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美国大学生从小就熟知宪法第一修正案，从小在所谓美国式自由民主的氛围中长大，对媒介的“公正”和“自由”态度深信不疑（可以从前节的调查结果中看出），对媒体非常信任。但是依然有46.67%的美国大学生认为，大众传媒“在危机中，应该被约束和管理，以防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可见美国大学生对美国的以安全名义实行的媒介恐慌（问题10已论证）有着强烈的反感与不满，才会反对固有的意识形态，选择对媒介进行约束和管理。
所以，这两组几乎一致的数据，反映的却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大学生追求完全一致的媒介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目标，体现的也是非常接近的社会责任感和创造力，而且采取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勇气、思想和路径。
（五）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大学生对于最信任媒体的最大差异产生在对报纸和电视的不同信任度上。美国大学生在报纸的信任上要高于中国大学生，而中国大学生在电视的信任上要高于美国大学生。而且几乎都有较大的差异。
美国大学生在危机中最信任的媒体依次是：报纸、网络、电视、广播、杂志，中国大学生在危机中最信任的媒体一次为：电视、网络、报纸、广播、杂志。
对于这个原因的分析并不困难。首先，中国大学生对报纸的阅读率比较低。阅读占国内报纸主流的党报更少。而美国的主流媒体对社会的危机信息关注度很高，又不像电视媒体那样过于迅速地制造不必要的恐慌，因此成为美国大学生最信任的危机信息源。
而电视的情形正好相反。央视《每周质量报告》、《315晚会》等节目，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其他传媒中不多见的新闻勇气，为中国的大学生提供了两国大学生危机中最信任的媒体对比种有效的非传统安全信息，例如食品安全、水安全等，成为中国大学生最信任的危机信息源。
而对于网络、广播和杂志的认同，两国大学生比较接近。其中网络和广播的信任度，美国大学生都要略高于中国大学生，而杂志的信任度则是中国大学生略高。
（六）在最不信任媒体中，中美两国大学生反差最大的是网络和电视。
中国大学生对网络的高度不信任，使在前一问题中，最信任媒体排名第二的网络媒体顿生尴尬。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生对于网络媒体的部分信息是高度信任的，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信息，则是高度不信任的。而不信任网络的美国大学生只有中国的一半，另外对电视媒体的不信任则美国大学生要高于中国大学生。总体上看，除了中国大学生对网络截然不同的信任度之外，美国大学生最不信任电视和杂志，而中国大学生最不信任网络媒体。
六、媒介安全：媒介恐慌与媒介失语的消解之道从公式安全系数S>；1的成因看，△R<；△M是导致媒介恐慌的原因，而要实现媒介安全：△R=△M，那么就必须使媒介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实际的风险情况，才能避免媒介恐慌，实现媒介安全。
公式△R>；△M解释了媒介失语的成因，现实中的危机程度变化大于媒介中所展示的危机程度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没有及时、准确地报道现实中的风险，而是有意无意地隐瞒、少报了风险的程度。消减媒介失语的方法是尽快发布官方消息，公开事实真相，让大众传媒及时发挥安全功能，从而实现媒介安全。
邵培仁教授指出：从媒介恐慌的发生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媒介是媒介恐慌的来源之处；而围绕在大众媒介周围的，是三个恐慌信息来源的具体途径，即媒介对恐慌信息的采集、对组织信息的采集以及对两类信息的具体呈现。概括来说，主要是信息采集和具体呈现两个方面。媒介恐慌的规避与应对也应从这两方面入手，以达到将媒介恐慌真正地“止于媒介”的目的（邵培仁等，2009）。事实上，用媒介来制止和消解媒介恐慌与媒介失语，这一过程就是媒介安全实施的过程。媒介安全是一种恐慌与失语之间的平衡，而且是一种动态平衡。中美两国的大学生媒介安全调查支撑了这一结论，而且有了两国媒介安全文化比较的新发现。
第二节中美媒介安全偏向的文化成因考察
一、中美两国媒介安全的特点及其偏向
通过前节对中美大学生媒介安全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两国的媒介安全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偏向。美国媒介安全的偏向是媒介恐慌，△R<；△M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甚至是长期的状态。而我国的媒介安全的偏向正好相反，△R>；△M的媒介失语是相对经常发生的。
从文化上看，中美两国的大众传媒对安全的理解存在各自的特点与差异。例如，对于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媒体会非常紧张，认为自身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甚至不惜鼓励民众支持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所谓“反恐战争”。而我国对于类似新闻则平静得多，不会直接认为对自身国民的安全造成怎样的威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媒介对安全的态度是“攻击性”的，其假设前提语境是，存在着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并可能随时爆发，于是其媒介安全是媒介恐慌偏向的，宁可错报，也不能漏报或晚报，采取的是积极的进攻性媒介安全姿态；而我国媒介对于安全的态度是“防御性”的，只要不是侵犯到切身的安全利益，那么对于其他的新闻事件，都是采取防御的谨慎态度和措施。
这是造成两国媒介安全不同偏向的重要文化成因，而这一文化成因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战略选择和文化因素。
二、他们在害怕什么？美国媒介安全的媒介恐慌偏向及文化成因
（一）美国文化中的恐惧
通过问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和文献研究的第二手资料，可以发现美国大众传媒制造和弥漫的浓重的恐惧氛围。这种恐惧，和美国的文化特征密不可分。米尔斯认为：在美国，“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不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而是彼此讨价还价的关系。任何一个人的决定，参考了所有其他人的决定，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决定。”（Mills，1951）
美国学者罗宾在《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一文中从多个角度对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恐惧进行了剖析和研究。他指出：政治压制的恐惧在美国其实比我们相信的要多得多。这可能是一种对民众的人身安全或道德福祉具有威胁的恐惧，不像统治者自诩为民众保护者的角色那样；又或者是有权人中权力较小者的恐惧，或反过来。这两种恐惧——第一种对国家起团结作用，第二种起分裂作用——相互强化，统治者则从它们的结合中渔利。对危险的集体恐惧分散了统治者和社会下层之间的恐惧（罗宾，2007：212）。不论是第一种恐惧还是第二种恐惧，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者的统治。正如霍布斯所言：“服从的目的是保护。”（霍布斯，1986）国家可以保护国民不受外国的攻击。
乔姆斯基也长期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文化进行抨击：美国的国际与安全政策是植根于国内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的，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我们所说的“第五自由”——粗略地说（实际上这种粗略的认识并不失准确），这种自由是劫掠、剥削和控制的自由，是采取一切行动以确保现存特权得到保护和提升的自由（乔姆斯基，2006）。
在美国，恐惧和恐慌已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Glassner，1999）。例如对黑人族群的恐惧，认为他们都是潜在的暴力犯罪分子。这和美国的电视、报纸、电影中黑人的负面形象密不可分。美国主流社会之所以要把黑人“恐怖化”，其实质是为了掩盖美国黑人受歧视、生活水平严重落后于白人群体的现实。事实上从1980年到1995年，白人20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率提高了20%，而黑人青少年自杀率提高了145%。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的收入仅仅和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收入一样高（Glassner，1999：109）。换而言之，美国的黑人不应该成为社会恐惧的对象，相反，黑人群体是美国社会中最焦虑、最害怕、最无力的族群。美国的大众传媒将黑人“恐惧化”，其目的是为了让民众在寻求安全的本能中，与这些人群疏离，通过刻板印象塑造出“美国黑人”的不安全形象，从而实现统治目的。
飞机失事是另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媒介恐慌。从1914年到1999年，最多有1.3万人在飞机失事中丧生，但是仅仅平均每年在汽车事故中丧命的人数就是这个数字的三倍。从平均数上看，普通人在飞机失事中去世的概率大概是四百万分之一，这一概率大约和州立彩票中奖的概率相当（Glassner，1999：183）。在某起飞机失事事故中，有110人丧生，但《今日美国》一家媒体单独报道这个事件就发表了110篇新闻。飞机失事两周内，《今日美国》就刊登了71篇消息。而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CBS、NBC分别在两周内，每家媒体都播报或刊发了五十篇左右的报道（Glassner，1999：195-196）。
这种现实中的△R<；△M，导致了公众对飞行器和航空业的恐慌，而美国媒体这么做，只是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同情，树立自身的所谓“公信力”和品牌美誉度，不仅对受害人的隐私有冒犯，而且，使公众的认知产生偏差，从而以引起民众对航空飞行的恐慌。
（二）美国政治对恐惧的利用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凯尔纳（Kellner）认为，美国各类大众传媒中恐怖与恐慌的标志性事件就是“9·11”，而对“9·11”的处理以及随后的更加恐慌的社会文化的产生，则是布什-切尼政府造成的（Kellner，2010）。凯尔纳认为这一政治文化的起源可以上溯到2000年那场著名的以人工计票得出胜负的选举（Kellner，2001）。布什政府对“9·11”的解读是发起了“反恐战争”，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并试图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修订了所谓“爱国者法案”，为此不惜让美国民众在恐慌中生活了将近九年。从反恐战争伊始，美国政府就召开了好莱坞的会议，要求各电影制片商配合反恐战争。追溯对美国政治中恐惧文化的研究，可以一直找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于1835年出版，下卷于1840年出版。在上卷中，托克维尔把焦虑认定为一个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政治问题：焦虑是多数的专制的政治武器，从法律、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习俗中汲取力量，使得少数持不同政见者面临放逐的威胁。个人顺从不是因为权力的分配，不是因为法律、意识形态和制度，而是因为个人心理太弱，不足以坚持他的自由（罗宾，2007：99-100）。这种脆弱的个人心理，就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之一：恐惧。而在1840年出版的下卷中，托克维尔认为，个体不一定出于害怕而主动服从：他在本质上已经对自己立场的无能感到焦虑，已经在没有促动的情况下准备交出他的自由（托克维尔，1988：225）。
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民主的研究，宣称发现了“新型的恐惧”，这种恐怖不同于孟德斯鸠看得见、摸得着的：酷刑、折磨、监狱、死亡，也不同于霍布斯的国家带来的威胁，而是一种“市民的焦虑”，没有任何重点和具体的危害（类似当代的非传统安全）。只是对变化迅速的节奏和共同的所指对象的不稳定有一种朦胧的不详预感。焦虑的产生，其实不是权力恫吓的结果——如恐惧之于霍布斯，和恐怖之于孟德斯鸠——而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罗宾，2007：98）。这种焦虑可以让民众团结为一个整体，从而获得安全感。美国传媒通过把焦虑落实为现实的恐惧、恐慌或恐怖，从而通过发生的新闻事件，证实这种焦虑和恐惧，而这也正是美国大众传媒获得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其实质则是营造了这种恐慌氛围。
在托克维尔看来，政治家根本无须出手做任何事。焦虑的自我早就蠢蠢欲动。不论政治和权力如何设置，单凭心理和文化的影响，自我早就六神无主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发现，人们对恐惧的注意力引向了自己。如果有一个赖以恐惧的对象，这就是自我服从的特别倾向。个人不得不提防自己，警觉地监视着把他们从群众中划分出来的边界（托克维尔，1988：13）。在冷战高潮中，美国知识分子复苏了托克维尔的思路，论证美国最大的危险是他们本身焦虑的自我，完全准备好向专制交出他们的自由。阿瑟·施莱辛格警告：“在自由社会里，焦虑驱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叛徒。”（Arthur Schlesinger，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