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广播文艺理论研究
我国广播文艺理论研究，进入20世纪60年代开始活跃，截至“文革”掀起，可称作它的第一阶段。从“文革”结束至今，可称作它的第二阶段。下面，按阶段进行分析研究，并将重点放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广播文艺理论研究的文章，主要刊登在由北京广播学院编辑并出版的《广播业务》杂志上。其中绝大部分是研究探讨电影录音剪辑节目和广播剧的文章（注：“广播剧”部分因另有文章专论，这里就略去不谈了）。研究“电影录音剪辑”节目部分，基本都收录在由王雪梅编辑的从《银幕到广播》（1980年元月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论文集中。这个时期的理论认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初步摸索到电影录音剪辑这种节目形式的艺术规律。王芝芙的《从银幕到广播———电影录影剪辑的制作》一文，提出了电影和广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电影是视觉形象的艺术，主要以人物的行动和镜头的处理来表达内容；广播是纯粹听的艺术，主要用形象化的语言，引起听众的联想，达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效果来表达内容的。另一方面，电影又是一种综合艺术，除了画面以外，还有对话、音乐、效果。这些又是和广播的要求相似的……从这两种形式中寻求它们可以统一的地方，电影录音剪辑的质量才能比较好”，才能“赋予它以新的艺术生命”。白景晟的《杂谈电影录音剪辑》也较有深度地探讨了这种节目形式的艺术规律。
第二，对电影录音剪辑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杨震轮的《帮衬———散谈电影录音剪辑中的解说部分》和满生的《解说的功能》都较好地阐明了解说的性质和作用，熊永立的《收音机里的李双双》和张木桂的《浅谈电影录音剪辑的广播化加工》都是探索电影录音剪辑在失去画面以后，只凭声音应如何塑造人物形象。提出三点值得重视的意见：其一，立主干，弃枝蔓，力求故事鲜明，脉络清楚；其二，运用文学描写，再现画面的特殊意境；其三，缩小电影空间，减少场景的交叉，力求人物、事件集中。
在解说中提到人称问题，是从业人员对电影录音剪辑这种节目形式艺术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解说的功能观念进行研究后才提出的。可炎的文章《试谈解说的人称》可谓是一种艺术的突破。作者指出：“运用不同人称的解说，将是丰富解说的表现力、提高剪辑质量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并说第一人称解说的出现，突破了剪辑里曾经是唯一的第三人称解说局面，从而提高、丰富了解说的表现力，推动解说向刻画人物、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方向发展。《电影剪辑的戏剧完整性及其他》是居思惠的研究文章，作者提出了三个值得思考的意见：其一，编辑的剪辑应以塑造一个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着力；其二，应通过剪辑弥补原影片中的不足；其三，要立体感地表现影片，取决于剪辑手法的运用。
从“文革”结束至今，可称作广播文艺研究的第二阶段。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广播逐渐步出低谷。随着广播文艺节目取得空前繁荣，广播文艺的理论研究较之以往可算是进入灿烂夺目、辉煌的时期。为了叙述方便，以下按节目形式来梳理。
一、广播中的文学节目研究
“文学节目大有可为”是宁宗一教授于1996年12月12日在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评奖研讨会上发言的题目。宁教授指出，只要关注一下文学传播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它首先由口头语言流传，再到文字语言的手抄书写，又到印刷，传播手段和工具的每一次转换和更新，都会带来文学传播的新发展，也就是文学的新发展。新的传播工具的发明，文学一旦和它相契合，即派生出新的文学艺术样式。广播文艺中的文学节目是为明证。广播文化使得以抽象书写的符号为存在形态的语言艺术，变成了以听觉为特色的声音的具象展示，是一次思维空间的拓展。读者无需再通过一次由阅读书写的符号为起点的阅读想象来为自己复制形象世界。广播是一种现代化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对听众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艺术感染力和无穷的魅力。可以说它是文学消费方式的一次革命。就广播文化来说，文学是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是广播文化信息的资源。
宁教授在他的发言中指出，“真正的文学精品是最耐欣赏的精神消费品”。精神产品的消费不同于物质产品的消费，物质产品的消费一旦实现，便表现为物质产品自身存在的丧失或逐渐损耗。而文学艺术是最耐欣赏的精神消费品。文学精品令你百听不厌，并且它会净化你的心灵。正如席勒所说：“如果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宁教授同时分析了广播文化中的文学节目，作用于听众的欣赏心理有这样四个过程：“1.文学欣赏中的音响感知；2.
文学欣赏中的感情体验：3.文学欣赏中的想象联想；4.文学欣赏中的理性认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艺术论》）正是由于文学节目（即欣赏对象）所蕴涵的情感信息同欣赏者审美心理结构贮存的情感信息相互适应、契合，主客观才自然而然地结合成审美关系，进而神形交会、物我合一，产生了令人神骇目夺的奇异的美感效应。
广播中优秀的文学节目是“美的创造和再创造”，这是宁教授发言中的另一个主要观点。宁教授虽自称是“广播文艺专业的圈外人”，但他对广播中的文学节目有着深刻的研究与体验。他说：“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具有双重性质。它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感和思维活动，从而构成了作家认识、感受生活的结晶，也就是创作过程的终点。另一方面，在广播艺术工作者的二度创作中，经过主创人员的提炼和淘洗，特别是他们的体验和联想，创制出既源于原作，又有别于原作的节目，成为激发听众联想和想象的诱导物，使听众通过这一个再创造性的节目，认识人生、洞察社会，从而成为进行审美创造的起点。这终点与起点的中介，正是由节目的创制来完成的。”
（一）小说连续广播
这方面的研究不算早，但全面而扎实。陆群的《谈〈小说连播〉节目的几个问题》，主要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小说连播》节目应体现小说的特质。它最抓人的不是故事，而是人物。第二，《小说连播》应体现出朗诵的特点。它是叙述、模拟和抒情的结合，与戏剧、评书的表现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三，《小说连播》应考虑到听众的多层次性，既要“下里巴人”，也要“阳春白雪”，但不宜在某一具体书目上要求雅俗共赏。孙武臣的《广播与文学联姻》一文，较精练地阐述了广播和文学的双向选择关系：广播离不开文学，广播对文学必须有所选择；文学离不开广播，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一经电台广播，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蔡葵在《谈谈长书编辑的文学修养》一文中指出，从文字到有声的广播语言，不是简单的形式转换，这种听觉的再创造，需要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方可完成。《“上帝”青睐的节目———〈小说连播〉业务专著》一书的出版，表明了这支专业队伍的成熟与执著。此书对《小说连播》艺术构成的各个方面的理论问题都有一定的研究。
比如，长书的选材、编辑与改编、意境与营造，以及选演员和演播中的美学探讨等等。作家往往是敏锐的，论古说今，深谙小说与播讲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著名作家冯骥才谈到不是什么样的小说都适合广播，“它要求：1.故事性强；2.人物命运曲折；3.不断出现矛盾冲突的高潮；4.有伏笔、有暗线、有悬念、有噱头；5.有各方面丰富的知识。”同时他对长篇小说连播的改编与演播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幸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路遥，在他完成百万余字的《平凡的世界》后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与广播电视》的文章，从他质朴的语言中我们能深深感受到他对广播的情怀，它虽不是理论，却又胜似理论：“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带病闷在暗无天日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里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委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众正在等待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
我不得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吸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走。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1988年6月1日将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5月25日，我才在陕北甘泉招待所用激动的像鸡爪子一样的手为六年的工作画了句号。然后当夜启程，截近路从山西过黄河赶到北京，6月1日准时到达中央台。
……我真没有想到，这时已经堆集了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叶咏梅、王大方的文章《广播文艺的名牌节目〈小说连续广播〉》，是对近五十年小说连续广播的总论。
（二）电影录音剪辑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电影录音剪辑的理论研究从本质上更深入一步。王雪梅的《漫谈电影剪辑的解说》重点分析了电影录音剪辑中解说的性质、作用和它的语言技巧。文章指出：“解说在电影剪辑里的特殊重要性，是由电影的艺术特点决定的……解说，不仅是把难以听懂的电影录音变成可以听懂的广播节目形式的关键，而且它必须成为溶化在故事里的血液和机体，是电影剪辑的有机组成部分。”
《电影录音剪辑论文选》是在1987年10月，来自全国26家广播电台从事电影录音剪辑工作的同志汇集天津，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电影录音剪辑业务研讨会的论文选编。《电影录音剪辑稿写作需用形象思维》是王雪梅的研究文章。文中提出：“剪辑稿写作需用形象思维，是因为解说的作用不是回述画面，不是代替听众的眼睛，它应该是运用文学语言的艺术手段去表现电影画面的境界；它应当充分发挥语言表现力的优势，使电影故事、人物得到生动深刻的表现。”形象思维的提出，使电影录音剪辑这种节目形式更富有魅力。
二、广播中的音乐节目研究
音乐广播在整个文艺节目中有很大的播出量。对它的理论研究总括为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整体上探索音乐节目。胡妙德的《音乐广播的特点》阐述的是在音乐广播中，音乐得益于语言从而增强了音乐形象的确定性；语言得益于音乐，则使语言所描绘的文学形象更富于表情性；音响效果的巧妙运用，又为音乐广播增添了真切感与联想性。节目的可听性、广适性、主情性是音乐广播的特点。《广播音乐节目的审美特征》是周游的研究文章，他指出音乐广播与音乐会现场的不同，语言在其中的功能，音响的意义和想象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重视音乐节目中情绪的描述。音乐是一种情绪的展现，广播中的音乐也不例外。在《谈谈音乐广播稿中对于情绪的介绍》一文中，刘道远提出，“对作曲意图的基本情绪走向和对演播者即兴发挥的情绪分析”是情绪介绍的两个重要方面。
这应是听众从中得到的最直接的东西。
第三，探求音乐节目的发展。21世纪的中国音乐广播应如何走向，是一个非常具有探讨价值的理论课题。要探讨这一问题，不仅要把音乐广播放在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其内部发展的动因，还要把它放在特定时间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与世界广播发展的总趋势中加以考察。胡妙德在其论文《中国音乐广播的未来走向》中提出自己的认识：1.有线音乐广播与卫星直播音乐广播将大有发展；2.流行音乐与高雅音乐的播出将趋于分流；3.互动式音乐广播将成为可能；4.音乐广播对内的竞争将更趋激烈；5.国际音乐广播的合作与交流将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