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的权力之梦与商人的金钱之梦结合为一体，英格兰民族显示出一种开拓世界市场的气度。从16世纪开始，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鼓励劳动和海上探险。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默许下，英国的海盗大肆劫掠从英吉利海峡经过的西班牙运金船，给英国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英国人通过政府授权的垄断公司，如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贸易转运站，使英格兰的工场获得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在那个时期，英国国内发行的经济学小册子和报刊上的经济论文，其标题几乎少不了“贸易”一词。有论者称，英国向海外移民和贸易，就可以摆脱在油类、水果方面对西班牙的依赖，在食盐和酒类方面对法国的依赖。因此“我们就不必像现在这样使自己的财富如此枯竭，不必使不可靠的朋友如此大发横财，而只需用我们现在所花费的一半钱财就可以买到我们所需要的商品。” 晚期重商主义关于贸易平衡的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进口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部分消费品，这又大大降低了英国商品的出口价格，提高了竞争力。然而，西班牙的情形证明：货币依然是最重要的财富，但仅仅有货币是不够的。
托马斯·孟，英国的一位大商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晚期重商主义的最大代表。他指出：
虽然现金被称为战争的命脉，可是那是因为它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和地方供应、统筹和调动人力、食料和军火。倘使这些东西，在需要的时候得不到供应，那么我们拿着我们的现金能做什么呢？
托马斯·孟对保持出口与进口的差额的观念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与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家要求保持每个个别的贸易差额相区别，他要求保持一种总的贸易出超，他说：
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27
托马斯·孟嘲笑早期重商主义严禁金银出口是只见农夫播种，不见农夫收获。按他的理解，只有允许金银适量出口，才会带来更大的收益，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又增多货币。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汇管制，而在于商品生产，在于创造财富的制造业生产者：
因为靠技艺生活的人，是远比种果实的能手多得多了，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小心谨慎地使这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能够努力工作，盖国王和王国的最大力量和富源，就是从他们的身上来的。因为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
他认为增加商品输出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人为的”。前一种来源于从自用品和必需品中节省，后一种就是以本国制造业为基础的对外贸易。其中后者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式。1622年，托马斯·孟参加了一个为政府提供反经济萧条措施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出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六项主要原则”：①禁止出口羊毛等，为英国呢绒业保留原材料；②阻止英国船只和商人向竞争对手供应西班牙羊毛；③发展本国制造业和原料业，减少对进口的依赖；④发展渔业挤走竞争者；⑤向英国进口商品的外国商人必须用商业利润购买英国的商品；⑥进口货物只能由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船只运送。这些政策最后集中体现为1651年英国的《航海条例》。这个条例放弃了直接禁止金银出口的“传统办法”，将重点转移到增加出口的数量和价值，减少进口的数量和价值上，并尽可能使用英国船只来获得收入，通过垄断运输和殖民地贸易来增加经济财富。
重商主义政策及其思想，反映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同时与新兴的民族国家经济独立与强大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引起了资本积累的加速和贸易的增长，引起了技术的进步和投资方法的日益完善，从而导致了一种相应的社会经济的精神气氛——“轻松、兴奋、摆脱经济忧虑的气氛。”一位英国作家在1707年宣布：
只要我们能对所有国家进行贸易，我们就知道怎样吸取它们的财富。我们的产品价值高，数量大，已经成了全世界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能够夺取最好最富有的国家的财富，只要它们不太遥远。
这位作家，就是丹尼尔·笛福。他的一篇伟大小说的主人公——克鲁索·鲁滨逊成为了18世纪以后资产者的标准形象。而这个形象的初始阶段，正是重商主义时代的主人公——外贸商人。
重商主义思潮在不同的国家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与这些国家不同的经济和文化背景相关。
在德国和奥地利，重商主义思想家关注的焦点是从内部增强国家的力量。1618年至1648年的30年战争，使德国经济至少倒退了半个世纪，为了满足其他大国的要求，帝国的领土面积大大缩小，人民的士气低落。正因为如此，在其他国家争夺蓝色的海洋的时候，日耳曼人只能关注于内部事务。这种关注与日耳曼人井井有条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就使日耳曼人的重商主义具有了经济民族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特征。然而，这种计划经济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所以，后人常将这些日耳曼重商主义称为官房学派，而该词的希腊文词源正是“地方国库”或者“储藏贵重物品之所”。
“官房学”的基础是一种国家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国家是家长，各个家庭、各个个人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家长的意愿。每个家庭及其个人都应该为国家尽到责任，而国家应该为家庭及其个人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种专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合是当时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
奥地利人菲利普·威廉·冯·霍尼克（1638—1712）是德国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奥地利富强论》（1684）在至少一个世纪内备受赞扬，被称为德国官方学派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霍尼克探讨了一国富强的标准和途径，全面地提出了重商主义的政策原则。霍尼克认为一国富裕的标志，就是它自身拥有丰富的黄金、白银和生活上必需或可以为生活谋划的一切事物，而且这些事物系尽可能地取自自己的资源，而不是依赖其他国家。31 在其他国家咄咄逼人的锋芒下，德国人明显地居于守势。
根据上述主导思想，霍尼克提出了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为经典的国民经济九大通则：要尽力开发土地资源，尤其要不遗余力地发掘贵金属矿藏；一切要经过制作才能使用的商品，应在本国加工；种植原料与制造产品并重，奖励人口增殖和教育；贵金属应永远处于流通状态，但无论在任何情况和任务目的下都不能让其流出国外；尽可能摒弃使用外国产品而使用本国产品；即使有输入外国货物的必要，都应采取用本国产品交换而不用贵金属，并且进口产品的运输业务应由本国船只办理；本国如需要外国产品，最好的方式是输入半成品，从而在国内加工；大力生产制成品出口，换回贵金属；外国商品即使价廉物美，除特殊的重大原因外，也不应输入。霍尼克认为，只要政府负起责任，执行以上通则，奥地利就“会使它的地位提高到欧洲其他各国所不可能达到的程度，很有可能的是，将为它赢得在它历史上空前的，甚至是它所不敢向往的财富和光荣。”
重商主义思想得到充分实践的要算路易十四（1643—1715）统治时期的法国，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个国家最完整地体现了专制主义，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的政策。柯尔培尔担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政策，因此后人将这一时期的法国重商主义称为“柯尔培尔主义”。
柯尔培尔主义以当时欧洲的一种流行观念为基础，即整个欧洲流通的货币数量是不变的。因此，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给国家带来富足。“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给国家带来富足和各种必需物。哪个国家和国民所开办的工业吸引黄金和白银的数量越多，哪个国家就越富有。”在这个过程中，“贸易公司是国王的正规军，法国的工场则是他的后备队。”
柯尔培尔不是理论家，而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为了获得金银，他坚决禁止钱币出口，对外国制成品课以重税，“整个商业在于：对王国国内制造业所需用的物品减低进口税；对进口的制造品征税；对来自国外、已支付进口税（经加工）重新出口的物品免税；对王国内部的制造品减低出口税”。他以巨额奖金鼓励法国的航海业与工场手工业，“目的在于，通过设立各种制造业以及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来防止货币外流；通过各种贸易以及便利各种货物和制造品出口来吸引货币到国内。”在他当政期间，大型的“王家手工工场”从68个增加到113个。为了支持这些官办手工工场，他责令政府收购那些并不需要的产品，发放大笔贷款，提供种种优惠。但是他置这些工场于严格的政府管制之下，使这些工场只向法国及其殖民地购买原料，只生产政府规定的商品。
为了调整法国的贸易秩序，1673年柯尔培尔主持制定了《贸易法典》。这部法典对法国的制造业强行制定了一套十分详细的规则，对产品制造过程和运营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出了规定，如纺织品的染色方法、质量、宽度甚至染料的型号和规格，又如经纪人的活动、记账方法、债务及财产转让、破产处置、信贷规则等等。这些规则充分而细致，仅呢绒染色一项，就包含了317个条款。当时，法国国内地方关税混乱，葡萄酒从瑞士边界运往巴黎，沿途要缴16次税。
为了使产品在法国国内货畅其流，科尔培尔在税制方面进行了大力改革，他分别在1661年和1663年重新整理通行税名目，并将全国划分成5个税收大区，用以减少税收项目，撤销关卡，统一税率。
为了使出口商品具有竞争力，一方面柯尔培尔采取牺牲农业的办法，继续执行什一税、酒税、盐税等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措施，禁止谷物出口，鼓励谷物进口，以降低农产品价格来抑制平均工资水平，从而降低工商业成本。一方面，将英国和荷兰呢绒的关税提高一倍，即从每匹呢绒40里佛尔提高至80里佛尔，以此提高法国产品的竞争力。
柯尔培尔的政策使当时的法国成为一个只有两道大门的经济世界，一道大门进口民族工业必需的原材料，一道大门出口民族工业加工后的成品。两道大门后面是一个封闭的体系。1669年，柯尔培尔在一份总结报告上批语：“伟大而慷慨。”这份报告列举了10年以来进口变出口的、从军用铁锚到针织袜子的货物清单。资产阶级在这个封闭的体系中既兢兢业业又畏首畏尾，既渴望自由又依赖政府，既追求商业利润又希望效忠国王，这说明了重商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商业资本与封建政权的结合。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马克思做了深刻的说明：
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
由于早期商业资本本身的相对不发达，它必须依靠封建政权；而封建政权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形式，也需要商业资本做财政方面的支撑。经济条件的变化导致英国的经济思想逐渐从重商主义转向重工主义。柴尔德和达维南特就是这种转折过程中的代表人物。
柴尔德在他的《贸易新论》（1693）中，从金银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这一重商主义立场出发，总结了荷兰发展的15条基本经验，如注重产品质量、鼓励发明创造、发展交通运输、注重教育、解决穷人就业、发展信用、降低关税、宗教宽容、鼓励节俭等等，但最重要的是低利率。按他的观点，正因为金银是最重要的财富，是带来财富的财富，利率对整个国民经济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低利率是节俭与工业之母，高利率是妨碍贸易繁荣和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旧式高利贷者的高利率渴望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低利率渴望之间，柴尔德显然站稳了自己的立场。
达维南特则在他的《论东印度贸易》（1696）中，指出金银是财富的尺度，发展对外贸易是国家根本利益所在。但是，他对如何发展对外贸易有了一些别样的观点：
贸易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它自行寻找航道，并且最为妥善地自行引航。因此，为贸易制定规则和方向，并加以限制和约束的一切法律，也许适用于私人的特定目的，但对社会来说裨益殊少。关于贸易，政府应该在总体上像上帝那样加以仁慈的照管，然而一般地说，其他的一切则应听其自然……
四、个人利益的苏醒
1675年，一位英国的补锅匠兼牧师由于被指控为宣传宗教异端——非英国国教的教义而进监狱。三年之后，这位补锅匠在狱中写的一本书在伦敦出版，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重版三次。直至1792年，这本书已发行了160版，这就是班扬（1628—1688）的《天路行程》。在这本书中，班扬把人生视为走向上帝的进程，而人就是“天路客”，班扬接受了奥古斯丁的观点，把人们正在经历的这个世界看作做灵魂走向永恒天堂或永恒地狱的必经之路。在这本书中，除了天路客之外，所有人物的名字都是某种品格的名称，如好心、忠信、顽固、虔诚等等。这样的安排体现着如下思想，走向天路的进程就是摆脱各种世俗诱惑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