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90年诞生至今，美国报纸历经沧桑变故，其报道模式亦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报道模式是指报纸在其日常新闻生产实践中所依循的准则和样式，它是报纸新闻生产的常规形式，是报纸长时间都在使用的报道方式。本文试图在“事实选择”和“事实呈现”两个维度上透视美国报纸报道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内涵与特点，探究报道模式的流变轨迹及流变动因。“事实选择”是指报道模式中选择了什么样的事实，“事实呈现”是指报道事实时采用什么样的手法。“事实选择”和“事实呈现”是新闻生产紧密联系的两个维度，选择了某种事实也就随之选择了与之对应的某种呈现方式，两者骨肉依存。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认为新闻叙事中存在着某种独特的叙述方式（narrative forms），而这种方式内含着影响知识获得的结构特征（Tuchman，1978：104）。在这里，塔奇曼更注重新闻的结构形式，而本文则试图以一种历史视角去探寻新闻叙述方式中内容与形式的共同变迁。
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在新闻报道中居于核心地位。然而，并非所有业已发生的事实都可以成为新闻，新闻也非对事实的单纯再现。塔奇曼认为，事实是“通过专业上合法的方法采集得到的相关信息，它体现了被知晓与如何被知晓两者之间的关系”。新闻不同于其他的求知过程，比如哲学和科学，它有着独特的“合法”的采集事实的“方法”，“新闻的生产流程既非深思熟虑亦非探究本质，它们也不假设和验证公理。与那些经由严谨的反思求得事实的方法不同，新闻是必须应对截稿期限的实践工作。事实必须被迅速确认，但新闻工作者（像科学家一样）亲历事件并不足以将其确认为事实。在科学之中，事实是因其可证实和可复制而被确立的。而在新闻中，证实事实，既是一种政治造诣，又是一种专业成就”（Tuchman，1978：82-83）。在塔奇曼看来，新闻生产是作为组织的媒介的产物，因此，新闻的生产受制于一定的规范，是被组织化了的行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规范是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的生产实践是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规制下完成的，而新闻专业主义对于事实的采集和呈现自有一套程序和规则。因此，塔奇曼指出，对于编辑和记者来说，专业主义就意味着遵循这些带有组织特征的叙述方式，有时还存在着可供模仿的正规范本，如《纽约时报》（Tuchman，1978：106）。
将媒介看作组织，将新闻生产视为组织规范下的产物，使得对新闻生产的考察适宜以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在对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取向进行盘点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应特别提倡“从社会的或社会组织切入的视角”，“要回答选择什么作为新闻、又如何报道这些新闻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新闻来源、新闻记者、新闻机构的编辑，还有专业主义、市场和文化传统等各自不同的诉求之间的角力与协商”，都会在这个切入点上展开（Schudson，2000：175）。国内亦有学者十分关注这一研究视角的意义：“对于媒介组织自身，我们探讨甚少，往往以上层建筑这一定性标签一贴了事”（黄旦，1997：72）。由此可见，对于媒介组织特征和结构的审视其实是不同传媒体制下的学者们的共同关注。
新闻的生产流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新闻源——媒介——读者，媒介在大千世界的纷纭事件中选择某些事件作为新闻事件，并通过加工制作成新闻，然后将其传递给读者。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新闻生产的过程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新闻源、媒介和读者的内部构成极其复杂：新闻源由各种组织或非组织构成；媒介组织内部的科层与分工也很繁复；而受众的人口特征分层亦很细致。所以，巴恩赫斯特才认为媒介创建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Barnhurst et al.，2001：2）。伯纳德·罗斯科（Bernard Roshco）称新闻是一种社会产物，同时亦是组织性的产物（Roshco，1994：13）。而更确切的说法是新闻是其生产组织（媒介）与孕育组织的社会现实互动的结果，之所以这样说，想强调的是，媒介确实受到了社会现实的影响，但是媒介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亦存在复杂的反作用：有时是合作、有时是消解与缓冲、有时是反抗。
报纸选择某种报道模式试图应对的是复杂的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一选择过程反映了处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报纸在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对社会的需求及自身状态和行为的想象与判断。正是基于此，报纸报道模式会应时而变。而报道模式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念（认识）问题。它是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意味就是报道模式所隐含的价值观念：新闻的内涵及报纸的角色定位。本文从报纸新闻报道最基本的实践形式——报道模式入手，由小及大、从微观到宏观，试图探究新闻的内涵及报纸自我角色定位的变化。当追问报纸“是谁”的时候，只是一种将传播者人格化的隐喻，并未否认大众媒介的组织特征。
新闻是什么？而报纸又是谁？当我们讨论这些概念时，我们需要追问的不仅是概念本身，而且更是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新闻和报纸形成的社会条件。只有将对新闻和报纸的研究置于某种历史背景之下，才有可能理解其内涵。恰如托克维尔所说，仔细观察一个人，“应当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而考察一个民族也与此类似，“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托克维尔，1988：30－31）”。这个观点对于考察美国报纸同样适用，追溯美国报纸的起源、发展与变迁，将有助于理解美国媒介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
本文拟采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将报道模式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将其置于报纸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之中来加以考察，以辨析报纸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复杂互动关系，力图展现美国报纸报道模式的生成图景，还原美国报纸的生存场。多年来，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因循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zarsfeld）的传播学研究路径，属于更多地关注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社会心理学。而大众传媒的社会历史研究则十分稀少（Carey，1982：1182）。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这一洞见在近20年后得到了舒德森的回应，舒德森在对于媒介社会学的元研究中，提出以往的“这些研究都是典型的非历史化的，忽视了新闻特性变化的可能性”（Schudson，2000：194）。与科技与自然史视角的解释不同，持现象学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学者们强调一种重置情境的分析方法（Jansen，1981：143）。舒德森的《发现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一书即采用了这样的研究路径，他将社会历史文献与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视角结合起来，考察造就现代报纸的社会条件和人类抉择（Jansen，1981：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