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对信息意义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深化和拓展，解读模式在事实呈现上亦有自己的特点：
1.深入挖掘新闻事实的内涵，但宜各有侧重。解读模式的写作重点并不像信息模式那样集中在新闻事件的诸般要素上，它要解释的是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和未来趋向。解读模式在写作中一般是围绕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背景材料。当然，在实际写作中对每一则新闻事件的解释可能会有一到两个侧重点，比如重大的政治经济内幕报道，包括政权更迭、企业转让、股市涨跌等等，可能最主要的是解释原因；而某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比如货币政策、物价等新闻事件，则需解释影响；而对于极具震撼力的事件，人们渴望获知的是其意义和未来趋势。所以，解读模式的写作应根据实际需要，找准突破点，通过将其写深写透而凸显新闻事件的内涵。
2.客观呈现记者的评价。解读模式的主旨既然是挖掘新闻事实的起因和意义，实际上就允许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发表观点，做出评价。但新闻界对于记者在解读模式中做评价的方式是相当谨慎的，他们要求记者的评价必须客观。他们力图避免解读模式可能成为记者发议论的渠道。《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前主编莱斯特·马克尔提出要注意区别解读模式中的评论和一般的发议论：“解释是以充分的背景为依据的客观的加工过程，其中有一部分是评价”，“而发议论是一种受论点和感情影响的主观加工过程。解释是新闻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发表议论则几乎应该严格地限于社论文章”（转引自海顿，1980：213）。因此，解读模式中记者的评价一般是通过搜集与呈现大量的背景材料来进行的，特别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引用相关人士或权威人士对新闻事件的评述，因为这种引述仍然属于报道新闻事实，符合客观呈现的原则。而海顿亦通过一个案例，告诫记者应如何在解读模式中做出自己的评价（杰克·海顿，1980：213）：
下面是一个明显的发议论的例子，“目光短浅的市政厅拒绝在瓦茵街和培佑街安装路灯，致使五人丧失性命。”
你不发议论同样能够阐明你的观点。你可以先写出事实：五人因没有路灯而死于车祸，然后引用某个交通警察的话说应在十字路口安装路灯。你还可以引用某个公路管理官员的话，指出他的部门曾要求安装路灯，但遭市政厅的拒绝。为了公正起见，你应该弄清楚市政厅为什么拒绝安装路灯。或许是它没有钱。
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将解读材料纳入信息模式中，记者通过对相关人士和权威人士的采访，在报道中引用他们的评述和意见作为背景材料，而这些人的评述和意见则按原有的信息模式的呈现方式来加以引述。
3.写作手法比较灵活。因为解读报道一般篇幅较长，且时空跨度较大，大容量的材料对写作提出了较高要求，记者必须使报道富于人情味，写得引人入胜，这样才会吸引读者。所以解读模式在写作手法上有时会借鉴新闻特写的某些手法，譬如对话、场景描写、细节描写和倒叙、插叙等等。
解读模式的新意在于对新闻真实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媒介不再简单地认为只是客观呈现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即达到了新闻真实，他们已经认识到“事实”不等于“真相”。李普曼在其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一书中即对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在我看来，最存益的假设是新闻和真实并不是一回事，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分。新闻的作用是突出地表明一个事件，而真实的作用是把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将它们联系起来构成一幅真实的情景，人们能够根据它来行动。只有当社会形势呈现可以认识和觉察得出来的状态时，真实和新闻才恰好相符”（李普曼，1989：237）。在1959年“全国媒体俱乐部”庆典的一次演讲中，李普曼将探索真实的希望寄托在了解读模式的身上：“新闻报道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形式，如果我们只是报道了已经发生了的事——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新闻就会像桌子上一堆杂乱的七巧板。未经整理的原始新闻无法构成一幅图画，而将其拼成一幅图画正是记者不可推卸的责任”（Walter Lippmann，1959：25）。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解读模式成为对信息模式的僵化与缺陷的修正。因为后者明显地局限于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只允许记者去报道那些他们观察到的已经发生了的新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只能孤立地呈现单个新闻事件，使新闻事实的呈现流于表面化和简单化。而解读模式为了追溯新闻事实的缘起，探究新闻事实的意义和趋势，就必须围绕新闻事实在时空上对其进行拓展，寻找更多与之相关的事实，以还原新闻事实的语境，力图使其在自己的语境中体现出自身的意义，从而使新闻事实更接近于真相。因此，解读模式对记者主观性的介入也更宽容，记者需要运用自己的理解去寻找和连缀相关事实，他对新闻事件的价值判断总会或隐或现地存在于新闻报道之中。
但是，解读模式并未颠覆信息模式，它依然处于前者客观呈现事实的报道原则的规制之下。一位获得尼曼学者资格的年轻记者即称如果要为解释报道创造一项准则的话，那么“这项准则就应该是：记者和编辑们必须永远记住自己的第一要务——正确、完整地为读者提供新闻资讯。如果忠实报道某位候选人的演说或声明已能达到这项要求，那就应该止于忠实报道。然而，如果忠实报道实在不足以使读者正确认识这位候选人以及他的立场，这才该是新闻界扛起责任为读者提供补充资讯的时候”（转引自Roshco，1994：85）。在这位记者看来，解读模式只是对信息模式的补充。在提倡解释性报道的同时，麦克道戈尔不忘强调新闻业的根本目的是报道，“这就意味着搜集新闻和发现事实”，任何行为科学式的浮夸语汇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所有的新闻业事实上都是报道”（MacDougall，1977：viii）。换句话说，新闻业的立身之本就是通过报道发现事实，所有新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改变新闻业的这一基本责任，包括解释性报道，“即服务于民主，这是自由报刊存在的理由”（同上）。门彻写作《新闻报道与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提供进行准确并含有信息的报道与写作必需的背景知识”（Mencher，2003：xxi）。罗斯可在揭示了新闻生产的先天限制之后，依然重归客观性，“新闻界要追求进步，与其从毫无限制的鼓吹式报道下手，还不如致力于严谨的客观报道”（Roshco，1994：197）。信息模式客观呈现事实的这一核心原则因符合了新闻自身和媒介组织的特性而具有了强大的包容性。实际上多年来，人们对客观理念的批评并不是要摒弃讲述事实的新闻传统，而是通过对客观理念的批判与反思，理解其复杂性，使人们摆脱对其天真、肤浅的认识（哈克特等，2005）。
解读模式的出现与客观性理念成为新闻业职业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麦克道戈尔即称新闻必须解释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的。世人对于那次战争的爆发目瞪口呆，他们对于战争的根源感到茫然无措。而当时的通讯社，尤其是美联社，未能就政治局势的因由和影响做背景性或解释性的报道，记者只被要求采访那些已经发生了的新闻事件。一战以后，新闻界汲取了教训（MacDougall，1977：160）。1923年，亨利·卢斯（Henry Luce）创办《时代》(Time)杂志。卢斯和他的主编们认为新闻客观性这一普遍的概念是神话。《时代》宣称，它不想做到不偏不倚，而宁可把“公正”作为它要达到的目标。一篇纪念该杂志创刊2周年的论文指出：“不偏不倚与公正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对在他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进行分析时，是‘有偏向的’。他只要不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歪曲事实，只要不隐瞒说明一个不同观点的事实真相，他就是公正的”（埃默里等，2004：421－422）。《时代》将每周的新闻加以组织和分类，注重对事实的阐释。美国报纸很快就竞相仿效《时代》周刊的报道结构、文体风格。不过，报纸一开始并未对新闻报道的基本模式——信息模式做出多大调整，而是扩增了新闻评论。报纸不仅更广泛地采用政治评论家的署名专栏，还容许自己的资深记者具名发表分析性的新闻特稿，这些文章将新闻报道与作者的评论一起呈现给读者。
某些日报则开始采取每周出版一次新闻评论的方法——《辛辛那提询问者报》及《纽约太阳报》首开风气之先河，《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几年内纷纷效法。每周末的新闻回顾，遂成了深入说明该周内重大新闻的一项工具。但是，广播很快就开始播出新闻分析。尽管广播的形式在搞深度报道上天生受到局限，它还是造就了一批新闻评论员，他们把对时事的深刻洞察与口语播出形式合二为一。本来，印刷媒介应是承担解释性工作的理想角色，但报纸执着于“客观性”的理念而不愿投身于此。在广播兴起之前受过新闻学教育的报纸编辑，几乎就像拒斥广播这一新媒介一样地拒斥新闻报道中这一新兴的解释潮流。有一度，由于日报普遍不愿适应这种新的媒介环境而使得新闻周刊、评论期刊和广播垄断了新闻分析（福克斯，1999：14）。到二三十年代，各大通讯社在首都和驻各地新闻中心派驻国际问题专家，既致力于报道重大的新闻事件，又注意分析和解释这些事件。李普曼即将解读模式视为1929年大萧条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和30年代二战迫近的社会形势的产物（Lippmann，1959：24）。193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全美的报纸编辑要“对解释性新闻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及版面，并为读者提供背景资讯，以帮助一般读者充分地了解新闻事件的发展及重要性”（转引自Schudson，1978：148）。1938年，麦克道戈尔将其1932年首次出版的新闻写作教科书《新闻报道入门》在第二版中更名为《解释性报道》，作为对该报道模式的肯定与倡导。1943年甚至连客观报道的中流砥柱——美联社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报道理念必须有所改进，美联社总经理库珀发布一项备忘录，要求所属必须致力于“直接、忠于事实、绝对客观，且深入事件表面现象之下、说明事实真相的新闻报道”（转引自Roshco，1994：72）。
二战前后的一系列复杂政治事件，给报纸的报道施加了巨大压力，以促使它为这些纷乱事件提供某种解释。于是，报纸的诸多驻外记者得到机会将自己的观察与判断融入报道之中。但是，在美国国内，报道市政厅新闻的记者还处在知识结构老化的编辑的监视之下，还不得不偷偷传达此类解释性信息，将它说成是“消息来源”的见解（福克斯，1999：15）。在1968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档名为《60分钟》的新闻杂志类节目开始于每周日晚上播出，它很快获得了高收视率。许多与它类似的致力于解读新闻事件的电视节目也在美国纷纷出现。面对广播电视即时传播的技术优势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报纸固守信息模式的压力愈来愈大。日报开始在发表更能说明问题的新闻上进行严肃认真的尝试，他们报道新闻时注重读者兴趣，为他们从电视上已看到的新闻事件提供前因后果的背景分析。到了七八十年代，刊登解释性报道终于成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报纸的通常业务。克里斯丁·奥根（Christine Ogan）等5位学者对1900－1970年间《纽约时报》首页新闻所做的内容分析显示，解读模式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解读模式在整个头版新闻中所占的比例从1900年的13％增长到1970年的43％（Ogan et al.，1975：42）。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华尔街日报》也以其出色的解释性新闻而博得许多读者的好评。1978年版的《世界大百科》把解释性报道的增加列为20世纪美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李良荣，2002：212）。
与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不同的是，解读模式更符合媒介的生产需要，它需要的资金和制作周期都在媒介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门彻的教科书甚至也为解释性报道的写作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程式。《费城问询杂志》（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Magazine）副主编阿特·凯里(Art Carey)发现长篇报道最常见的问题是组织松散。很多作者对如何把他们收集到的大量信息按照易懂的和吸引人的方法组织起来缺乏计划和想法。多年来，他的杂志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可靠的杂志报道套路”，这就是（Mencher，2003：209）：
一个设定的导语，即在一个概括了主角的个性或追求，涉及主角的冒险经历或倾向的精彩的情形中介绍报道主角。
一个“狂乱的”段落或一场“轩然大波”。它明白地叙述故事前提，勾勒出要点，并用一些最吸引人的引语、珍闻和即将出现的以及引人注目的东西的前瞻来引诱读者，旨在将故事推销出去。
这个段落也应当告诉读者为什么故事如此重要、新颖或与众不同。应当有足够的关于故事的重要性的热热闹闹的介绍，使读者确信值得他们花费生命中接下去的20分钟。
一个背景段落，解释他是怎样成为主角，或如何处在某个位置，或牵涉到各样的争论。
有几个详尽的，依次展开的段落，揭示之前预报的故事内容和主题。
一个总结性的“结局”段落，它具有某种戏剧性的巨大力量，把一切包容在一道精巧的“彩虹”中，把它的全部意义告诉读者，也许还可将一些意义深远的思考留给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