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联邦德国电视台在这次报道中对这种方法使用过多，有些采访就难免空泛，没有精彩的内容，只是为了让运动员和记者一起出现在观众面前，甚至在清晨三点钟还播出二十几分钟的现场采访内容，连他们自己的记者有时都觉得太多了、过分了，常叫：“怎么又出来采访了！”一些观众在报纸上批评这种情况，“我们所以在夜里还硬睁着眼睛，是为了观看比赛的实况，而不是为了看解说员的脑袋！”这说明一种好的报道方式如果用得太多太滥，也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读过我的这篇文章的人，就会了解我从1989年接手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之后的做法和节目思路的来源了。当电视技术在世界各地基本同步发展时，当电视台的经济状况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节目质量的高低全在于制作人员的水平，而水平在许多情况下是由眼界决定的。做电视的人只要有一定的基本技能，就可以通过别人的电视节目看出他的制作思路和手法，并不一定非得与制作者一起。所以我总是主张做电视的人时常系统地看一看别人的节目，我指的是从头到尾地看一套节目，连广告都算上。
看上几天就会有所收获，我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这样。在国外时只要有机会，我会锁定一个频道，从下午5点30分的地方新闻看到夜里12点。而且我向我所在部门的人员提供过美国四家最大的电视台全天节目的录像，希望一些有心人可以看看。经过了这些观察，每当制定自己的报道计划之前我的脑子里总会不自觉地出现各个国家的各种类型的电视节目，否则的话，自己冥思苦想出来一个似乎很棒的主意，其实或许是别人十几年前已经玩儿过了的剩玩意儿。
现在可能有人会说：你太没有创意了！我不在意一定要独创，因为电视就是发达国家早我们几十年发明的，首先是学习，我的下一代人才该是创造者。
初试身手
1988年的奥运会中央电视台的转播权费用是25万美元，在亚洲和大洋洲广播联盟（简称亚广联）的份额中占4%。在那之前好久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韩国没有邦交，当时我们只可以用带引号的“南朝鲜”来称呼这个主办国。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从邦交产生的，在1986年亚运会开幕前的几个月时，中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那届亚运会。顺理成章的是：如果中国不参加亚运会，当然也就不会参加1988年的奥运会。亚广联也不愿意过早地与汉城组委会签订转播协议，也是希望用这个理由迫使组委会降价。
由于中国在80年代已经显现出其在亚洲的影响力，所以当时汉城亚运会和奥运会的组委会非常在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出席，在多次国际会议上做出保证：给予所有代表团同样的外交礼遇；保证所有记者的采访自由等等。在1986年4月份我曾经随同魏纪中先生（当时的中国奥委会秘书长，现任国际排联主席）第一次访问韩国，我们的礼遇竟然是国宾级的：外交通道，警车开路，宾馆房间外面有警卫守候。
1988年的汉城（现在叫首尔）奥运会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是一个真正的检验，对于中央电视台也是一个开始。由于1984年奥运会在国内产生了没有想到的巨大效应，奥运会报道才开始在中国受到重视。当年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团人数上升到18人，副台长杨伟光（1992年开始成为台长）带队。
和现在不同，当时中央电视台是亚广联报道团的一个成员，和香港TVB电视台共用一个工作间，香港人唱主角。
实际上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在转播权谈判上中央电视台一直都是亚广联的一个成员，在80年代还不能算是一个主要成员，分摊的转播权费比香港低很多。制作和技术人员也缺少国际赛事的经验和语言能力，所以香港TVB的工程师吴连生先生和体育组的莫若祥先生（他后来在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BOB”担任协调制片人，并且是后来广州亚运会转播有限公司“GAB”的制作部主任）一直都是亚广联制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成员主要由解说员和新闻记者为主，前者将亚广联传送的信号加上中文解说，后者每天拍摄中国代表团的几分钟新闻。我当时在其中的一个摄制组里，既当摄像，又是编辑。除了公用信号之外，中央电视台每天预定了40分钟的卫星单独传送时间，专门传送中国代表团的情况，供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使用。
汉城奥运会也是国内其他电视台开始转播奥运会的开始。在那个时候，其实现在也没有太大变化，体育赛事，尤其是奥运会、亚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权都是中央电视台购买，地方电视台几乎无偿转播。这个过程里面有合作、有竞争，也有不择手段。在1988年时就有一个插曲：
我记得是在报道团出发前一个月，当时体育部的一个负责人告诉我，杨伟光副台长已经同意让广东台用粤语同时在广东地区直播奥运会开幕式及节目。但是在开幕式播出的当天，我们在汉城的工作间里面接到了台长王枫的电话，他对杨伟光大发雷霆。我在旁边看着杨伟光拿着听筒，一个劲地“是，是”，脸色越来越暗。放下电话他就走回了酒店，当天晚上嘴里就起了水泡，连续三天都是喝粥。本来赛事结束后全团人员经过香港回京，说好在港停留两天休息，结果外事处长陪着他改了机票，没出机场就赶回了北京。问题就出在广东台的转播上。
开幕式那天出了两个事情，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由于1988年时中韩之间没有正常邦交，所以上面规定在国内转播时不允许出现韩国总统宣布开幕的镜头，因此中央电视台是延时60分钟录像播出的，以便将那十几秒钟的画面删掉。但是广东电视台接收的却是直播的卫星信号，因此韩国总统的画面没有删除。
就在同一时间，柯达公司向中央电视台提出书面抗议，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部向他们讲的是中国大陆独家播出，所以同意支付比平时价格高的广告费用。但是他们又收到了广东电视台的广告征订材料，因此拒绝支付另外应付的60万美元，当时这可是一笔大钱！所以台长王枫震怒，也所以杨伟光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都不再愿意与地方台合作。
体育新闻诞生
在1989年2月接手体育部之前，我当了一年的体育部新闻组组长。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一旦哪个事情该我管，我一定尽力。
在当组长之前的三年时间里，我过的是一种“闲云野鹤”的生活。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时候还是以录像为主，几乎所有的节目都是提前几个月制作好的，因此周期很长。事实上现在我们可以记住的中央台的一些纪录片例如《话说长江》《丝绸之路》等都是那个时期制作并播出的。那个时候观众对于电视机的要求还是“家中的奢侈品”，所以并没有一定要求作为信息获取的渠道。但是，体育赛事转播除外。
自从我担任了这个“组长”起，我就开始思索：体育部除了每周15分钟的《体育之窗》（国内内容）和50分钟的《体坛纵横》（国际内容）之外，新闻似乎也应该有一块田地，否则新闻组长不知道哪些新闻可以上《新闻联播》（1990年之前那是中央台唯一的综合新闻），可以上多长时间？那还怎么提高手下人员的积极性？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300年前英国的“圈地运动”有了深刻的理解：在可能的时候尽管放马而去，先有了地盘才可以耕种。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地盘”都是由权力获得的。我很在乎组长这么个“芝麻官”，因为我始终认为中国电视体育报道就像是一块处女地，有志者在这里可以有开垦的自由，但是开垦的深度和广度则除了作者的创造力之外还需要权力的附加因素，要充分运用这个权力来获得更大些的创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