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方文化被“伪装”成文明，东方文明被“编造”为文化
从国际背景来看。“二战”结束后，到1994年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宣布独立止，全球性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彻底颠覆了西方历经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或地区紧接着面临的就是民族独立意识和殖民遗产的冲突。除了一个刚刚获得自由的躯体外，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大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安邦立业、救亡图存任务的炽热程度与18世纪“狂飙突进”运动前期分裂的日耳曼邦国求统一、求强盛一样强烈。
18世纪德国的发展道路，是通过“狂飙突进”运动为代表的“文化”运动，强烈、彻底批判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英法“文明”世界秩序，逐渐树立起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之后，开始的国家统一和建设。但“二战”结束初期，殖民遗产的强大，以及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争夺，这些形式上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地区，并没有从实质上摆脱宗主国文化影响，同时，还被国际范围内的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博弈裹挟着颠沛流离。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顺理成章地接下了英国和法国在全球进行殖民的接力棒，用经济和文化的殖民替代领土殖民。当民主和自由沦为幌子，独立和发展成为泡影，前殖民地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以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为先驱，发起了遍布全球的后殖民文化批判运动。批判从英国、法国到美国的东方学及其传承机制，其所包含的殖民主义视角，尝试用强大的文化批判翻新国际秩序，为这些落后国家的健康发展扫清思想文化上的障碍。
关于东方学以及东方学的分期，拙文《东方学的变迁和美国当代东方学》已经作了分析，更多的有关后殖民理论的出现、发展变迁的历史等，也在《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姜飞，2005）中详述，此不赘。我们看到，从古典东方学（18世纪末之前，法国主导的殖民秩序）到现代东方学（18世纪末至“二战”结束，英国主导的殖民秩序）、到当代东方学（1945年至现在，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主义秩序）发展延展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反思被殖民历史之时，尤其是美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仍然固守并发挥英法等西方前殖民国家对东方的所有叙事方式的情况下，东方学的传统，包括对东方的基本看法和由此看法所引申出的文化、经济、政治政策，从现代东方学开始，就在西方（主要是英法以及“二战”后的美国）代代相传，先在学术领域，后在政治领域，奠定了一种代表世界普遍秩序的知识生产序列，进而将具体操作此种生产的主体——西方社会打造成人类的理想，文明的最高境界。这样的逻辑自然地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后殖民文化批评论的靶子。具体来说，这种逻辑是“东方学”的内核，用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人萨义德的话来说：“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从政治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其结构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这一想象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然后服务于这两个世界。”（爱德华·W.萨义德，1999，p.54）
对西方文化的代表，东方学家的文化知识生产，萨义德认为是对原始事实进行的修正，将其由自由存在的物体转变为连贯的知识体。问题不在于是否发生这一转化，不是将其他文化作为真实存在的东西来接受，“而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将其作为应该存在的东西来接受”。（爱德华·W.萨义德，1999，p.86）
于是，奠基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搭乘上了殖民主义的列车来到东方，用外来的文化覆盖了本土文明，同时，在既有的“文明”内涵和外延下，外来的文化也被“伪装”成了普世性的文明。现代东方人变成了“东方以前所具有的辉煌时代衰变之后所剩下的残迹”；“人们对东方古代或‘古典’文明的感知是通过其衰微而混乱的现代形式实现的，但这一看法必须依赖下面这些前提：其一，拥有非常精妙的科学技巧的白人专家能够完成筛选和重建的工作；其二，由一些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类型（闪米特人、雅利安人、东方人）组成的一套词汇所指涉的不是虚构物，而是一连串表面上具有客观性的、得到普遍认同的现实区分。”（爱德华·W.萨义德，1999，p.29）白人专家或者“东方学家”成了不仅仅是西方文化，而且是东方文化知识生产的主体，东方学中出现的东方也演变成“由许多表述组成的一个系统，这些表述受制于将东方带进西方学术、西方意识，以后又带进西方帝国之中的一整套力量。”（爱德华·W.萨义德，1999，p.25）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西方“文化”被伪装成“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观念被提升到世界、普世文明贡献层面；东方“文明”被编造为“文化”——本土文明被视为“残迹”，本土化被斥为“民族主义”并通过话语修辞将其等同于保守主义，落后主义——的过程，这和西方的殖民主义历史是吻合的。
已有学者点出这一问题的实质。博厄斯的学生，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即尖锐地指出，“对文化习惯的研究，只有在有效抵制一些预设的前提时才是有益的。对一个研究者来说，首先需要剔除掉对他选定研究对象的事先权衡。在一些争议不是很大的领域，比如对仙人掌、白蚁或者星云的研究，研究所必要的方法是尽量把相关的物质要素组合起来并记录下所有的变迁形式和条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掌握了有关天文学的所有规律，当然对‘社会昆虫’的研究也不例外。我们看到，只有在研究人自己的时候，社会科学研究用所谓西方‘文明’替换了‘人’的本土变迁要素”（Benedict，1959，p.3）。这样的“有意替换”的历史和现状，让研究者对“文明”术语的使用有所禁忌，尤其是在经历了深度殖民的后殖民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
上述德国学者对文化观念不懈的建构和发展，当前中国发展中面临的上述思想文化上的问题，都因作为美国主流思想代表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在1993年的出台而使得新形势下文化和文明深层的斗争浮出水面。
五、“文明冲突论”对德国开创的“文化”概念的颠覆和重构
二战以后的美国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建构美国成功神话的同时，又将世界文化带入了另外一条轨道，即，呼吁世界摆脱以往英法主导的世界秩序，打败德国后又呼吁挣脱欧盟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可能复苏，向美国看齐。但美国这样的努力单纯的呼吁是不起作用的，一方面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来主导外部世界，另外一方面，新雅各宾主义（New Jacobinism）则树立了一个道德或者伦理标杆来作为内部的精神支撑。
所谓新雅各宾主义，其渊源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旧雅各宾主义，二者或有差别，但实质一致，背后都是卢梭式的政治哲学，只是新雅各宾主义把关注范围由一个民族扩展至世界范围。新雅各宾主义是激进主义的一支，它表现出十分积极入世的一面，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完善他人，而不是只管好自己的私事；是让世界更美好，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防止世界变坏。新雅各宾主义者狂热地为民主唱赞歌，并且声称要在全世界范围推行民主。新雅各宾主义暗含了一个基本的预设，某些精英（例如雅各宾主义者自己）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对他人、对全人类最好的。由此，他们在为了你好、希望你好的旗号下所做的一切便都有了依据。当新雅各宾主义的幽灵附体于美国以后，一种具有美国风格的雅各宾主义便形成了，美国的雅各宾分子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感充满自信，并认为美国有权领导世界走向真、善、美。美国不是通常的国家，美国是其他诸国的样板，美国的原则就是全人类的原则，美国人也担负着高于其他国家的责任和使命。如此，美国便不仅是权力舞台中的领导者，在道德法庭上也是胜利者，美利坚帝国既体现一种普遍主义的世俗秩序，它为人类带来自由、民主、和平，也体现一种精神秩序，在此意义上，它又是一个道德帝国。这种自我理解使得美国人在暴力使用的过程中免除了道德上的愧疚感，这让我们想起卢梭的名言——强迫人自由，事实上，美国近年来的外交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强迫人自由”的生动写照（陈伟，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