电影的谱系”、“跨民族语境下的民族电影”在会上受到普遍关注。以下，笔者就这次会议反映出的中国电影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提出几点思考。
国际化趋势和跨文化视野
中国电影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在当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学术领域。这次与会者的地域和国籍背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中既有来自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西方学者，也有来自日本、韩国和印度的亚洲学者，还有来自港澳台等地的华人学者，当然还有许多大陆学者。他们大都在中国电影研究领域耕耘多年，许多在国际上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他们和中国同行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今中国电影研究的一个庞大的国际化学术队伍。本次大会的主题发言之一，国际亚洲电影学会ACSS主席约翰.兰特回顾了国际上早在50－60年代就开始深入研究亚洲电影的七位先贤，其中包括研究中国电影的著名学者程季华，美国学者陈立（Jay Leyda）和法国学者贝热隆等。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中国电影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频频得奖，中国电影研究在美国和西方学界掀起一股热潮并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在许多大学逐渐站稳脚跟，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一直稳步扩展。关于这些发展，我们也可以从80年代起西方和美国电影学者频频访问中国大陆，并在国际上的英语专业杂志频频发表中国电影研究文章出版专著中可见一斑。西方关于中国电影的研究者继八、九十年代国内较为熟悉的安.卡普兰、尼克.布朗、邱静美、裴开瑞等，近几年来又有鲁小鹏、张英进、张真、朱影等一批有实力的华裔学者在美国学术界崭露头角，另外还可以提到大卫.鲍德威尔、周蕾、保罗.克拉克、以及米莲姆.汉森等国际知名学者。中国学界和杂志从80年代起开始关注和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视角和方法也引起许多中国学者的兴趣。
中国电影研究成为国际化的学术领域必然带来研究中的跨文化视野。近年来，在中国电影研究中“华语电影”概念的提出和流通可以看作是这种国际化趋势和跨文化视野的一个重要结果。1997年，美籍华裔学者鲁小鹏在其编选的论文集[1]的导言“中国电影（1896－1996）和跨国的电影研究”中首先提出了“跨国的华语电影”这一概念和研究视角。后历经辩论，但最终成为一个广泛流通的概念。在本次会议所收到的论文中，以“华语电影”和“跨区性”为切入角度的文章很多，比如：《跨国华语电影中的民族性》、《身在何处：全球华语电影和身份问题》、《功夫：华语电影与全球化的考古学》、《华语电影的历史谱系》、《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中的上海方言》、《美国的中国电影教育》、《四射的活力：华裔居民与新西兰艺术电影》等。从以上标题可以也看出，华语电影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它是一个极具有政治性的非政治性概念，一种需要从各种不同的批评视角进行仔细审查的意识形态建构。华语电影中最大的政治性就是有关身份的政治学，它既可以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电影眼中的他者，也是我们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契机。华语电影不是一个单纯的批评概念，它多少带有文化想象共同体的性质。华语电影不是一个类型的概念，但其中理应包容各种电影类型并拥有自己的风格。
“华语电影”概念的提出和接受背后有着深刻社会背景、文化根源和产业联系。自从1980年代初“中国新电影运动”[2]开始以来，华语电影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从金棕榈到各种欧美大奖多有斩获。由于分享共同的书写文字以及某种形式的文化传统，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电影生产及消费行为有其内在的向心要求。特别是在主题的确立、资金的运作、人力资源及发行放映网络等方面相互竞争、学习、合作，形成一种关系密切的“文化生命共同体”。许多内地学者认为“华语电影”是重新界定中国电影最具建设性的概念。这个从语言/文化角度提出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整合性、广泛的包容性，不论是民族的、跨国的、国际的，还是跨地域的，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都可以整合到华语电影的旗帜下。无形中契合了全球化背景下重新界定中华文化的疆界，完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的民族主义诉求。事实上，“华语电影”在多重语境和多种力量的协商和角逐中具有多重含义。
对中国电影的跨文化研究也引发了如何平衡各种学术观点和方法的话语权和阐释权问题。总的来说，新时期以来西方电影研究观点和视野的引进对中国电影研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中国学界也有一些批评家和学者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立场的合法性，首先会在西方理论话语中去寻找依据，很少去质询这些理论话语是否完全适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很少去质询是否可以简单地套用。而这恰恰是在跨文化批评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盲目服从西方学术的话语霸权有可能会扭曲对中国电影现象的理解。例如在西方颇有影响的所谓从“人种学“观点来阐释第五代电影的立场即是一例。[3]它认为《黄土地》《红高粱》等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人种学”展示。这种对中国电影的阐释既是过于傲慢、也是过于自我中心的，强化了中国电影只是为西方人制造“东方奇观”的成见。这种观点反过来也影响了国内学界对第五代电影的批评。事实上，陈凯歌等当初拍《黄土地》等未必想到要迎合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想象。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想对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想象发起冲击。从许多国内研究者的观点看，第五代电影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对中国文化的“人种学”展示，而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实）的“现代性”审视。正是在表达现代意识这一点上，第五代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并回应和推动了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所谓“人种学”的观点只会把第五代电影剥离出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语境，而把它变成把玩于西方观众手中的东方“古玩”。“人种学”的观点在这次大会的发言中也受到了质疑。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在提及这种“人种学”观点的影响时，更强调了第五代电影和中国历史和社会语境之间的动力关系，强调他们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现代性审视目光。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尼克.布朗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则从电影类型学的角度提出第五代电影并不是纪录片，因此使用“人种学”的批评范式需要十分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