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想念我所离开的家乡，我并非没有再转回去的机会。但是我所羡慕的乃是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在天上的。
一日，天路客及其同伴忠信来到一个叫“浮华市集”的地方，这个市集由来已久，是由魔王建造的。这个市集上摆满了南来北往的商品：房子、地皮、职业、位置、升迁、爵位、国家、王国、欲望、快乐以及各种享受。38 浮华市集的人们对天路客和忠信的“买真理”的严肃说法不可理解，最后将他们送上法庭，忠信被判处死刑，天路客在上帝的帮助下逃离厄运。
从浮华市集脱身之后，天路客在路上遇见来自“花言巧语市”的“私心先生”和来自“求利城”的“爱钱先生”。
私心先生谈到了他与天路客的区别：
他们轻而易举地愿意为上帝冒一切危险；而我要利用一切机会保住我的生命和财产。
爱钱先生则指出：
对一个从圣俸低微的职位转到圣俸较高的职位的牧师。我们不知由于他这样做就认为他是贪财；既然他在才能和勤劳方面固而都有了进步，我们应该认为他是一个执行天职并且乐于利用行善机会的人。
天路客愤怒地驳示了上述论点，他说：
如果为了面包而追随基督已经是不对的，那么利用他和宗教而取得世间物质享受的口实，更是多么可鄙！
于是，天路客继续走在困难重重的路上，而私心先生和爱钱先生却消失在银矿之中，这两人被这个世俗世界逮住了，不再往前行。
“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这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传统说法，在班扬这里闪烁着最后的光辉。同时，班扬的书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也许不在于上述思想，而在于书中描述的克服重重困难，排除种种诱惑，实现自身意愿的决心、勇气和力量。班扬的著作将思想的保守性与行动的开放性结合在一起，与英国革命开放与保守的历史结局交相辉映。
1688年8月，班扬因风寒去世。1688年11月，“光荣革命”成功，詹姆士二世逃往国外。“奥古斯都时代”开始了，并在18世纪终结前一二十年宣告结束。“奥古斯都时代”这个名词本身就含有沾沾自喜、洋洋自得的意思。英国文人们之所以选择这个词，其用意是说明辉煌的古罗马奥古斯都文化在1688年之后的英国找到了继承者。资产阶级开始独立自主、雄心勃勃地创造历史，理论家们也公开亮出旗帜。
1705年，荷兰人曼德维尔（1670—1733）发表了他的寓言诗《蜜蜂的寓言》。在这本书中，他将人类社会比喻成一个巨大的蜂巢，把人视为一只只蜜蜂。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私欲纵横，尔虞我诈，但不管怎样，社会仍在不断进步和发展：
恶德就这样养育了机智精明，它随着时代及勤勉一同前行，并且给生活带来了种种方便，它是真正的快乐、舒适与安然，其威力无比，竟使那些赤贫者，生活得比往日阔人还要快乐，因此他们的所求已没有再多。
在曼德维尔看来，人的本性极其自私，这是由于人作为动物天然的自保倾向及由于人高于动物的理性对自我利益的理解。因此，人的一切倾向均起源于利己之心。他认为，利己之心不发达的社会，财富也必然不发达：
一个国家必定不可缺少恶德，如同饥渴定会使人去吃去喝。纯粹的美德无法将各国变得繁荣昌盛；各国若是希望复活黄金时代，就必须同样地悦纳正直诚实和坚硬苦涩的橡果。
曼德维尔认为善良是无用的，邪恶才能产生利益。于是，他对“现代恶习” ——奢侈大加辩护。他认为，节俭和积蓄虽然是增加家庭财富的好办法，但对于国家来说却不同了。国家实行节俭，意味着消费的缩减，生产的萎缩，就业的降低，人民的贫困。因此，唯有高消费才有高生产，唯有高生产才会有源源不绝的财富。
曼德维尔的观念体现了大权在握的资产阶级志得意满的心态。“光荣革命”后的资产阶级走出了历史的阴影，在英格兰的阳光下肆无忌惮歌唱自己的主张：
人的种种需要，人的恶德及缺点，加上空气及其他基本元素的严酷，它们当中却孕育着全部艺术和技能、工业及劳动的种子。正是极冷与极热的天气、无常与恶劣的季节、猛烈与方向无定的风、具有危及性命的巨大力量的水、狂野和无法驾御的火，以及顽劣贫瘠的土地，正是这一切，才激励我们去发明创造。我们依靠自己的发明创造，或避免了这些基本元素可能造成的灾害，或匡正了它们的有害力量，通过上千种不同方式，将其中几种力量变成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从事的各种行业，皆是为了满足我们种类无限的需要，而这些需要会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和欲望的增加而倍增。饥、渴和赤裸乃是迫使我们奋起的主要暴君。然后是我们的骄傲、懒惰、好色及变幻无常。它们是刺激一切艺术、科学、贸易、手工业和各行各业发展的主顾。而需要、贪婪、嫉妒、野心，以及人的其他类似特质，则无一不是造就伟业的大师，它们能使社会成员去从事各自的劳动，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屈从于各自行业的苦役，甚至使其中多数人乐此不彼。”
曼德维尔的观念受到了沙夫茨伯里伯爵（1671—1713）的反对。他在1711年出版的《人的特征、风习、见解和时代》中提出了另一种假说，即利他主义假说。他认为，对于习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来说，产生同情心和重视他人利益的自然程度，丝毫不亚于产生自私心和重视自身利益的自然程度。因此，他把人性看成是多要素结合的综合体，利己与利他、自爱与仁爱并存。在这个综合体中，均衡与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将人的情感划分为“自然情感”、“自我情感”和“非自然情感”。据说，“自然情感”是以爱为基础的善意和同情，天然倾向于利他行为；“自我情感”包括对自我生命和荣耀的喜好，天然倾向于将人引入自身的善；“非自然情感”包含着人的自恋和恶意的冲动。因此，沙夫茨伯里认为一个健全的心灵应该摒弃非自然情感，而发展自然情感和自我情感。而健全的心灵就是合理地把握事物秩序的能力，就是理性地对事物进行判断。从这一点出发，他所理解的经济活动大致如下：
如果（对获得财富的）关心是有节制的，并且是适度的，如果它没有诱发任何受情欲驱使的欲求——假若如此，就不会有任何东西与美德相悖，甚至没有什么东西是非适度的和有害于社会的。但是，如果这种关心最终发展为真正的欲望，那么，它给公众所造成的伤害和危害小于它给自身所造成的伤害和危害。
在这里，对财富的关心属于“自我情感”，如果这种关心节制而适度，就会将“自我情感”转化为“情感之爱”，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在促进个体利益的同时促进公众利益。反之，如果对财富的关心发展为欲望，“非自然情感”就会出现，并且首先给个体带来伤害，而这种伤害的指向是人们的“道德感”。道德感产生于人们的第六感官——“道德感官”。正因为人们有了道德感官，就使人们对他人与社会做出牺牲、提供善行时，会从生理与感官上得到快乐，而不管他人与社会如何评价。这种理论试图证明，人们行善起源于一种人的自然倾向。
爱尔兰人哈奇森（1694—1746）深化和系统化了沙夫茨伯里的理论。哈奇森反对霍布斯、曼德维尔的人性自私论。在《论美善观念之起源》（1725）一书中，他提出人的两种知觉，一种是“道德上善与恶的知觉”，一种是“对自然界的善或自然利益的知觉”，前一种知觉优于后者。哈奇森将道德上的善恶知觉定义为道德感。
在他看来，道德感是个人与人类之间的“秘密纽带”。依靠它人们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去领会远古时期和其他民族中业已存在着的善良、忠诚与仁爱。并且，道德感既不以利益为基础，也不以得失作评判，每个人通过服务整体而最好地服务自己：
我们的爱是为了整体的善……它们都以善为目标，无论这善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依靠爱，每一个别主体最大程度地被促使服从整体的善。这样，人类被紧密连接在一起，通过一种看不见的联合，形成一个宏大的系统。自愿继续存在于这种联合中，乐于为他的类而运用他的力量，并使自己幸福；不情愿继续这一联合的人，想打碎它，这会使自己不幸；而且，他依旧不能打碎本性的纽带。
哈奇森强化了沙夫茨伯里的一个观点，即认为道德与理智没有直接关系，只与情感有直接关系。哈奇森认为，任何道德行为，都是出于某种感情，任何不道德的行为，都是缺乏某种感情。从苏格拉底以来，道德与理性的关联可以说是西方伦理学的一种传统。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用更加灵活多样的“感情”取代抽象而力求统一的理性，对人类心灵的经验研究和对人们情感活动的实际观察取代了对抽象道德原则的思考。活生生的感性的人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这一方面是英国自培根以来的经验主义的变奏，另一方面则体现着英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哈奇森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们。在这些学生中间，有一位从英格兰的一个小城市楷考弟来的青年人，他就是亚当·斯密。后来，这位学生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二章的一个著名段落中表述了自己对人生的观察：不论是谁，如果需要他人的帮助，就必须刺激他人的利己之心，并在实际生活中有利于他人，这样，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的观点，在大卫·休谟（1711—1776）那里达到了顶峰。1740年，休谟的《人性论》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强调道德原则不能从理性得出，而理性仅仅是情感的奴隶。理性能够判断是与不是，但无法论证应该和不应该。而且，从是中不可能推论出应该。这里休谟对西方伦理学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贡献，即“事实”和“价值”的区别。这一区别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它改变了苏格拉底以来以伦理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的传统，使经济思想获得了一种“实证方法论”。
既然理性不能作为道德的来源，休谟只有诉诸于情感。而情感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自私与同情。休谟指出：
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而一个人的利己心和其他人的利己心既然是自然相反的，所以这些各自的计较利害的情感就不得不调整得符合于某种行为体系。
休谟认为，自私只是人的“原始本性”，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公利和正义的存在，人们必须与他人交往，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在此过程中就会产生另一种情感——同情，这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道德标准。同情是这样一个体系：同情使人们的精神获得共鸣，同情产生慈善、柔顺、温和、慷慨、怜悯、感恩、忠贞、好施等自然美德。将自私与同情结合起来，显示了“光荣革命”的历史性妥协对思想家们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