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信息模式的批评
信息模式虽然站住了脚，但媒体自身存在的公共性和商业性的结构性矛盾致使对信息模式的批评始终不绝于耳。媒体在新闻报道实践操作中固守信息模式以至僵化也为人诟病。首先，信息模式过于偏重事件的取向使得新闻报道流于肤浅。在美国，对媒体报道的批评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媒体对于那些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进程或趋势报道得太少。对此最普遍的解释是“报道事件比报道广泛的社会趋势更好，或至少更容易”（帕夫利克，2005：19）。
其次，信息模式使记者过度依赖消息来源和可证实的事实，而很少主动使用文件、研究去发现社会隐藏的真相。1950年，一位评论家这样形容当时记者所经常受到的牵制：“探访主任总是告诉你：‘除非这是引用某人的话，否则你不能写在报道里’”（Roshco，1994：67）。《哈波斯杂志》撰稿主编沃尔特·卡普(Walter Karp)认为：“美国新闻事业的首要问题是过于依赖消息来源，而这些消息来源大多是官方的，通常是权贵”，而一名形成自己议程的记者是不会受消息来源的左右的，这样的记者会走入社区，去界定这些议题（转引自Mencher，2003：625）。艾匹斯坦亦认为美国新闻界的问题不脱一个简单又无法避免的障碍：即记者几乎无法自行挖掘事情真相，而必须完全依赖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消息来源”取得报道的片面现实。我们无法期待受制于截稿时间、有限的版面和固定预算的记者能去发掘真相。即便这些限制都没有了，记者对一件极具争议性的事仍然缺少权威或法律方法，因而仍然无法确认真相。所以，记者陷入了两难困境。不是作为隐藏利益的忠实传声筒，就是得增加、删除、窜改资料，然后加上自己的话。第一种方式确保讯息传递给受众，不过讯息可能有错或误导。第二种方式，降低控制信息的力量，却有更加歪曲的危险性，因为记者无法全盘了解事实，以及消息来源所处的环境。不论哪种情况，记者都无法确知真相。因此，艾匹斯坦将消息来源和记者关系视为现代新闻事业结构的一部分（艾匹斯坦，1992：175－176、182）。
在肯定《纽约时报》展现了纽约和世界的真实图景的同时，欧文亦对《纽约时报》的信息模式提出质疑：“某些我们有权期望于一份报纸的新闻内容，《纽约时报》却附之阙如。《纽约时报》相信报纸的责任应仅限于忠实地报道新闻，并为读者提供某些思考的方向。然而，它却并未致力于揭露这个城市黑暗角落中，藏污纳垢的诸般景况。它极力排拒任何特权侵入它的言论版，但就在它尽心处理新闻的同时，特权却可能在纽约恣意横行。当改革人士将社会中的歪曲情事带上法庭或公听会时，《纽约时报》会公平、正确地予以报导；但在这些歪曲情事正式被送上法庭之前——也就是在传统观念中，它们尚未真正成为‘新闻’之前——《纽约时报》则一概认定此非分内之事，而对此不置一词”（转引自Roshco，1994：65－66）。媒体固守着传统客观报道貌似公允的立场，而忽略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抨击，必然将无法承担为社会瞭望导航的职责。美国人对越战期间美国媒体的严厉批评即在于媒体除了提供一件又一件看得见的事实之外，并没有从历史角度报道这次战争，新闻工作者“迟迟未能真正理解越南的经验是毫无意义的”（埃默里等，2004：565），除了偶尔的“巨型炸弹式”的解释性文章或电视新闻纪录片以外，美国新闻工作者报道了有关战争的一切情况，然而就是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戴维·哈伯斯塔姆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埃默里等，2004：565）：
问题是，每天都要把某件事作为新闻来报道，而事实上，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这场战争只不过是法国人打过的印度支那战争的延续。那场战争已成历史：所以在每一条新闻中你本来都应该加上一个第三段：“……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正在步法国人的后尘，我们是他们的经验的奴隶。”但是由于有报纸报道规则的约束，你不可能真正这样做。……
所以，欧文当时就希望能将《世界报》与《纽约时报》的新闻作风融合，他认为普利策创立的主动挖掘新闻、唤醒公众注意力的传统为杰出报道立下了标准（转引自Roshco，1994：65－66）。
再次，信息模式有闻必录和客观呈现的手法使其易于被假新闻的制造者利用。议员麦卡锡对此的狡猾利用使《纽约客》（New Yorker）记者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认为麦卡锡操纵记者手段之高一如巴甫洛夫操纵条件反射试验中的狗，他认为再没有比将记者的职责只局限于告诉读者事实更能腐蚀新闻界的了（转引自Schudson，1978：168）。麦卡锡的一些声明纯粹是谎言和歪曲，其中有一些是他本人在同记者与编辑们寻欢作乐的宴会中私下透露的。但是大多数新闻机构奉行这样的原则，即只采用引人注目的权威人士的“官方”声明（巴格迪坎，1986：198），麦卡锡作为美国参议员的显著身份使得媒介无法忽略他。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指出当时关于麦卡锡的解释性报道并不少，但并未引起报纸的注意和转载，因为解释性报道不被看作硬新闻而是“记者个人的私产”（Schudson，1978：168）。报纸上对麦卡锡的报道多是纯新闻，虽然有些记者明知他在撒谎，但只能如实报道，任由麦卡锡利用媒体来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麦卡锡的谎言最终被揭穿，这一事件也成为信息模式的耻辱柱。只问事实，不问真相的做法，使得许多人认为客观性原则已经成为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因为根据客观性原则，记者可以不必顾虑什么洞见或证据是否足以采信，只要正确地报道信息来源的话就可以了，他们不必成为专家或老手，通才就够了。于1992年获得普利策评论奖的《纽约时报》著名女记者昆达琳（Anne Quindlin），在她的书中说：“光是客观和事实的报道，已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所谓5W、1H已经过时。这样的报道方式千篇一律，造成报纸平板呆滞的格局”(转引自彭家发，1994：75)。
20世纪70年代开始，多位研究者展开了对媒体的研究，从媒介的意识形态角色、制度规范、组织运作、专业文化、社会关系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日常活动等各个方面，具体考察新闻制作的过程，这使得他们对“客观性”在新闻生产中的角色有了深入理解。客观性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是新闻界持有的一种特殊看法，一种记者在新闻机构以及社区中用来作为指引的参考框架（G1asser，1986，转引自彭家发，1994：42）；甘斯（Gans，1979）更是认为客观性就是为了使记者在新闻报道中防止或摒弃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作为在报道中摒弃意识形态偏见的客观性，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甘斯一语道出了客观性内在机理的矛盾。美国肯特市《路易士维尔信使报》(Louisville Courier Journal)责任编辑哈普(Hawpe，1984)也有类似见解，他认为客观性本身就是偏见。而威廉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偏见就来自于“不偏见”，但是“不偏见”是一种构想出来的不可能达到的状况，所以如果将客观性理想构想成没有偏见，是一种错误构想（转引自彭家发，1994：67）。塔奇曼建议将“客观性”看作报人规避职业风险的策略性仪式，是一种常规程序（Tuchman，1972：660）。尽管这一程序展示了证据以表明实现了客观，但塔奇曼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一程序：（1）包含选择性的理解；（2）错误地宣称“事实可以自明”；（3）无法很好地呈现记者的观点；（4）受制于特定的新闻组织政策；（5）通过强调“新闻评论”的权威性而误导读者。
总之，看似客观的报道方式无法实现作为最终目的的客观（Tuchman，1972：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