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试图从思想上解决如下问题：
（1）冲破两个樊篱，一个是西方文明在当前以亨廷顿为首的精英阶层违背文明的实质含义，对文明的地域性和文明的阶段性的政治性界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明霸权；另一个是对于西方文化“文明化”的批判。
（2）本书文明和文化的逻辑函数关系再次确认了德国思想界对文化的界定，同时，还尝试为中国当前的文化发展方式或者道路指出方向。
（3）从学理和思想上试图避免对文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文明化”两个极端，促使当前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的良性运行。
（4）我们可以有理由进一步反思德国思想界所奠定的有关文化内涵，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可以超越其中暗含的种族意涵基础上，开始思考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径。
赫尔德对文化定位的三个特征同时也说明另外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模式，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二，“民族”的文化说明了文化的主体性；其三，“文化有明确的边界”说明了文化的空间性。而此前的“文明观”没有明确的边界。不仅如此，“文明”还在树立特定主体的绝对权威的同时，试图抹杀边界，冲破边界，这是文明和文化的重大区别之一。文化的主体性和空间性的确认，既奠定了后来的德国“民族/国家”体制的基础，文化和文明的含混性也使得建基于这样思路的社会发展实践不断确认出一种“文化绝对化，发展即文明”的观念，“文化绝对化”理念对民族性、个体性的过分强调，使得现实的操作过程中，主体性、种族性的渲染已经漫过其早期强调的平等性基底，将作为形成文化的重要系数的种族或者民族主体升格为等同于文明要素的地位，直接的结果就是种族主义的推衍。“发展即文明”观念则和英法等国的文明观汇流，顺利接纳后来美国的文化殖民思想，延续、甚至拓展了从18世纪延续至今的霸权、扩张、殖民思路。而文化和文明的相对严格的逻辑函数关系则限定了文化和文明的相对固定的联动关系，避免出现上文提到的模式中文化和文明的错位，避免任何一方的发展、演进和变迁走向极端。
（5）重视当下大众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的现实对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影响，既将其看作文明的基本元素，也要将其看作影响文化变迁的重大系数，由此革新新闻和传播的研究，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序列，也提升对于媒体研究的重要地位。
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中国文化不缺乏脊梁；在经济崛起的时代，有人关注文化建设；在面对有关中国崛起过程中诸多现实问题的时候，研究者注意到18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美国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在深入文化和文明关系的内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复杂的历史和芜杂的陈述下埋藏的文化和文明几乎完全可以操作的逻辑函数关系。这些都推动着中国当下文化观念的建构，也验证、汇聚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文化的交流正是要开拓更大的视野，互相调整，互相包容，文化交流不是以一个既定的形态去征服另一个文化形态，而是在互相尊重的态度下，对双方本身的形态作寻根的了解（温儒敏，李细尧编，1987，p.14），在了解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交流和发展。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文明，如何思考在这样的大变局时代，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物质和精神逻辑的支撑？
从20世纪后期开始迄今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和研究的努力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从文化自身寻找解决文化问题的尴尬和不可能；上述文化和文明的历史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鉴”、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路”，将解决文化问题的视角从文化的层面转到文明的层面，借鉴并超越德国“狂飙突进”文化运动诞生、演进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摆脱现有的文化发展思路对文明的桎梏，为新文明的诞生及其基础上新知识的生产——新文化的生产开辟道路，是21世纪研究群体普遍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清楚中国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观念，不点明上述文化和文明的深层关系，当前谈论的全球化、中国文化的崛起等都显得苍白甚至会进入误区。具体来说，中国的文化建设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
第一，明确我们当下使用的“文明”和“文化”表层和深层的含义以及各自基本的要素，知其由来，熟悉西方当下文化话语的规律和掩藏的历史视角，自己要慎重使用。回顾中国的历史，有关文化和文明的观念一直是囫囵个儿地互释甚至是混用的。文化在中国古代是指“文治教化”。汉刘向《说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这说明中国古人把文明和文化都视为一种统治管理的方法，先用文治教化，后用武力。文化是统治管理的过程，文明则是文治教化后的结果，这个传统的概念一直保持到今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仍有一义把“文明”解释为“文化”，其实突出表现了文明表示有文化，有教养，是一种进步的意思（徐苹芳，2006年12月）。但是，文化变迁和文明演进的历程已经明示，这种囫囵个儿的混用恰是农业文明发展状态下的特征，在工业文明下并不适用。解决的办法是，通过上文述及的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解构西方文明和文化话语生成机制，借用并探索中国的文化建设方案。
第二，将当前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视作一种新知识生产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知识的不断挖掘和重组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在进行的。因为知识和思想之间存在这样的一种客观逻辑关系，“有时，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正是知识的背景，支持着思想史谲诡的风云变幻，使思想史上的种种奇异的、怪诞的思想具有可理解的背景和土壤，思想脱离知识系统的支持，将失去语境”（葛兆光，2000，p.30）。尤其是“在任何情况下，当环境的改变需要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时，社会文化变迁的必要条件就出现了”（克莱德·M.伍兹，1989，p.22）。新知识的涌现也自然地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充分条件来阐释和主导这样的文化变迁。
对中国来说，世界阐释中国和中国阐释世界都是一种运用我们已有的文化传统和传播渠道进行新知识生产的过程，把跨文化传播的实质界定到这个层面上，并充分把握和运用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就从学理上为实践操作性很强的跨文化实践找到了理论的根底。西方知识储备对中国文化构造的作用，即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需要从文明和文化两个角度来看。同样，对于这些影响的应对，也需要从文明交流和文化影响两个角度来看。关键看我们如何将这些新的文明元素有效整合进中国既有的文明传统之中，既发挥对传统文明的有效补充和提升促进作用，又和传统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不会过分的抵触，或者即使有抵触，也能在一定的主体、时间和空间的乘数效用下，度过一个抵牾、冲突期，逐渐过渡到共存共荣、共同进步的阶段。
第三，将这种新知识生产的过程，用文化和文明之间的逻辑函数关系来指导。
中国的文化建设不是孤单的行为。二战以后国际范围内普遍性的文化自觉运动早就拉开大幕，为中国经济上崛起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现实的语境。
第一节 语境：“二战”后国际范围内普遍性的文化自觉运动
美国跨文化传播学者卡里·杜德（Carley H.Dodd）的研究发现，当个体和另外一个来自与我们的群体不一样的个体交谈的时候，我们必须带着一种“文化自觉”（cultural consciousness）去听和说（Dodd，1995，p.4）。比如，参加国际会议，遇到听不懂的语言，本能的反映是戴上同声传译耳机，这个简单的行为，即属于文化自觉的范畴，不过是很初级的一种。实际上，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或者任何具有跨越文化经历的人那里，都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文化自省。
除此之外，文化的自觉还指涉一种宏观的整体/群体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是一种组织意义/层面上民族、种族、国家/地区、性别意识的觉醒。这样的自觉广泛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里，普遍发生在东西方国家，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觉表现也不同。
这样的一种国际范围内的文化自觉，在充分认识自我文化传统历史的同时，探索出冲破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外部枷锁的路径，也有效地实施了文化唤醒，形成了一种世界范围内基于上述文化和文明逻辑函数关系新的模式基础上重新审视文明演进、文化变迁道路的势头。
一、美国文化寓言：从“大熔炉”、“沙拉碗”到“织锦”
20世纪以来，美国的文化自觉很复杂。一方面，在承认多元文化现实基础上，探索不同的路径整合建构某种统一的美利坚文化。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大熔炉（Melting Pot）政策，20世纪70年代承认文化沙拉碗（Salad Bowl）的现实，到90年代将美国的文化建构过程和结果视为“织锦”（Tapestry）；另一方面，强调文明冲突，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到质疑多元文化族裔在建构美利坚文化中的作用，最终在“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下将美国文化再次回归欧洲传统，乃至直接认同到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由此我们看到，多元文化大杂居、小聚居的文化现实，制造出来的文明冲突论，某种统一的美利坚文化和美国性的打造贯穿了整个20世纪迄今的美国文化自觉过程。
美国建国200周年后，1976年，学者斯维里-特瑞克·穆瑞（Muriel Saville-Troike）在其著作《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础：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第一章提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开始走向成熟，这样的成熟性体现在更加复杂化和自觉（sophistication and self-awareness）。我们开始意识到曾经有的和现实中的美国梦并没有平等有效地实施。那么，我们已经开始就平等性的问题——即使是有点迟疑地——迈出下一步。“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美国人并不一定非要摒弃个体原来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双语言和双文化观点是可行的。这种新的意识反映了在我们国家价值观方面发生的深远的改变，理解这些改变的含意包括其语言和问题对于我们很重要”（Muriel，1976，p.2）。
穆瑞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很长时期里代表了美国的基本文化现实，也为世界范围的人所认同。美国文化的多元性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历史性无需多言，作为美国铭语的拉丁文Epluribus unum英文意思是“one out of many”，或者也有翻译为“out of many，one”，汉语意思是“合众为一”。美国文化多元性特征的现实性体现在，历史上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自觉地认同北美的英语文化，其第二代移民已经从经济、语言和政治上成功地转化为美国公民，以至于出现“儿童无法和爷爷辈的人交谈”（Muriel，1976，p.2）这样的现象，就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所谓“美国梦”或者“美国信念”的强大影响力，已经初步表现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某种统一的“美国文化”的文化认同行为、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建构过程及其结果。
但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103个民族集团和173个土著民的单位，加起来有200多个民族单位，美国已不是“民族大熔炉”，而似乎变成“民族博物馆”了。本土北美印第安人，西南地区墨西哥边境地区操西班牙语的人群，从加拿大移居到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卡迪亚法国人（Acadian French），战争征服的岛上的波多黎各人，来自几大洲、几大洋的移民人群，几代人还依然保持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些来自世界不同文化地区的移民不仅庆祝美国的节庆，还庆祝他们原来的节日，甚至还有现在居住的社区自创的庆祝，比如中国的舞狮、罗马庆祝英雄的旗帜、同性恋的游行等等（John Durham Peters.，2004，p.29）。在从所谓“主流文化”的概念出发考虑对这些人群的接纳或者拒绝问题时，1976年，穆瑞提出，“‘文化熔炉’的概念似乎不适用于他们”（Muriel，1976，p.2）。因为美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沙拉碗”（salad bowl）。
“沙拉碗”并非穆瑞首创。1974年3月，美国民事权利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在德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Texas）召开的有关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教育问题会议上，由卡登尼斯·班比（Bambi Cárdenas）最早使用（Muriel，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