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生态环境的变化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的“软着陆”之后，经济形势相对回稳，政治体制改革重新启动开始的。在中共十五大把“党通过执政来进行领导”的原则上升到法律高度之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再次开始缓慢推进，其中一个显著变化是适度扩大了政治参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扩大，新闻的监督力量有所加强，基层民主开始试点，允许私人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新的现象都加快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末学界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模式选择的论战、分析中已经被确认，并且与现实也相当吻合。其两大特征是：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渗透程度较深，倡导经济优先，政府在加强市场立法的同时，多用政策性规定来纠正市场不足。
而一定程度走向市场的新闻生产，也是在被有关部门认为“市场不足”时经常以政策性要求修改；政治上，政府开放私人领域，允许个人在其中的经济自由，甚至一定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但对公共领域，具体施行的是“有限的多元化”，就是对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的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比如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是“民生新闻”得以生存的原因。但当“公共新闻”争取更深的试水时，力图运用设想中的承担公共责任的两大具体手段——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密切监督公权力时，侵入了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领地，即与国家和政权直接相关的政治公共领域，就会变得为谨慎的中心管理者难以接受，这也正是“公共新闻”不能再提的深层背景。
那么，不能提“公共新闻”的《1860新闻眼》现在如何呢？以2005年7月22日至28日对《1860新闻眼》的随机抽样为例，其重点的《绝对关注》栏目，选题依次为：
以环保的名义节约开支，是否该还利于民；
老人、孩子旅游要加价，是否为消费歧视；
大学生做性家教，你怎么看；
对“七夕”接吻比赛，是商业噱头还是激情迸发；
怀孕七周能否做人流，人大常委会待审议；
“一毛钱”计划控制白色污染是否有用；
少儿读物低俗化该怎么办。
显然，以上选题除了第五条稍稍涉及公共权力领域外，其他皆远离“公共新闻”的核心定义，与其他“民生新闻”的观众参与选题并无明显差异。并且，在社会新闻的数量和选题上，目前《1860新闻眼》和该地区同时段栏目也无显著不同。甚至在同一时刻，能够经常发现《1860新闻眼》与《绝对现场》、《南京零距离》在播出相同的新闻。于是，因为大的新闻存在环境并未改变，《1860新闻眼》的实际表现，在一番探索之后，并没有呈现出一些文章讨论的结果。除了“公推公选”直播——事实上观众并无选举权，对他们而言仅至“公开”——在题材上涉及到“公共新闻”的核心领域外，像《1860新闻眼》的另一个著名案例——“马能不能上马路”的讨论只抵达“公共新闻”选题概念的非核心部分。也就是说，目前为止的《1860新闻眼》关于“公共新闻”的本土实践，只是再一次演绎了中国新闻改革一贯的“边缘突破”和常见的“出师未捷”。在宏观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主创者难免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做这种新闻是画三个圈，第一个是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东西，就是导向；第二个圈就是百姓所希望看到的，人民的意愿。两个圈有交集的地方；我再画一个圈，是我能够操作的，我能做到的。这三个圈的交集我把它充分放大。所以专家学者永远说应该这样做，而我们干电视的说我只能这样做。专家学者经常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对，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在新闻改革第一线，我告诉你，它只能这样做。
所以，在大环境未有变化之前，原本意义上的“公共新闻”，注定是无名亦无实。
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即使在美国已经实践了十年的“公共新闻”，研究者对其实践的理念和效果也存在对立意见，并且这种分歧并未因“公共新闻”实践现在声势不及以往而消失。在理念上，对于媒体积极设置议程、以记者立场引导舆论以及介入集团利益纷争，显然是和西方主流媒介一贯认同的客观、中立、平衡的专业主义态度相抵触；而在实施效果上，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公共新闻”在吸引读者参与和说服效果上并不明显。如1996年在新泽西北部进行参议员选举时的实验，结果表明即使在派发宣传材料的情况下，公众对报纸较以往态度更加鲜明的社论和报道并没有产生更深的印象，尤其是在和商业电视台的竞选广告相比时效果更是微弱：读者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并没有多少增加，而且对竞选者的态度也基本还是来自于后者。如果说这个实验有可能因为仅一家报纸参与实验、抽取样本数量小而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同年在北卡莱罗纳进行的由六家报纸、九家电台参加的、名为“你的声音、你的选择”的“公共新闻”活动就更能说明问题：对于实验取得的成果，一年后记者、专家、政治家还在为此争执不休，难以确认是否有效。
当然，因为民主制度创设程度、各自所处社会背景的不同，对于“公共新闻”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当时当地吁求应作具体分析、取舍，尤其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的当下中国，媒体工作者更应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对于电视媒体，是否具备以理性见长的公共问题讨论能力同样更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华裔学者赵心树观察到，美国普通观众对于电视新闻的要求往往是“几个刺激人的镜头和几句口号式的提要”，而电视新闻制作者也往往投其所好。这样的结果造成“盲情的媒主”取代“知理的民主”：即在知识、信息、理解不足的情况下凭偏见、陈见和感情进行非程序化的决策，让激动的情绪左右一个国家、民族或集体的行为；而不是对关于事实的信息的充分、全面的了解，然后以此为基础的，理智、冷静、程序化的集体决策。
但是，即使注意到了这种危险，一个延续到现在的事实是，美国“公共新闻”的实践率先在地方媒体的印刷媒介上展开，但历经十多年的实践，仍然被商业电视新闻的“肤浅”以及电视新闻的固有特性消解，公众对于政治生活的冷漠以及具体事物的判断能力并未有改变，而《60分钟》这样的严肃新闻节目收视率依然呈现下降趋势。对普通大众而言，接近真理并不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而其过程通常也并不那么有趣。因此，“公共新闻”的实践者、研究者做好“新闻乌托邦”的最坏心理准备也许更容易平静些。而这种“乌托邦”情怀，也正是新闻从业者、研究者职业良心的一种体现，如同弗弗西斯一样努力维系新闻责任在商业利益诱惑、滥用公权下脆弱的平衡，避免坠入“双重封建化”的深渊。
需要指出的是，在《1860新闻眼》“公推公选”的直播实践中，当时的直播是贯通了一个下午的时段，然后延续到晚间的栏目。尽管整个直播是《1860新闻眼》栏目提出、实施的，但我们不能把“《1860新闻眼》工作人员做的事情”等同于“《1860新闻眼》栏目做的事情”。毕竟，这样打通时段的做法属于特例，而常态是栏目中《绝对关注》板块三两分钟的事件信息简介，以及通常是A、B两个简单二元对立的经验判断。这样对于公共事件讨论所需要的足够信息对称要求相较，未免过于简单，而产生的投票结果只是公布A、B选择的观众比例，也不公开参加投票的样本总数，更不考虑收看这一节目的观众在人群中的人口特征，以及每次调查发放800—1000元奖品有可能对哪些观众产生参与刺激都不作考虑，那么所得到的调查结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客观反映“民意”，实现后来栏目主创者“搭建公共平台”的定位调整初衷，值得思索。或者说，一个以消息组合为主的电视栏目要实现“公共交谈的放大者和改善者”的任务，未免太沉重了些。当然，具体操作手法的可待商榷，并不消减《1860新闻眼》制作者努力的意义。
现在，栏目主创人员已经把努力方向调整为“搭建公共平台”，并意图把选题集中在四类：“一个是城市建设；第二类是教育；第三，就业，包括社会保障；第四，权力”，但实际运作中又“基本上是无所不包，我们搭建的这个公共平台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涵盖所有生活空间。包括国外我都关注，像伊拉克战争，我也派记者到伊拉克去。只要是热点，老百姓关注的我都关注。”如此矛盾的操作，已经使《1860新闻眼》的产品特质变得不那么突出了。而这，又不过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艰难探索时，裹挟在和形形色色娱乐类节目相同经费来源的电视媒体经营体制之中，一些新闻改革探索者无奈摇摆的平常反映。
【第五章】一种参照：当下广播电视新闻实践动态的简要图景
面对数千个广电新闻栏目，要了解作为总体的中国广电新闻实践，在以数字化、网络化为表征的技术因素，以及当下本土以新闻管控政策、电视经营体制为表征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怎样的总体特征、发展趋势，依然不甚了了。因此，我们在完成“点”的观察之后，继续作俯瞰“面”的尝试。
与其他一些传承有序的行业不同，由于电视新闻工作的特殊性，以及人员构成、用工制度、薪酬体系和上升空间的复杂性，电视新闻领域内从业者对于职业理念的认知存在割裂和混乱；一些电视新闻人对于自己工作的职业忠诚度在下降；一线新闻队伍呈现出明显的低层次、高频率流动特征。
在新媒介的急速压迫下，电视，自然包括电视新闻的黄金期正在过去，而现有的政策、体制如果不能随机应变，无疑将加快电视新闻黄金期的衰退速度。如果任其继续，即使电视新闻也许依然可以依靠政策保护而存在于电视或电脑上，但那样看似占据传播渠道、实质丧失传播功能的边缘化存在又具有多大的意义呢？
如果按照马克思所断言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那么，这样残缺的功能格局，无疑是隐藏于幕后的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合作、冲突所造成的。
5.1不完全商业化的跛行：当下广电新闻实践的功能图景
现实中当下广电新闻实践在我们视野中呈现的图景是：“告知”功能过半不前；“宣传”功能盛极而衰；“教育”、“监督”功能日渐萎缩；“沟通”功能方生方灭；最终，在政策与市场的夹缝里，“娱乐”功能与“服务”功能结成寻找利润的同盟，并有意无意借助“三贴近”、“平民化”官方话语中的部分内涵高歌猛进，越来越呈现出“一支独大”的荧屏奇观。
通过调研、分析五类有代表性的新闻栏目个案，我们对国内新闻的生长环境、评价体系、经营体制、从业者心态等方面的特征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面对数千个广电新闻栏目，要了解作为总体的中国广电新闻实践，在以数字化、网络化为表征的技术因素，以及当下本土以新闻管控政策、电视经营体制为表征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怎样的总体特征、发展趋势，依然不甚了了。因此，我们在完成“点”的观察之后，继续作俯瞰“面”的尝试。
在课题的开篇中已经说明，我们对新闻改革的考察角度，是针对新闻功能扩张展开的，并将其基本概括为告知、宣传、监督、娱乐、教育、服务、沟通。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概括可能因为简略而在实际中存在多种表述，比如“告知”与“保障公民知情权”，“沟通”与“民主参与”或“营建公共空间”。但如果过于追求概念的精确界限，就会丧失创造概念以运用于实际的本意，并且语言的自在模糊性也很难保证精确界定的实现。所以，我们仍将采用上述简单的概括，并在以下的行文中分别做出界定，来对照当下中国电视新闻的实际表现。
以2003年“非典”报道先禁后放为标志，“告知”功能实现了一定的突破，对于关乎公共安全的自然环境变动信息开始渐渐透明，并且延续到如禽流感的流行病事件、转基因等食品安全事件，乃至矿难等自然、社会因素混杂的群体灾难事件。在突破以往报道底线并获得政策追认后，快速、直观的媒介特性，使电视新闻在“告知”方面优势明显。尽管存在对央视新闻频道整点新闻在事件更新、递进等方面的批评，但在非敏感领域内突发事件的报道，已经占据了三大传统媒介的制高点。但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军事、外交等敏感区域外，对于如官员选拔与变动、公共决策研讨过程等应当信息公开的时政新闻领域，依然管控严格。虽然近期一些部门推出了“发言人”的新角色，但从信息提供的质量看，并没有达到公众预期，有的甚至起到了防范以往记者靠四处出击获得更具分量信息的统一闸门作用。如果政府与公众角色的定位依然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没有切实的权力制约机制，让公众握有直接的刚性力量，“告知”功能依然难以彻底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