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和斗争方式是直接的、表面化的，随着斗争经验的丰富和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战略采取更加间接和隐蔽的形式，使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向纵深发展。西方国家总是通过“全球文明”、“文化全球化”的伪装，向全世界倾销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和意识产品，试图将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全球化、普遍化和国际化，支配并解构包括社会主义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力求占据人类精神世界的制高和至尊地位。如，“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亚洲电台”等宣传机器一刻不停地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攻击和扭曲报道，以隐性和柔性方式在西方民众中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威胁论”等言论和主张。西方国家还借当前全球性问题增多趋势，宣扬全球化的、超越国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即意识形态终结化、同一化。如，在中国就有受“全盘西化论”影响的群体，主张全面移植西方文化，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形成“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极端错误思潮。以上分析可见，美国通过相对传统而言更加潜移默化、深藏不露、循序渐进、隐蔽隐形的方式形成全球文化传播网络，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各个层面和领域进行传播、辐射、渗透，严重地冲击和消解社会主义文化，给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思维习惯、价值取向甚至文化认同带来更深层次的冲击。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现状而言，面临异体性压力、合法性压力、适应性压力、调节性压力、保持性压力的新挑战。
1. 异体性压力
人类文明和文化是多元的、差异的，在某种程度上，各国文化及其内部成分都是异质的，而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形成环境不同是导致意识形态性质、内容、目标等方面异体性、异质性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而产生的，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资产阶级桎梏和控制无产阶级的思想工具。与其不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出于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应运而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相比较、相竞争、相倾轧、相对抗而存在的，是完全相异的意识形态类型。冷战以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自外部的异质性压力更加强烈，而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迹象。对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使西方国家运用意识形态手段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心和决心空前增强，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围攻，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异质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有句古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是属于“异类”的（非民主的）“集权国家”。[8]因此，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鸿沟，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难以与西方国家融合和交流，其安全也必然受到来自外部的异体性和异质性压力的挑战。
2. 合法性压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支持，是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理论体系，具备合法性的基本要素和条件，也具有保持合法性的能力。但不容忽视的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建构不是一劳永逸、一层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保持与发展过程。一般来讲，强势文化如果受到弱势文化的影响，其主流意识形态一般会保持稳定性和整体性，而如果一种本身就处于弱势的文化被强势文化所侵袭和包围，那其意识形态合法性就一定会被动摇和质疑。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展与示范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带来巨大压力和现实考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其强势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使我国的许多群众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支持感和信任感，这就必然会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和主导地位。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压力有两个走向，或者在强势文化的干涉和示范下发生本质的、本体的变异，成为强势文化的附庸，从而完全失去原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或者积极地面对挑战，不断地调整、补充和完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扩展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资源，提升意识形态合法性地位。
3. 适应性压力
意识形态适应性是维持其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发挥意识形态效应和功能的根本前提，任何意识形态形式都必须不断地调整其内容、方式、载体等，以适应、顺应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外部环境和目标选择的变化。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以此赢得社会成员的持续认同和忠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发展也同样是不断适应、不断整合、不断完善的过程。全球文化的交融趋势客观上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强化其适应性和应变性，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交流的增多和频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适应性压力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想在与西方国家交流和竞争中保持其独立性、整体性和特色性就必须不断地适应国际文化发展大环境、大趋势。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把过去间接、点式面向世界转变为直接、面式面向世界，从而主动走向国际意识形态舞台。除了要适应、掌握、驾驭世界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趋势之外，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政治保证与思想服务。[9]
4. 调节性压力
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是意识形态合法性、适应性、保持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诫，要注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和调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和自主权。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有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调整能力低而导致失败的例证，如苏联、东欧等国针对西方强势文化斗争手段和方式的变化，没有及时地调整战略和策略，导致马克思主义丧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西方国家一直存在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即把西方文化视为优于其他文化的、唯一合理的文化类型，应该成为其他文化类型的标准。基于这样的文化观，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在全世界大规模渗透、扩张，成为主宰世界文化及其发展的主导内容，全球文化正面临着“同质化”的深刻危机。[10]全球文化的“同质性”危机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异变性的挑战，即西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在复杂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冲击下，如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作出强有力地调整和回应，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将被削弱，会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5. 保持性压力
任何国家、政党和社会都有尊崇的主流意识和基本价值，如果失去精神信仰，那么这个国家、政党和社会也就转变了性质和本色。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也不例外，一旦失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的主导地位，失去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本原和特质。以苏联为例，其解体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放弃和丧失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当前，对于转型中和在风险中运行的中国而言，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中国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曲折与对抗依然在深层展开，苏联解体对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冲击与解构还在震荡之中，“9·11”事件瓦解了很多来自于道德的规制和来自于意识形态的理念，全球化又使这一切复杂化、模糊化、纠织化。[11]因此，保持和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稳定运行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卡斯特罗曾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形态化的世界上，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试图把资本主义思想、帝国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强加于人，恰恰是试图把一切与这种思想不同的思想从政治地图上抹掉”。[12]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和渗透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使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意识形态冷漠和信仰淡化的情况，既有的阵地，或是不适应时代要求，或是忽视其重要性，或是工作不力与失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有所弱化，造成传统阵地有所丧失，新的阵地尚未完全占领，[13]这就使社会主义文化的保持和延续面临新的危机和困难。可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强制性、国际性、内统性趋势，给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保持性、维持性压力是长期的、持续的过程。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针对性策略
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对策是，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化、特性化、整体化、均衡化、制度化。
1． 普遍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种文化的同构性愈强，其特色保持和生存能力也愈强，两者相辅相成。当前，要认真吸收资本主义优秀的文明成果，借鉴资本主义可为我所用的意识形态做法和经验，以全球意识来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势”能
中国文化必须树立起一种全球意识，借助全球化的增利要素、减利要素和模糊要素，给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持续的“势”能，以促进中国文化安全。在当代世界，科技发展和市场体制确立使经济步入全球化轨道，由经济基础和条件决定的政治和文化也依托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络突破时空界限，出现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这就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被转化或者弱化的可能性。随着世界各国的开放，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肯定讲，这完全符合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也符合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可见，在文化领域墨守陈规、保守僵化、自我封闭只能带来文化的消亡，只有认真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验和成果，才能使社会主义文化保持先进性和世界性，才能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适应、共存能力。因此，应该认真吸收资本主义优秀的、有用的文明成果，借鉴资本主义可为我所用的意识形态做法和经验，努力增强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性质文化的同构性，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层次和强度。当然，这种借鉴绝不是要搞自由化和西化，而是要以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为前提、目标，以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出发点、落脚点，以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保障、支撑。
2．特性化
本点与第一点构成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处理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要植根于社会主义现实，从实际变化出发，在国家总体的建设和发展战略框架内来安排意识形态建设，以中国意识来激发社会主义文化的“动”能
邓小平指出：“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4]必定会产生虚假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现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的“现实”的统一，体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15]这就要求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内来安排意识形态建设，处理好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说，未来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取决于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趋同化趋势介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之间，比前两者都更为复杂，具有自身的特征。应该认识到，全球意识是以中国意识为基础的，是服从于中国意识的。在文化安全的结构内，本土化和全球化是一对矛盾，而且在价值结构和本体结构两方面都有矛盾，但两者是可以协调的，在“体”和“用”两个角度均能整合。因此，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同样没有世界性，也就没有民族性，[16]不能放弃文化的本土优势，不能背离文化的民族意识，必须强化文化的民族观念。当前，能否处理好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间的关系对社会主义文化安全至关重要，承认和顺应文化趋同性，将民族文化置于世界潮流之中，有利于提高文化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同样的道理，尊重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特性，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推动文化之间的渗透和吸收。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言，处理好文化趋同性和文化特色性关系的战略选择是，在尊重特色性中体现趋同性，在促进趋同性中维持特色性，在两者的协调中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大进步。
2． 整体化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从全局角度进行整体把握，要处理好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包容性、整合性、进步性，利用科技进步和社会变化有针对性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合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