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基于问卷调查的中美媒介安全
一、媒介安全的调查综述
（一）媒介安全调查的目的意义
基于前几章的调查研究，本研究已经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基于文献和质化研究的方法而得到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和明确媒介安全在具体实践中的情况，本研究引入量化研究的方法，调查的目的在于：一是检验关于媒介安全的结论是否正确；二是验证关于媒介恐慌、媒介失语等相关假设；三是了解中美大学生对媒介安全的态度；四是探索中美媒介安全的特征；五是发现媒介安全以及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二）媒介安全调查的方法与设计执行
本次调研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问卷共包括15个问题，16个选择。
国内的问卷发放范围以浙江地区为主，覆盖全国12所高校（没有包括港澳台地区）共1151份有效问卷。所以，“中国内地高校大学生”的称谓更为确切，但为了行文流畅，简称“中国大学生”。本次调研问卷涉及美国5所高校，共122份有效问卷。调查时间为2010年4月23日至2010年6月6日。
通过同一份问卷在中美两国不同大学的本科大学生中的调研，找出中美两国在校本科大学生对媒介安全认知的异同。
二、大学生对媒介安全的高度重视——两国调查的共性研究
（一）中美大学生都会在危机的第一时间选择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安全信息。这一数据在中国大学生中是79.1%，在美国大学生中是80%。
（二）在危机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信息其结果是更安全，还是更恐慌，选择均要视情况而定的，中国61.4%，美国71.7%。
（三）两国90%左右的大学生认为大众传媒具有安全功能，而在0-10分的变量范围中，认为接触到的媒体达到的安全分数，在中美两国是惊人的一致。中国平均分为5.11，美国为5.01，从平均分看两国大学生对自己身边的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都给出了中间值（虽然用多种方法分析，具体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一方面说明了调查对象对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并不是太满意，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媒介安全有比较高的期待。
（四）当问到在危机事件中，媒体是应该被约束和管理，还是不应该被约束和管理时，两国大学生的回答比较一致。中国有42.34%的大学生认为，大众传媒应该被约束和管理，以避免不必要的恐慌，57.66%的中国大学生认为，大众传媒不应该被约束和管理，及时、有效的报道必须被保证。这组数据在美国也非常相似。46.67%的美国大学生认为大众传媒应该被约束和管理，这个比例略高于中国大学生认同对媒介加强管理的数据，而53.
33%的美国大学生认为大众传媒不应该被约束。这个结果和公众对中美媒介管理制度的普遍认知有偏差。美国大学生比中国大学生更加认同对大众传播在危机中的表现进行约束和管理。这说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美国大学生认为大众传媒在危机中的表现，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进行约束。由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等法律条文的保护，美国民众对大众传媒的约束鲜有办法，于是希望并认可对大众媒介进行约束和管理。第二，中国大学生更加渴望减少对媒介的约束和管理，从而有效发挥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
三、美国大学生的媒介安全特征：反媒介恐慌倾向明显
（一）认为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会让社会更安全的美国大学生比例是中国大学生的一倍。美国大学生更加感受到媒介的安全作用。通过大众媒体在危机中获得信息后反而更加感到恐慌的比例，美国大学生是中国大学生的三分之一。从这个数据来看，美国大学生并不认为从大众传媒中获得信息会更加恐慌，而是“要视情况而定”（占71.67）。那么是否美国大学生不认为媒介制造了恐慌呢？显然并非如此。
（二）当问及：“你认为根据你的经验，在危机事件中，你身边的媒体是”，有75%的美国大学生选择了“总是报道一些没有威胁的恐慌信息，使我更恐慌。”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同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只有13.03%的被访者选择了这一选项。
（三）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会产生如此明显的差异的原因。问题2：“在危机事件中，通过大众媒体获得信息，你会觉得：A.更安全了B.更恐慌了C.视情况而定。”这个问题是主观导向的，美国大学生选择“视情况而定”的占71.67%，而不是“更安全了”或“更恐慌了”。而在问题9：对身边媒体的客观而具体的评价时，75%的美国大学生认为媒体“总是报道没有威胁的恐慌事件，使我更恐慌”，是对上一个问题“视情况而定”的具体解释。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生验证了这一点；美国大众传媒经常让受众觉得恐慌，并且报道了不少“没有威胁的恐慌信息”。
（四）美国大学生在危机中最信任的媒体依次是：报纸39.17%，互联网络29.17%，电视20.83%，广播10.83%，杂志0%。没有人选择杂志为最可信的媒体。原因有三，一是杂志的传播速度最慢。二是美国杂志的商业化程度最高，娱乐化倾向也非常明显。在美国大学生心目中，杂志已经不是传播危机中安全信息的可靠媒体。
（五）美国大学生在危机中最不信任的媒体依次为：电视33.33%，杂志31.67%，互联网络20.83%，广播10%和报纸4.17%。
电视在不受信任媒体中排在第一位，这和电视媒体最擅长制造恐慌有关。而互联网排在最受信任媒体的第二位却也是最不受信任媒体的第三位。说明在美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把互联网看作最可信赖的媒体，这超越了传统观念对网络传播的认知，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依然认为互联网上的信息是不可信的。广播媒体在信任与不信任中都得票很少，说明美国大学生已经不再把收音机作为主要的大众传媒来对待，且关注度很低。
四、中国大学生的媒介安全特征：较明确的反媒介失语倾向
（一）中国大学生认为在危机事件中，通过从大众媒介获得信息更安全的人数只有17.78%，有20.78%认为是结果更加恐慌了，而有61.44%认为要因情况而定。
（二）中国大学生在媒介告知安全之后，只有26.44%的被访者相信媒体，从而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这个数字是美国大学生的二分之一。而不相信媒体，认为自己仍然有可能在危险之中的，占21.66%，几乎是美国大学生的十几倍。可见，对于媒体发出“现在安全了”的信息，中国的大学生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
（三）但是当被问及，如果媒体长时间对同一个危机进行反复报道的态度时，有47.67%的认为是“被报道的事件很重要”，这个比例是美国大学生的十倍。另外22.42%的国内大学生认为是报导过度。而美国大学生有75.83%的认为要“视具体内容而定”。为什么中国大学生会有接近半数对反复报道的内容认可，却对“告知安全”不信任呢？这正反映出长期处于或接近媒介失语状态的恶果。媒介失语对媒介安全的危害在于，大众传媒只告知公众结果，例如火车或铁路事故往往是在通车以后才播发新闻，这种滞后的失语，会让公众觉得是被事后告知。因此对凡是“告知安全”的新闻都心存怀疑。而反复报道的新闻，由于报道充分，避免了失语，因此在国内大学生看来更加接近S=1的安全状态，从而会认为“被报道的事件很重要”，认为大众传媒发挥了危机中的安全功能。
（四）当中国大学生被问及，大众传媒会让社会更安全么？30.76%认为会，21.26%认为不会，而选择“不好说”的是47.98%。为什么不好说？因为大学生往往连危机爆发都不知道，却已经得到了危机过去并且安全的信息。反观美国媒体，每次都会把危机早期渲染得很严重（媒介恐慌倾向），或者很生动，然后告知公众安全，因此媒介安全的功能就广为公众所知晓。美国大学生认为危机中大众传播会让社会更安全的比例高达70%。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国内“媒介失语”状态的存在。
（五）为研究受众对大众传媒在公共安全与社会犯罪方面的态度，本研究设计了问题7：你认为媒体对犯罪案件的报道，会引起模仿，从而导致更多类似案件发生么？36.03%的中国大学生选择了“会，媒体起到了不好的教育作用”，是美国大学生的四倍。虽然，教育功能的确是大众传播的四大传统功能之一，但是，正如本研究所述，在危机中，安全功能应该而且必须取代负面的教育功能，而且起到警戒和阻隔的作用。中国大学生中认为“媒体可以制止类似事件发生”的只有18.52%，将近美国大学生选择此选项的一半。
也就是说，对于涉及犯罪的媒体报道，美国大学生认为大众传媒可以制止犯罪，而中国大学生认为媒介会起到不好的教育作用。
（六）媒介失语的再一次验证是在问题“你认为你身边的媒体在危机中”的安全功能评价时，中国大学生选择“总是报道一些没有威胁的恐慌信息”占13.03%，选择“总是隐瞒一些真实的威胁，使我无法知道真实的信息”的高达44.71%，这个选项的选择比例是美国大学生的5倍强，可见，大学生对于大众传媒“总是隐藏一些真实的威胁”是最令人不满的部分。但更让人担心的是，有42.27%的国内大学生选择了“两者都有”，既有媒介恐慌也有媒介失语，这一选项比例比美国大学生的选项比例高了近30个百分点。
（七）中国大学生在危机中最信任的媒体依次是：电视45.75%，网络24.56%，报纸21.48%，广播5.95%，杂志2.24%。中国大学生危机中最不信任的媒体依次是：网络44.58%，杂志19.60%，电视19.23%，报纸10.84%，广播5.75%。可以发现，国内最受信任的媒体是电视。和美国一样，网络遇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既是最不受信任的媒体，又是信任度排名第二的媒体，说明和美国大学生一样，中国大学生在对待网络新闻上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和美国最大的不同是，国内报纸被大学生信任的程度并不高。一方面，说明国内大学生接触和阅读报纸少，下降的幅度可能大于美国。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报纸在危机反应速度方面还是比较慢，且由于媒介失语等原因，公信力不足。和美国大学生相似的是，杂志的可信度不高，而广播由于不受国内大学生重视，在信任与不信任的排名中，均为最末。
五、中美媒介安全的比较：基于两国大学生问卷的调查分析
（一）美国大学生的媒介安全素养远高于中国大学生。当被问及“在危机中是否知道如何从媒介中获得安全信息”时，有91.67%的美国大学生选择“我知道如何从媒体获得安全信息”，8.33%选择“不知道如何从媒体获得安全信息”。但中国大学生只有48.95%选择“我知道如何从媒体获得安全信息”，而高达51.05%的中国大学生选择了“不知道如何从媒体获得安全信息”。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生绝大部分都具有从大众传媒中获得安全信息的能力和素养，而中国大学生只有一半具备这一能力。
（二）美国大学生有75%认为“我身边的媒体总是报道一些没有威胁的恐慌消息，使我更恐慌。”体现了典型的“媒介恐慌”的态度认知。国内大学生有44.71%选择“我身边的媒体总是隐瞒一些真实的威胁，使我无法知道真实的信息。”具有明显的“媒介失语”的特征。而且有42.27%的中国大学生选择了“两者都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的媒介安全的偏向既有媒介恐慌，也有媒介失语。
（三）当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信息发生矛盾时，朋友通过手机告诉的消息和大众传媒报道不同时，中国大学生有61.74%选择信任大众传媒，而美国大学生有53.33%选择信任朋友的手机短信。说明国内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还是高于人际传播的信息。这也证明，国内可以有效利用。而美国正好相反，过半的大学生相信朋友手机，反映了对人际传播的重视、信任和依赖，超过了大众传媒，而这正是信息过滥，导致媒介恐慌的后果。由于美国媒体上总是过量的恐慌报道，美国公众在危机中相对来说更加愿意相信个体的信息传播。
（四）一样的数据，不一样的态度。对于问题14：你认为在危机中，媒体应该被约束和管理，还是不应该被约束和管理？中国大学生认为应该被管理的占42.34%，不应该被管理的占57.66%。美国大学生分别是46.67%与53.33%。这两组数据表面上看非常接近。但表达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
应该看到，我国对新闻有着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传统，在这个社会语境和前提下，57.66%的中国大学生认为“在危机中媒体不应该被约束和管理，及时、有效的报道必须被保证”。反映的是希望以媒介安全的名义给予大众传媒更自由的报道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