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对媒体的报道不加限制，也有观点认为是扶植和帮助了恐怖分子。经过激烈的论证，最后联合国战争犯罪学专家巴斯尼欧（Bassiouni）的观点胜出，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采纳。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如何和何时进行关于恐怖主义的报道，应该有一个范围和度的考量，这个度的区间就在于从完全的政府新闻管制到有限地允许媒体进入该领域（Bassiouni，1982）。显然，对于媒介研究专家来说，接受审查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这项建议演变成为，由大众传媒自觉地在播发关于恐怖主义和恐怖袭击的新闻时，进行自我管理。也许在这个追求收视率和利润的行业里，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理想主义。但是，当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美国所有的大众传媒在没有经过任何新闻审查的情况下，主动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体现了专业的大众传媒在发挥安全功能时的坚定与果敢。可以看到，媒介的安全功能有时会和监视功能、协调功能产生矛盾，而这时，发挥大众传媒积极的社会作用，才是最重要的。在危机时刻，安全功能超越了其他的媒介功能。
三、安全功能的一致性特征
危机时刻，媒体快速做出反应，满足社会需求，进行信息监控。媒体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报道危机。但是，信息收集往往会很难，而更严重的后果是媒体为了等待收集、验证信息，而不进行报道或停止报道（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媒介失语”）。为了缓解社会紧张状态，媒介努力投入大量报道，发挥一致性，从而实现安全功能。这时媒介强调领导层的智慧、援救人员的勇敢，让社会确信“全社会的人团结一致”。例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邀请国际媒体到达灾难现场并接受采访。包括CNN在内的各国媒体都在报道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抗震救灾。这时媒介没有发挥传统的监视功能，而是用安全信息、安慰、信心来缓解紧张局势。
四、安全功能的团结特征
在危机中及危机后，团结特征是媒介安全功能的主要特征之一。团结的效果可以通过收视率等方法得到快速增长，类似爱国主义的团结。社会外部的冲突（例如战争、恐怖袭击）会导致全社会忽视内部的群体分歧，团结一致对外。危机越剧烈越突然，大众传媒安全功能的团结特征和效果就越明显（Mueller，1970）。但由危机中媒介产生的团结效应相对较短，危机一旦解决或基本解决，这一特征会快速消退。例如，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期间的出色统帅，并不能制止其在随后的1992年总统大选中败给克林顿。但是这些短期的效果具有长期的内涵，例如为领导层争取与危机不相关地区的支持率。美国总统约翰逊就很好地利用了他的前任肯尼迪遇刺所产生的团结效果，并且同时利用了媒介产生的长期安全功能，甚至使国会通过了一些肯尼迪总统都失败的法律提议（Bowen，1989）。里根总统在遇刺前，也遇到了反对党对于税收和预算的麻烦，但在他遇刺危机发生后，由于大众传媒安全功能的发挥，产生了“团结”的效果，公众对于两党政治理念的差异变得不敏感，而对团结和求同更加追求。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总统遇刺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开启了总统及其政策与公众的蜜月期。”（Nacos，1990）类似的事件发生在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中，直到选举前两天，岛内的各种民意调查仍显示，国亲联盟“连宋配”赢得选举的可能性仍然大于民进党“陈吕配”5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就在选战进入倒数计时的最后关头，3月19日，选前最后一天的下午忽然发生了陈水扁、吕秀莲在台南市扫街拜票时，遭到不明枪击受轻伤的重大事件，震惊全台。当时事发突然，情况难明，国亲措手不及，自动宣布停止举办原定的大型选举造势活动。蓝军消声，岛内所有舆论都围绕陈、吕受伤事件打转，当晚的国亲联盟内部民调即显示，“连宋配”选情急转直下……第二天，3月20日岛内照常进行了选举投、开票，结果陈水扁、吕秀莲以50.11%的得票率领先。胜出的票数不足3万。很显然，通过大众传媒施展的“团结”效果，使“受害人”一方得到了更多的“团结”和“认同”。
团结效应反映出社会面临威胁时和恐慌时，媒介能够带来的团结和安全的感受（Coser，1956）。危机中，公众对信息及其解释的需求很强，而对安全和团结感的需求更强（McLeod，1993）。公众并不希望获得杂乱的、互相矛盾的多元信息，相反，公众希望是一致的、团结的、安全的信息。因此，在战争中，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特别明显，即使是在监测功能已经失效的战争结束一年以后，团结的效果依然明显（McLeod，1994）。在部分危机中，公众更期盼媒体实行拉拉队长的职能，而不是监控者的功能。
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团结效果来发挥安全功能。首先，媒体资源与权威部门直接接触，媒体是公众首要的信息渠道。其次，在危机中，团结非常重要，媒体所处立场往往不再对政府政策进行评判和批评，而是团结所有力量，共渡危机。
五、安全功能的审查特征
危机中，对媒体的管理和审查相应增强。而大众传媒在这一阶段，自愿接受审查的意愿增强了。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格莱伯（Graber）的研究发现，地方广播电视机构确信，在危机中，如果对地方新闻报道缺乏有效规范，可能会导致恐慌甚至骚乱。因此新闻报道会在编辑过程中自动进行自我审查，删除潜在的有害信息。从这一方面讲，大众传媒的监测功能被牺牲了，以换取对潜在的消极效果的制约（Graber，1993）。在战争期间，由于大众传媒可能会将军事机密透露给敌方，例如部队的调遣与驻扎，武器的位置等等，从而影响国家安全，特别是CNN等跨国媒体对战事的24小时报道，更加为政府和军方管理新闻媒体增加了必要性（Sharkey，1991）。在危机中，公众似乎很愿意接受对大众传媒的限制。美国学者格兹阿诺（Gaziano）的研究表明，69%的被访者认为，当国家安全遭到威胁时，政府应该对电视新闻进行审查（Gaziano，1988）。当海湾战争爆发时，支持新闻审查的比例上升到80%左右，民众甚至更加偏爱支持性的新闻，并认可新闻净化，例如赞同禁播伊拉克政府提供的信息、禁播反战示威的新闻，禁播士兵死伤的画面（McLeod，199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大众媒体严格要求的态度，源自公众对大众传媒在社会中的角色的期盼，人们广泛接受军事新闻中政府的相关审查。
2010年4月14日早晨7时49分我国青海省玉树地区发生地震以后，当晚23时，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要求，青海卫视及其地面频道、西宁电视台要无条件停播除新闻报道以外的所有娱乐性节目（包括电视剧），具备条件的可以自制节目，不具备条件的要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有关玉树抗震救灾的节目。青海电视台马上响应党委号召，立刻停播了所有的娱乐节目。这种自觉接受审查和要求的做法，虽然是中国特色的，但却保证了大众传媒安全功能的发挥。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看似违反新闻自由的审查，固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带给公众和社会安全感，是媒介安全功能的具体表现，但是却只是很短时期内的功能发挥，并不会长期存在，更不会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工具。美国军事研究专家沙基（Sharkey）的研究发现，美国国防部在海湾战争以后继续要求媒体接受检查，这已经不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是带有政治目的的要求，是为了保护国防部及其领导人，包括总统的形象（Sharkey，1991）。当然这些政府建议被大多数美国媒体所拒绝了。
美国传播学者施奈尔（Schneier）在反思“9·11”事件中美国传媒的表现时指出：大众传媒拒绝新闻的利益，也是一种反恐策略。士气和斗志是恐怖分子最重要的袭击目标。拒绝被恐吓、拒绝过度反应、拒绝媒体上无休止的恐怖袭击公开化报道，就限制了恐怖袭击的有效性。在连绵不绝的北爱尔兰共和军制造的横亘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炸弹爆炸事件中，英国媒体很好地理解了恐怖分子的目的是想要英国政府过度反应，于是他们并不对炸弹袭击进行过度报道，只是赞美政府的克制和忍让，从而没有因为过度报道而激发更严重的事端，实现了媒介安全。相反，美国媒体在2001年“9·11”之后的第一个月内，并没有保持冷静和克制，也没能理解恐怖分子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民恐慌，从而由于报道失策，而逼迫政府作出过度反应，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战争（Bruce Schneier，2003：242）。
总结
危机期间，冲突剧烈，潜在的变化或动乱随时可能发生。此时受众对大众媒体高度依赖，大众媒体有能力控制新闻的报道和新闻的框架。同时，大众传媒有责任解释各类信息的重要性。因为危机中除了媒体几乎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因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能限制信息的解读。标准化的信息能带来高度一致的解读。高度依赖媒体的时期，大众传媒能够发挥高度一致和普遍性的媒介安全功能。
通过媒介的使用和依赖，媒介安全功能可以实现公众认知、情感和行为效果。例如减轻模糊性、形成态度、议程设定、信念获得、价值澄清、情感反应等。通过媒介安全功能可以实现一致、团结，也使监测、协调等功能强加直接和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