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纪实性电视剧还大多直接取材关注度高、影响大的新闻。对于新闻而言，题材所蕴涵的意义常常是新闻价值大小的标志或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到新闻传播效果。纪实性电视剧在选材上采取的策略主要是选取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和体现当代社会价值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
《生命的故事》、《牛玉琴的树》等选取的是当代英模的事迹，这些英模是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人物，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因此，重大题材的新闻价值大，涉及对复杂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分析，能帮助观众更好地认识社会、思考社会。尤其在当前探究媒介影响力成为新闻传播重要的理论问题的现状下，纪实性电视剧所体现的选材策略承续了新闻重视传播效果和传播价值的理念。
可见，纪实性电视剧是与新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艺术品种。它不仅源于新闻，还在新闻本质、新闻题材、新闻价值、新闻效果、新闻立场等多方面承续了新闻的品质和特征。加上纪实性电视剧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又使得它不同于新闻，成为新闻与艺术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样式。
三、纪实性电视剧“双重品格的真实”
纪实性电视剧叙事的目的，不只是提供观众现场逼真的视觉形象，真实地再现一个物质世界，还在于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要真实地再现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感觉，既表现客观世界的真实，也逼近主体心灵的真实，从而建立起客体事物与主体思维的合理结构。一方面，从纪实性电视剧“纪实”的本义来看，其实质是一种对已经存在过的现实的摹仿；另一方面，它又是“在‘艺术假定’或‘虚构’的前提下营建和摹拟接近于第二种生活形态（指‘经过选择、提取的再现性现实生活形态’）的情节和故事的‘生活真实’。”由此构成了纪实电视剧艺术真实的双重品格。
“双重品格的真实”包含以下几层含义：其一，纪实性电视剧与真人真事的关系，体现为艺术文本与事实的关系。弄清文本与事实的差异，是理解纪实性电视剧所表现的真人真事作为艺术典型的基础。纪实性电视剧是真人真事的艺术化，是具有新闻色彩的艺术真实。但这并不是说纪实性电视剧所表现的生活内容等同于生活现象或新闻现象。艺术文本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对客观生活的再现，可以达到逼真的程度，但文本现实不是生活现实。艺术文本是对事实材料的间接呈现，其中包含了艺术家的选材功夫和演员的表演。它是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的艺术形象。
其二，优秀的纪实性电视剧是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蓝本创作的，其中的艺术形象大都具有典型的性格，既有生动、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在刻画这些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性格上，编、导、演大多做到了将人物性格“渗透到人类最复杂的心情里去”，使得人物性格在个性上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至于人物性格的普遍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这些典型形象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这些进入艺术家视野的真实人物，还承担着传扬当代社会理想，揭示时代丰富的社会文化蕴涵的任务。
其三，纪实性电视剧存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虚构成分。如早期纪实性电视剧《新岸》的编剧李宏林在《谈纪实性电视剧的创作》中就提到，“为了追求一种与人物内心状态和谐的艺术节奏，我把原生活中高元钢和刘艳华赶马车，改为赶着有铃声的牛车；把高元钢和刘艳华几年里的劳动场合集中在富有诗意的小河边。为了追求一点美学内容，刘艳华的犯罪活动故隐其后。”纪实性电视剧不虚构事实，但是却要模仿事实；不虚构人物。却要艺术模仿人物。
因此，纪实性文本就包含了编、导、演主观理解的成分，包含着对人物语言的重新组织、对事实的选择和集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区别于真人真事的本真状态，是一种艺术的真实。
因此，真人真事与艺术审美的融合，是纪实性电视剧的主要特征。纪实性电视剧表现的真人真事是艺术化的真人真事，是真人真事的典型化，是具有双重品格的艺术真实。
在中国电视剧发展阶段的20世纪80年代，纪实美学的发达绝非偶然。当时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以郑洞天、张暖忻分别执导的《邻居》和《沙鸥》为代表的影片，明显地吸收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在《电影是什么》和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中阐明的纪实美学营养，使中国电影语言的创新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在中国现实主义文艺复苏的大潮中产生了独特的作用。但世间恐无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由于这种纪实美学追求过分强调逼真，又产生了拘泥于生活的原生原貌以致限制了电影语言的表现张力的弊端。纪实美学的追求对刚刚步入发展阶段的中国电视剧创作产生了明显的直接影响。这从一批纪实性极强的电视剧佳作（如《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丹姨》、《长江第一漂》、《大角逐序曲》、《有这样一个民警》、《一个叫姚金兰的人》、《好人燕居谦》等）中可以得到明证。
《大角逐序曲》被称作“电视报告文学”——犹如我们可以专门有“电视小说”这一品种一样。《大角逐序曲》为电视剧纪实语言的运用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电视剧最后长达十几分钟的“对话会”那场戏，尽管大学生与总经理的侃侃对答、从容论辩令人激动，但过多的统计数据和雄辩的逻辑推理，还是让观众的新闻感受多于审美愉悦，抽象思维大于形象思维。
山西电视台由《百年忧患》到《有这样一个民警》，再到《好人燕居谦》乃至《矿山小英雄》和《一个医生的故事》，成为发展阶段纪实性电视剧创作的“大户”、纪实的“重镇”，一批艺术家执著追求纪实的“晋味”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纪实性电视剧当属《有这样一个民警》。这是一部取材于山西省大同市模范交通民警郭和平的先进事迹创作的电视剧。写民警的戏，不外乎站岗、执勤，这种生活多么单调！然而，正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迸发出美的光彩。屏幕上平淡无奇地展现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处理初次进城卖豆腐的农家老汉横穿马路违章事；搀扶盲人夫妇过马路事；罚骑自行车带人违章的姑娘郑燕事；送迷路儿童小微微回家事；作为副支队长上任去新华书店买《雷锋日记》送同事们事；教育违章翻越马路栏杆的小伙子事；拒收卖豆腐老汉馈赠豆腐答谢事；申请分配住房事；为曹干事借小平车运木板事；因公延误诊病事；关心民警小赵恋爱事；临终前要求最后一次上岗事。
总计12件，桩桩平凡，绝无惊天动地之举。但正是这些平凡小事，经过艺术家质朴无华的精心处理，引出了一位雷锋式的英雄人物精神风貌的一个个闪光侧面，最后熔铸成社会主义新人崇高人格的“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对于荧屏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无疑提供了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新鲜经验。《有这样一个民警》的编导把平淡无奇的小事艺术化、审美化，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诗情画意，发现美并表现美。
其一，杨明光（原型为郭和平）处理初次进城卖豆腐的农家老汉横穿马路违章事。当农家老汉闯红灯横穿马路时，杨明光拉住了他，并告知对这种违章行为要罚款。老汉急了，道：“同志呀，你们城里路这么宽还能不让人走了？”杨明光悟出老汉是初次进城，探问道：“大爷，您是经常到城里卖豆腐吧？”老汉答：“谁经常来了？这不是头一回么。本来是我儿子卖，他现在到村里煤窑上去了。这，这，我头一天，还一个钱没卖哩，你们就跟我要钱，我上哪儿给你们呀！……”于是，杨明光通情达理、因势利导说：“那我这次就不罚您了，可您下次一定注意。
看见红灯您千万别过马路；等绿灯亮了，您再通行。左手拐弯要绕岗台通行，不能这么过。”
言罢，还把一本交通法规小册子送给老汉。老汉急忙摆手，道：“不，不，同志，我是真的没钱。
你别变着法儿跟我要。这书我可真买不起。我没钱，真的没钱！再说，我也认不了几个字。”
杨明光赶紧解释说：“大爷，这本书是我送您的，回家找人给您念念、讲讲，一条一条都记清了，下次您就不会再违章了。”老汉不语了，半天才说：“同志，那合得着说来，你这是赔了，我这反倒是赚了，不是？”这场戏，写出了“这一个”民警。大凡观众都会有这样的切身体验：马路上执勤的民警照章处罚违章行人，而不懂法的行人不服气，于是争执，发生口角，最终酿成事端。这里当然有是非之分，责在违章行人；但有的民警态度失之谦和，恐怕也多少有点给争执添了“催化剂”。杨明光却不是如此。他作为人民警察，既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想，又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在本职工作中，他堪称有创造能力的好手。对这位因初次进城而违章的农村老汉，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妥善而完满地解决了问题，体现了“人民警察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在这里，屏幕上展现的生活是真实平淡的，却是极富个性和诗意的；惟其如此，才自然而然地流溢出主人公精神美的光彩。
其二，杨明光罚骑自行车带人违章的姑娘郑燕事，也写得极其平实而又有特色。显然，编导有意用了对比手法，先写青年民警小赵对郑燕违章事的简单生硬的处理：小赵发现郑燕违章，欲擒故纵，待到郑燕骑车经过岗台，突然厉声喝斥：“下来，下来，把车放这儿！”郑燕却佯装糊涂，推车想走，回敬道：“别在马路上蹶得没意思，拿我们开心。你要是没事，咱可就‘拜拜’了！”一来一往，针锋相对，小赵跳下岗台，拉住郑燕的自行车，行使起职权来：“在马路上蹶着怎么了？你以为蹶根电线杆？哼，晃到我眼皮底下违章，你也太目中无人了。拿钱来，拿钱来，五块！”郑燕仍不相让，不肯认罚。两人你拉我扯，互相乱骂起来，岗台周围一下子围过来许多凑热闹的人。这时，杨明光赶了过来，先制止住对骂的小赵，再一一向围观的人们敬礼，请大家散开。然后，他诚恳、严肃地对郑燕说：“刚才，你们一拉一扯，碰碰撞撞的事难免。他不对的地方，我已经代他向你赔礼道歉了。不过，你骑车带人这可是明显地违反交通规则，所以你也要认错，照章罚款五块。”殊不知，郑燕仍不服，虽然不得已认罚了五块钱，却恶语伤人说：“拿回去给你们买烧纸吧！”这可惹恼了小赵，一气之下，扣押了她的自行车。杨明光看矛盾一时解决不了，决定下岗后再慢慢劝导小赵，又亲自把自行车给郑燕工作的食品厂送去，并附上了一封信。郑燕诧异地打开信，展开，她首先看到的是那张罚款收据。一边看信，一边传来杨明光的画外音：“郑燕同志，我把车给你送来了。你骑车带人违章，态度不好，扣你的车不算过分。按道理该通知你们单位，让你写出书面检查。我想这样对你也不算太好……你的车虽新，可能没整过，毛病不少，车把紧，后闸松，脚踏子也不大利索，我给修了一下，你看看好骑不……”郑燕看着自行车，一阵惭愧，一阵感激。至情如此，金石为开。难怪郑燕要带上自己设计的新产品“云中酥”，专程赶来请杨明光品尝，以略表感激之情；也难怪在杨明光崇高精神的感召下，郑燕对人民警察有了全新的认识，真挚地爱上了“不打不相识”的小赵。生活，在这里是多么美好、多么充满诗意啊！
其三，拍得最精彩的，要算杨明光当上副支队长后上新华书店去买《雷锋日记》送给同事们作礼品一事。为了做好铺垫，编导在戏开始不久就用特写镜头展现了杨明光的家——这个家很小，很简陋。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被一铺大炕占去了三分之一的位置。屋里摆设的都是简朴的过了时的家具：两个木箱，一个立柜，一台缝纫机，屋子中间架着一只铁炉。唯一醒目的，是挂在墙上、摆在柜子上的奖状、奖章、证书和一本《雷锋日记》。屏幕上，没有声音，只有图像。然而正是这无声的图像，不经意间却极有力地给观众的视野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造成了审美过程中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位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民警，其精神支柱是《雷锋日记》！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雷锋日记》被打入冷宫的那几年，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