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是语言的声音和形象，而所指是语言所代表的事物的概念。能指和所指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不可分割。但是，双方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即符号是“任意的”。因此，“传播行为依赖（生产商和受众）对语言和文化的共同理解。电视文本体现了生产商和受众之间话语的共享语言领域”。对语言和文化的“共同理解”和“共享语言领域”依据的就是代码的运作：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但又不断由语言或通过语言表达：我们所知所言必须由话语或通过话语产生。各类“知识”不仅产生于“真实”语言的清晰表现，同时又是语言对真实关系和条件的表达。因此，没有代码的运作，就没有明白易懂的话语。任何一种形式的文本在播出之前必须首先“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因此编码的过程也就是将电视文本符号化的过程。如何将电视文本符号化？霍尔指出，在将电视文本符号化的过程中，首先要服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也就是说，任何文本在成为电视可以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按照一定的语言规则将文本进行加工，使其符合传播规律和语言规律。当然，文本事件的原貌必须予以保留，还要考虑到符号化后可能会造成的社会后果。因此，符号化的过程也不是任意的，会受到一定因素的制约。例如，“广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它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都是制作节目所必需的，都对信息的建构造成各种影响。此外，文本生产的“日常程序”、“技术技巧”、“职业观念”、“制度知识”、“定义和设想”等，都成为影响节目架构的因素。
特纳认为霍尔对“符码/话语的组合链”的描述过于复杂和抽象，以至于给人一种印象，即电视文本是一种散漫的、不连贯的组合。的确，文本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技术因素、时间和地点因素等。此外，不同剪辑方法的使用也会影响意义的表达。
因此，电视产品的生产效果受到专业的、实践的、技术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编码环节中，符码必须在“话语的组合链”中以一种有意义的话语形式生产。
电视文本生产出来之后，就进入了流通和消费环节，即受众对文本的解读环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支配型文化秩序”的存在，受众对具体的符号、术语、形象和声音有共同的理解，从而使信息的交流成为可能。信息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称的，霍尔用下面的图形来表达这个过程：
电视文本在生产过程中，话语的形式规则占有主导地位。制作者依据自己的技术基础结构和知识结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对话语进行编码，生产带有一定意义的话语节目。节目播出后，如果受众用图3-1以解码的符码和制作者用以编码的符码之间存在“直接的同一性”，那么，制作者的意图就能得到完整地实现。然而，受众的知识结构和技术结构可能会使受众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产生不同的符码体系，并用自己的符码体系对话语节目进行解码。因此，由于双方缺乏“符码间的同一性”，制作者的意图就不可能完全实现。事实上，解码过程经常会由于因编码者和解码者双方地位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的解码立场而存在解读差异，这是一种“源符码”和“接受者符码”之间固有的不对称。
根据罗兰·巴特的观点，符号有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两个层面，符号的外延意义一般来说是固定的，而内涵意义则会由于具体的接受语境而产生各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受众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解码。即使是相同的符码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可以由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含义。例如，一般来说，猪是一种肮脏的动物，在20世纪种族运动中猪被用来指代残酷的警察，在女权运动中，猪等同于男子沙文主义者。外延意义通常是固定的、明确的意义，例如，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用来遮体和保暖的布料；内涵意义是联想产生的、更为广泛的意义。罗兰·巴特用了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穿着法国军服的年轻黑人凝视着法国国旗敬礼，这张照片的意义在于它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与种族，都忠实地为她服务。这就是这张照片的内涵意义。
受众多种解读模式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编码和解码所使用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等和不一致造成的，即编码过程所用的符码和解码过程所用的符码不一致。然而，由于编码过程中社会中流行的“主导意义”作用于文本，因此编码过程和解码过程之间才会产生有效的传播。否则，传播过程就会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永不相交，意义也将无从产生。霍尔认为，
在谈及主导意义时，我们不是在谈论支配所有事件会怎样被指涉的一个单方面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在事件获得的内涵意义的主导定义的限制之内加强对这个事件的解码，为其赢得似真性和合法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本的意义既是开放的，又是封闭的。
在传统的传播研究中，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一直被认为是被动的、消极的。例如，表面上看，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是在被动地消费电视节目。然而，霍尔认为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并不是被动的行为，相反，受众在消费的同时还会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没有意义的生产就等于没有消费文化产品，意义没有进入流通领域，那么电视文本也就没有真正进入使用阶段。我们所看到的电视节目是经过我们的经验和大脑对电视符号、声音和形象加工后的节目，是有意义的文本。文本生产的方式并不能保证文本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观众既可以接受文本设定的意义，也可以拒绝文本设定的意义从而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为文本赋予意义。因此，生产商生产的严肃作品在观众看来也许是滑稽的。反之亦然。
在此基础上，霍尔提出三种不同的解码立场。第一种是主导—霸权的立场。“电视观众直接从电视新闻广播或者时事节目中获取内涵的意义，并根据用以将信息编码的参照符码把信息解码”时，我们可以认为电视观众站在主导—霸权的立场上、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解码和编码过程存在符码和意义的一致性。
然而，日本符号学家池上嘉彦曾经对这种传播方式的存在提出了质疑。池上嘉彦认为，在通信过程中，“发信者”首先要参照“代码”编制“信息”，并将“信息”符号化，其次利用一定的“线路”发送“信息”，然后“收信者”在“线路”内解译“信息”。如果在信息移动过程中，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或“噪音”进入，就会形成“理想的”通信方式，即“收信者”依照相同的“代码”在相同的“线路”内解译“信息”。然而，池上嘉彦指出，过于“理想的”通信方式太机械了，“发信者”与“收信者”完全由“关闭”的线路连接，外界的参与完全被排除了。因此，这种通信方式几乎是不存在的。池上嘉彦所提出的“理想的”通信方式显然与霍尔的霸权解码异曲同工。
霸权解码模式在现实中很少出现，因此霍尔提出第二种解码地位，即协调的解码地位：
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它使自己的独特地位与对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相一致，同时，保留权利以更加协调地使这种主导界定适合于“局部条件”、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为了证明这一点，霍尔以工人对罢工的态度为例进行说明。工人们一方面认同媒体的观点，认为降低工资可以抵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工人还会为了提高工资待遇等自身利益而参加罢工运动。这种解码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如受众对一则化妆品广告的解读：
孩子：妈妈，长大了我要娶你做老婆。（孩子很天真）
代言人：什么？（有点惊讶）
孩子：我要娶你。（孩子很认真）
代言人：那爸爸呢？（逗小孩）
孩子：我长大了，爸爸就老了。（两人很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孩子：妈妈永远也不会老！（最后出现画外音：伊伊伊修护系列产品让妈妈永远年轻。）
这则广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网民提出批评意见，甚至指出广告中的乱伦嫌疑。不少学者也加入了讨论行列。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认为：
儿子要娶母亲这样一个说法，不适合在公众场合下播放。家里的童言无忌，与电视的公众传播，两者是有区别的。“乱伦禁忌”是人类做出的第一个道德约束，女性不老的理想，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但广告没有必要用乱伦的母子关系来表达，这是在触碰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这种东西完全不应该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争论的另一方则认为，童言无忌。广告词来自儿童的恋母情结，经常会发生在儿童身上，因此不值得大惊小怪。
显然，受众在“协调解码”的模式下对该广告进行了解读。在这种模式下，受众完全理解编码中的意图取向——对化妆品效果的宣传，然而受众并没有按照这种意图进行解码，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进行协商解码。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其传统的道德教育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脑海中。受众与生俱来的民族理念是难以改变的。这则广告对民族文化的道德底线提出挑战，因此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霍尔的第三种解码地位是对抗的地位。霍尔认为，“电视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例如，在对抗性解读中，工人将编码者提到的“国家利益”完全解读为“阶级利益”。因此，工人通过对抗的符码进行解码。
霍尔在编码/解码理论中成功地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观点，论述了符号的编码过程和解码过程以及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码模式。该理论质疑了长期以来广为流行的线性传播模式，论述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同时也向“被动的”受众观念提出挑战，开创了受众解读研究的新历程，为受众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利萨·泰勒和安德鲁·威利斯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做出了重要评价：
他开创的从文本分析向检验复杂、动态的文本——受众关系上的转移：意义永远不会只存在于文本中；相反，它处于文本和受众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妥协性意义中。同时，编码/解码模式为伯明翰学派“对《荧屏》的文本/受众关系模式的批判”提供了理论支撑，并对文本威力提出质疑。菲斯克指出，这一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把文本从完全意识形态的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在于，它偏离文本，朝着读者的意义场转移”。
但是，菲斯克同时也批评编码/解码理论过多地强调了阶级在解读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对受众其他社会背景的研究。为了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进行验证，伯明翰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展开了对“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这一研究弥补了霍尔受众理论的一些不足。
第三节信息传播的倾向性与隐蔽性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从符号学的视角出发阐释了信息的编码过程和受众的解码过程以及其间存在的矛盾。由于大众传媒以其自身具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得信息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向生产者一方的意图倾斜，而且这种倾斜不是赤裸裸地彰显于受众面前，而是通过隐蔽的方式作用于受众。霍尔在随后的研究中通过对传播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形成方式和形成过程，以及该功能如何隐蔽地作用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
一、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
根据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层不会以强硬的粗暴手段迫使从属阶层接受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和思想观，而是会主动吸收、接纳从属阶层的观念和意识，并对其不断进行调整，使其融入到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之中。因此，霸权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我们能够理解统治阶层是如何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成功管制的。
在大众传媒时代，统治阶层利用媒体的力量大力传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使对统治阶层有利的观念在从属阶层中不断渗透，以此达到教化从属阶层的目的，使其对统治阶层的观念形成“霸权式的赞同”，也就是说：“一个统治阶级赢得了臣属阶级进入确保其臣属性系统的心甘情愿的同意”。这种赞同的形成离不开媒体的力量，因为大众媒体“有助于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公共言论观、价值观和行为观等，因而是社会权利及其斗争的一个重要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