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田力的《广播音乐的发展策略概想》一文认为，“只有从音乐本体出发建立广播音乐的发展策略，从音乐与人的本质关系中拓展广播音乐的天地，才是增强广播在大众媒体当中竞争力的根本。”张志根的《向音乐广播的纵深开掘———对外文艺广播的一个尝试》则是对另一个广播领域的新探索。安晓宇在《未来广播音乐节目的几种形态预测》一文中提出，中国的广播音乐节目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高峰，但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电视、唱片业、报刊、互联网等多种媒体的冲击以及听众接受方式的变化，广播音乐自身的权威性正逐渐消解与丧失。对此作者进行了寻找优势、重塑权威性的思考，从广播媒体本质、音乐的艺术形态及信息传播的本质等入手，提出了未来广播音乐节目的“四化”形态，即音响高质化、音乐背景化、传播个性化、信息主观化。
夏楠的文章《创建古典音乐专用频率的几点思考》提出了古典音乐节目的时代性，古典音乐节目栏目的设置，古典音乐节目的谈话艺术以及古典音乐节目的参与性。在当时，我国只有一千多家广播电台，打出音乐专用频率的已有近20家，但古典音乐频率的电台只有上海台一家，所以此文的刊出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同期《中国广播》还刊载了朱定清的《办好民族音乐广播之我见》。民族音乐是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文化，如何正确认识民族音乐在广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向新老听众介绍民族音乐，是音乐广播的从业者亟待解决的课题。作者在文中阐述了办好民族音乐广播的重要性；广播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从业者应努力办好民族音乐广播节目。民族音乐的精髓代表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现代音乐展示的则是今日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好的现代音乐一定是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音乐传统的，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广播中的戏曲节目研究
戏曲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品种，广播中的戏曲曾经占据相当的播出比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是多侧面的。
第一，对戏曲音响的美学作用认识加深。熊生民、孙以森的《谈谈戏曲广播中音响的作用》论及了声音、音响是广播的生命。只有充分和恰到好处地运用演员的歌唱、念白以及与此有关的戏曲音乐、锣鼓和各种音响（如讲话、掌声、喝彩声等），方能使戏曲广播节目办得更丰富多彩。
第二，对戏曲栏目结构和审美研究有所深入。中央台文艺部的《〈空中大舞台〉节目构想》和陈福生的《谈谈〈空中大舞台〉》，从几个方面探索了如何使这档戏曲节目达到欣赏性、知识性、娱乐性的和谐统一。
第三，对戏曲广播节目艺术构成的各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技巧手法问题都有进一步的探讨。孙以森、熊生民在《论戏曲广播现代剧目的选择》一文中指出：“戏曲要担起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任务，就必须发展现代戏。这是更直接、更易收到效果的。”同时作者更进一步指出：“现代戏所写的典型人物，是生活在当代人身边的人物；所体现的思想，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对人们起着更直接的教育、鼓舞、激励作用。”周华斌的《当前戏曲专题节目走向》一文结合具体节目阐述了当前戏曲专题应如何写人，如何记事，如何对节目赏析、赏评。除此之外，还有范纯的《谈谈中央台的戏曲听众工作》、景玉光的《搞好戏曲广播，弘扬民族文化》等等，都对戏曲节目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广播中的综艺板块节目研究
对此节目形式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在理论上的深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透视《今晚八点半》，思考综艺节目。熊生民的《〈今晚八点半〉漫笔》是早期的较全面研究综艺板块节目的文章。文章就《今晚八点半》而论及综艺板块节目的对象、受众心理、内容与形式、广播与电视的位置、主持人的作用、宣传目的的隐蔽性、听众审美情趣的引导以及文艺节目及其机制的相应调整等研究课题。刘志宏的研究文章《〈今晚八点半〉十年断想》，是对这档节目10年工作的总结与审视。这档节目之所以能成为广播文艺节目的第一名，文章指出，是因为重视研究了受众的需求变化、节目内容与形式的出新和高质量、高品牌栏目的奉献。起点定得高，是这档节目成功的基础。
第二，对综艺板块节目审美特性的探索。栗国安的《关于中央台板块节目特色的思考》和丛林的《试论广播〈综合艺术板块〉节目》较系统地论述了综艺板块节目的审美要求。作者从综合文艺板块节目的界定、内容、编排、语言和主持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认识。这些想法和认识都有较实际的指导意义。周华斌的《综艺节目得失———’96中国广播奖第三届文艺奖颁奖会述评》，阐释了导演在节目之间的组合、穿插、交融、契合章法和功力的重要性。作者特别强调，综艺节目不能简单地做成拼盘，要使其成为精品，从节目的策划、选材、剪裁，到编导、功力、技巧，再到节目的语言、播音、主持，都要讲一点章法，遵循一定的艺术规律才好。
第三，编播人员的修养是节目成败的关键。曹仁义的《板块节目对编辑智能结构的要求》，提出“积之愈厚，发之愈佳”的古人为训的道理。
五、广播文艺晚会节目研究
对广播中文艺晚会的研究相对比较晚，并且都是以针对某台晚会的成功与不足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突破旧的传统，建立新的思维。霍有义、王敏、马彩芬的《〈希望之光〉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春节特别节目〈希望之光〉制作感受》和栗国安的《〈希望之光〉的启示》等多篇关于《希望之光》的研究文章，都精心探讨了它的成功所在———突破旧的樊篱，用心去感受，用情去创作，是使文艺晚会达到出神入化境地的必然。
《变革晚会模式的一次实践———’97春节文艺晚会〈春回千万家〉创作札记》是杨利明、何晓兵的研究文章。文章指出，广播、电视文艺晚会已经到了一个风格质变的临界期，任何艺术因结构僵化、陈旧都会导致它的消亡。这台晚会主题的精心选择、高度集中和有机贯穿而带来的结构模式的变革，是有别于其他文艺晚会的明显特征。
第二，确立立意，实现立意。田维贤的研究文字《漫议〈九州春光〉》和熊生民的《立意与特色———〈九州春光〉春节文艺晚会的思考》，都深有体会地诠释了这台晚会之所以得到群众好评和领导肯定，是“全民同乐，普天同乐”立意的确立和晚会富有民族特色、形式活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游的《〈欢乐共此时〉伴君迎新春》，探讨并总结了1993年春节文艺晚会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的契合。
六、广播文艺节目主持人研究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索语言交流艺术的重要性。胡源的《和听众展开交流》和冯恕的《论节目主持人言语交流艺术》，都是以实际例子分析了主持人和听众交流的重要性以及应如何与听众展开交流。胡源较早地提出：“从心理学美学角度看，情感交流能够引起快感。为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文艺广播工作者要注意这个心理学美学问题。”
第二，提出关于主持人特色的研究。朱砚的《关于节目主持人中国特色的思考》和壮春雨的《谈节目主持人的“中国特色”》都强调指出，我国节目主持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要形成自身的“中国特色”，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这是因为：第一，中西文化传统不同，虽然不断发生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但终究不会是中西文化合一。第二，中西国情不同。即使实现了孙中山‘世界大同’的理想，国与国的情况也不会一样。第三，中西民族的生理、心理素质不同。各民族在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实践运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决定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不同。”
第三，提高主持人的整体素质是当务之急。生民的《话说节目主持人》和王嘉实的《透过电视看广播———主持人现象之我见》，探讨了主持人对节目应挥洒自如、充满信心，应给受众以“真正负责者”的印象。这当然和主持人的素质是分不开的。
《新世纪呼唤学者型主持人》虽是一篇对《焦点访谈》群体主持人的思考的文章，但韩炼所提出的观点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实用性。作者认为，当今主持人的素质远远未能满足广播受众日益提高的多元思维、审美能力，以及对节目高品位的需求，为此提出自己的观点：首先，主持人应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有爱国心、民族性，关注国计民生，尊敬、理解黎民百姓，给他们一定的支持与鼓励。其次，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精品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一种对超越的努力和对创新的追求。再次，多元化的深刻思维。受众真正看重的是主持人的思想是否深刻，因为主持人的思想是主持人的知识积累、生活积累的体现，是主持人功力的综合体现，而不是靠化妆来得到观众的信任，从而树立明显的地位。
第四，探讨了中国主持人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唐大卫的《主持人———格局·现状》和白谦诚的《节目主持人·历史的昭示·现状扫描·未来的走向》，都是力求从宏观视角，通过对历史的观照和对未来的前瞻，探讨节目主持人与现代广播电视的关系，并预测21世纪初叶节目主持人的走向。《播音与主持浮躁心态的表现及其整治》是曾致专论。作者指出主持人的浮躁表现在受众中已形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1.浮躁的体现。如有声语言的随意、滥用，滥用外来词，模仿港台腔。2.
表现形式的迎合趋附。从语言到语调，什么时髦说什么，什么时髦学什么。鲁迅先生曾指出：“文艺者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3.创作态度是应付敷衍。这可归为以下几点：保险腔调，四平八稳；千篇一律，毫无技巧；语言贫乏，胡说八道。如何改变这一现象，作者提出：重视理论业务学习，排除名利享乐干扰以及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吴郁的《21世纪主持人的新标高》，是站在两个世纪的交汇点上，立足回顾与前瞻，明确指出了21世纪节目主持人的新标高：精神的人文化、知识的专业化、能力的职业化、风格的个性化。
除此之外，张凤铸的《广播文艺的形象特征》，阐述了广播文艺是听觉的艺术，是想象的艺术。听觉欣赏是一种积极的认识活动，要用形象思维。想象是人类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它始终伴随着听众的审美过程。以王瑞棠为主编的《广播编辑学》，其中由王雪梅撰稿的广播文艺部分，以张凤铸、王雪梅为主编的《中国广播文艺学》，都较全面而系统地论及了中国文艺广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广播文艺学》是研究广播文艺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著作，并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学问，用以指导广播文艺实践。《对广播文艺走向的思考与联想》是王雪梅的研究文章。
文中明确指出，广播文艺的走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细致入微地探索与研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防止“泡沫文化意识”在中国的滋长与蔓延。“风物长宜放眼量”。世界上往往有许多难题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但如果从长远观点去看，不要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就可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并经得起历史的评判。文艺广播的走向也应该如此。
《中国广播文艺广播剧研究》（上、下卷）是王雪梅几十年教学、实施与科研的核心所在。此作是对中国广播文艺第一次进行详尽的理论阐述与梳理，并对其在日益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的走向提出自己的思索。
第二节 中国广播剧理论研究
我国最早的广播剧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仅比世界最早的广播剧晚产生不到10年。最早的一部广播剧是《恐怖的回忆》，1933年7月由上海广播电台播出。
在这8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广播剧的理论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把这个历程分作三个阶段来阐述。
一、广播剧理论研究的发展初期（1933～1952）
从20世纪40年代起，有了广播剧的初步研究。值得重视的是，这时的理论认识虽然是刚开始，但却有一定的深度，理论探索已触及广播剧的本质特征问题。这方面的成绩可以做如下的概述：
第一，从观念上已经提出了广播剧与舞台剧不同。天津台的《如何导演广播剧》，明确指出广播剧是“纯声剧”的概念，提出广播剧导演必须研究听众的联想作用。导演应当进而分析剧本的声音，让自己置身于听众的地位来“品辨”声音。
第二，对广播剧的创作范围和时空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有文章指出，广播剧的一个特点就是“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室”，即可以海阔天空、自由变幻地展现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