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性电视剧不过是电视剧中的一种叙事性文本。1987年，针对这种电视剧领域的“报告文学”，从事电视剧艺术创作和研究的艺术家曾在山西太原专门召开纪实性电视剧美学研讨会，探讨其艺术特征。1995年9月，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与山西电视台在太原再次联合召开“纪实性电视剧研讨会”，会议以山西纪实性电视剧为研究对象，将中国的纪实性电视剧区分为报道剧、纪实性电视剧、高度艺术化的纪实性电视剧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框定可以作为对纪实性电视剧美学类型的小结。直播时期的报道剧，之所以被视为中国“纪实”性电视剧的雏形，是因为这种电视剧如实地、直接地、形象快速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以事实本身影响现实，具有与虚构文本完全不同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纪实身份出现的电视剧，基本上也没有背离对真人真事的强调。
但在真人真事基础上，表达方式和方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按照新闻纪录片的创作手法表现真人真事的新闻手法得到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将典型化的原则用于纪实，创作者较好地将纪实性与艺术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强调纪实性电视剧表现的真人真事，既是生活中的人，也是艺术典型。同一时期出现的所谓“纪实风格的电视剧”，对纪实的理解更加深化，主要在于把纪实定位为高度艺术化的纪实，强调纪实中合理的虚构和想象。以主观性或主体审美意识的投射在纪实性作品中的存在为依据，有些学者甚至认可这类电视剧采用的“假名真事”。《新闻启示录》是以真人真事作为原型的艺术创造，但不是真人真名，就属“假人真事”之列。杨田村在《纪实与真实》一文中按照内容和形式的区别，也认为内容非纪实、形式纪实的电视剧是纪实风格的电视剧，是纪实性电视剧的一种类型；张凤铸也认为，“纪实性并不等于真人真事，而是更宽泛一些，既可以是真人真事，也可以是以生活原型构建故事。”“纪实性电视剧”既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又不能违背真人真事中的基本人物性格、基本事实，它是以反映真人真事为特色的艺术文本。也可以说，纪实性电视剧是真人真事的艺术化，是一种带有强烈新闻色彩，以事实性叙事或客观性追求为特征的艺术类型。
从纪实性电视剧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直播时期的电视剧，如《刘文学》、《雷锋》、《焦裕禄》、《党救活了他》等，取材于真人真事的电视剧，可认为是纪实性电视剧的雏形。1979年，上海电视台制作的歌颂张志新的电视剧《永不凋谢的红花》，开创了新时期纪实性电视剧的先河。进入电视剧发展阶段的20世纪80年代，《生命的故事》、《一个叫许淑娴的人》、《一个叫姚金兰的人》等纪实性电视剧的出现，推动了纪实性电视剧的发展，与同时期报告文学的兴盛相呼应，成为受到艺术界关注的审美类型。可以说，将典型化的原则用于纪实，把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刻画成艺术典型，是中国电视剧艺术的传统，在不同时期的纪实性电视剧创作中都普遍得到了运用。
尤其是后期出现的作品，对生活中自然形态进行选择、提炼、加工，使人物情节进一步典型化的品位得到提升。对于“纪实”性电视剧而言，这种带有创作者主观因素即艺术家思想观念和生活判断的典型化，是有别于虚构文本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创造的。纪实性电视剧对生活的把握，与纯虚构文本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在于：如果是假人假事、假人真事或真人假事，那就会违背“纪实”的本质规定性。因此，不以表现真人真事为属性的所谓“纪实性电视剧”用“纪实风格”冠名并不适当。因为如果将“假人假事、假人真事或真人假事”认为是“纪实风格”的发展类型，就忽视了“纪实”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客观性真实的内涵，夸大了这类电视剧中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势必背离“纪实”的本意和基本要求。
因此，“纪实性电视剧”的艺术真实是在不损害真人真事的基本面貌的前提下，在一定“度”上对真人真事所做的艺术加工。在这类文本中，既包含着真人真事的客观基础，又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情感态度以及对它所表现对象的一种情感认识，包含对这种情感认识的艺术表现方式。它是以真人真事为“事实核心”，在生活的重构中，体现主客互动的艺术类型。总的说来，纪实性电视剧都不排斥主体因素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主体性是服从生活真实的艺术主体，建立在主客关系认识基础上的上述表现方式的特征，奠定了纪实性电视剧的本质。如果忽视纪实与虚构间存在的差别，模糊它们之间的界限，以艺术化的名义回避纪实中存在的虚构是有条件的虚构，是有原则、有限度、有底限的适度的虚构，那就会导致纪实的有名无实，失去存在的逻辑依据。
朱羽君在论及纪实时，曾把“生活的重构”作为理解纪实的原点，强调了纪实的叙述方式和表意系统是包含信息传递、故事叙述、情感表现、思想体现的一种艺术综合。“在电视纪实语言构建中，被纪录的生活内容，只是一些被选择的时空片断，只是一些叙事元素，必须经过叙事主体的精心排列、重组并整合其他的元素，构建一个电视纪实语言的叙事系统，来传播信息。”钟大年在认识纪实的问题上尽管偏重于纪实的主观性揭示，但也充分认识到纪实风格的电视剧并不是与现实主义不可通约，他认为“纪实风格在强调‘避免描绘现实的主观形式’的同时，也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一般原则”。朱景和也反对将纪实性与自然主义混同。他认为纪实性作品“不能过虚，太虚则有背‘纪实性’”，客观风格的一些作品，“美中不足的是失之过分唯实，往往实的肤浅，实的机械，实的缺乏起码的辩证法，实的靠近自然主义”。由此看来，纪实性电视剧的艺术真实追求应该有别于不加选择、有闻必录的自然主义真实。
自然主义作为文艺创作中的的一个流派和思潮、一种创作倾向，其特征在于着重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追求事物的外在真实，反对艺术的概括，不去表现生活的本质。
纪实美学强调影像的真实性，强调从生活真实出发创造影像的真实，这种影像的真实实质就是作品整体的艺术真实。对于纪实性电视剧叙事文本而言，不能只是把艺术真实的观念建立在对象的外在真实上，也不能把对纪实的认识建立在这种艺术形式的具体表达方式上（类似于长镜头、同期声、跟拍、抓拍等艺术表现手段），“如果我们把真实的愿望寄托于一种手段，依赖于一种手段，那将是最可悲不过的事情。因为人类的任何艺术手段都不是现实的同一物，与现实不是同一种存在，不论它的逼真性达到多大的极限值，它也无法穷尽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着的客观事实”。纪实性电视剧是对真实素材“有创意的处理”，是一种“有我之境”。因此，“纪实”作为一种风格，它的素材是生活中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事，纪实性叙事对艺术表现的探索有别于自然主义的艺术创作。
对于纪实性电视剧而言，首先应该重视真人真事，重视纪实的客观真实性。正如陈志昂所说，“纪实性电视剧顾名思义就是纪录事实的电视剧……它的主要人物、基本事实要完全确实存在过，不容凭空捏造”。《生命的故事》中，主要人物玲玲（张海迪）用的是真姓名，其中所选取的素材都是曾经在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时间、真实的人物身上发生过的，只不过经过了艺术家的集中、提炼。通过艺术加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空环境，但基本事实没有改变。纪实性电视剧并不排斥艺术家对生活的概括、集中或做出独到的道德和审美评价，也不回避纪实中作家的情感倾向和历史理性。譬如《焦裕禄》所表现的就是妇孺皆知的生活中的真实人物。除了取材于真人真事，这些人物还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取向，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在描述他们的事迹时，作家、艺术家选取他们与百姓疾苦、群众利益相关的事件，重点突出他们普遍的社会意义，融入创作者的正面价值评判。这是符合纪实性电视剧再现真人真事，实现人物与事件的逼真性美学效应的艺术规律的。
优秀的纪实性电视剧是对生活原生态的艺术化表现，能传达出生活所蕴涵的韵味和哲理，注重借助事实的陈述和事件本身的生动性来完成意义的表达。在电视剧《生命的故事》中，玲玲为了治好耿家兄弟瘫痪失音的老父亲的病，四处求教，一遍又一遍地在自己身上试针；为了克服大小便失禁，她在做针灸医生的时候，全天不敢喝水；返城后因为找不到工作，也曾服下安眠药试图结束生命；翻译稿被无情退回，病情恶化，无望地将翻译稿一页一页地丢进炭火……电视剧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例，刻画了一个残疾人向生命发起的一次次挑战，以事实本身揭示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典型化显然包含有艺术的集中，但并没有违背真人真事的客观真实性。
纪实性电视剧所纪录的是实有之事，但这些真正发生过的事，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
因此，真人真事在电视剧中大多是由演员扮演的，发生在真实人物生活中的事也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再现”和“模仿”。一方面，真人真事有可能限制创作者的艺术创造视野，束缚他们的手脚；另一方面，通过演员的“再现”和“模仿”，可注入创作主体的感受和追求。从这些纪实文本看，真人真事作为被叙述的对象，在以艺术方式展开叙述的过程中，又包含着以艺术的假定性表现生活的真实性的本质特征，这使得纪实性电视剧较之于其他艺术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感受，为这种类型的电视剧文本注入了特殊的诗学因素，使这种真人真事的表现区别于生活本身，表现出编、导、演对生活的发现和理解，以及以多种艺术手法表现生活的美学特征，这便是真人真事的艺术化。
综上所述，真人真事的艺术化，首先包含了对真人真事的重视，对纪实的客观真实性的强调；其次，优秀的纪实性电视剧是对生活原生态的艺术化表现，它能在事实的描述中传达出生活原生态所蕴涵的生活的韵味和哲理，是借助事实的陈述和事件本身的生动性来完成意义的表达的；再次，纪实性电视剧所纪录的是实有之事，但是这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已不再可能在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时间里被直接感知，因此，真人真事在电视剧中都是由演员搬演的，发生在真实人物生活中的事也都是过去发生的事的一种“再现”和“模仿”。这三个方面在表现真人真事时，构成了纪实性电视剧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使“逼近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性”成为纪实性电视剧艺术的本质，体现了纪实性电视剧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和特殊魅力。
二、纪实性电视剧的新闻性特征与美学追求
首先，纪实性电视剧在与新闻的结缘中找到了艺术表达的突破口。从其发展源头——电视报道剧来看，它直接受到新闻纪录片创作的启发。当然，对于介质相同的电视新闻而言，电视新闻所强调和展现的人物和事件，是现实生活中真正出现、发生过的，而且影像画面是如实拍下来的，是（自然）物理形态的生活的影像化。而纪实性电视剧关注的现实世界，它所展现的人物或事件，却是经过加工、进行人工搬演了的现实生活。因此，纪实性电视剧的真实与新闻的真实也就成为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领域，不容混淆。
纪实性电视剧将艺术求真的功能建立在事实信息的获取上，体现了对作为新闻本体的“事实”的尊重。新闻所表现的“事实”常常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纪实性电视剧描述的事实，与新闻的客观要求一致，也是对事实所做的客观陈述；但纪实性电视剧带有艺术色彩的陈述除了突破新闻报道的时空限制和报道方式的限制外，还体现为对事实的具体情形和具体细节以及新闻背景的看重，通过追求具体细节的真实、生动来满足人们获取信息的需要。
纪实性电视剧的新闻色彩还在于对时效性的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是辩证统一的。纪实性电视剧的时效性不可能和新闻相比，其时效性主要体现在对具有新闻价值的真人真事的深度解读，对现场感的艺术渲染。作为新闻的延伸和补充，它表现出信息社会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新闻报道的简单呈现，表现出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走向等的进一步需求。
就像《新闻调查》关注的是新闻的延伸和影响，注重展示新闻事件的背景，通过对新闻事实的深刻剖析和解释，将对事件的报道引向深入，从而满足受众解读新闻的需要一样，纪实性电视剧的时效性也体现在人们对新闻事件的经过、发展、变化、影响、作用等方面还不甚了了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即时分析和思考。它吸取了新闻时效性与新闻深度报道的长处，将其纳入到纪实性电视剧的故事情节当中，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这种艺术类型对新闻时效性的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