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私学的兴盛发展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同时，宋代私学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优秀经验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也为后世私学发展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基础，在中国私学发展史上体现出了承前启后的突出地位和重要意义。
（一）宋代私学的社会作用
1.宋代私学对文化知识的传承和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以前的中国古人创造了极为丰富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是需要被传承的，而教育对文化的传承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人文以化成天下”与“教人伦的”儒家思想就是肯定了教育在传递社会文化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宋代私学教育就尤其重视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十分推崇西周时代以“六艺”为基础的教育，重视《诗》、《书》、《礼》、《乐》、《春秋》的教化功能，主张经世致用，将修身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想的理学家们更是将学习儒家经典作为治理国家的必备手册，他们强调在阅读经典著作中感悟历史的盛衰朝代的更迭，找出治国的良方和经世的措施。但是在私学教育中对这些传统文化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批判性地继承，并掀起了疑古惑今的思潮。鼓励学生突破藩篱，在学术上进行创新，提出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在宋代学派林立，如北宋年间就有王安石的新学、三苏的蜀学、张载的关学及二程的洛学，到了南宋更是异彩纷呈，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新学、浙学的永嘉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的创始人大都是书院的创办者，他们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经文教育学生，使得学生不墨守成规，对解放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张载认为：“学贵心悟，守旧无功”，“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1】程颐也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退者。”【2】这种主张学术的创新的思想不仅开阔了学生了思维更有利于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司马光就曾描述到：“新后进生，口传耳瞟，读《易》未识卦爻，已未《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3】，虽然司马光在批判后进生，但是由此也反映出当时不受约束的读经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术活跃的表现。宋代的文化教育还表现出兼容的特点，这在儒释道三教融合上是很好的体现，自西汉佛教传入中国便与传统的儒学与道教相互排斥，但宋代学者却大规模地吸收佛道来充实儒学，使三者相互融合。王安石就说：“善学者读其书，唯理求是。有合吾心者，则樵木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4】这就反映出当时兼容融合的文化态度。私学主张学术自由，倡导独立开放的研讨气氛。讨论可以使问题深化，可以活跃学术氛围，可以打破门户之见，兼容各家之长。私学为各派学术的论争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使各家学术在争鸣中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达到学术文化的繁荣景致。也正是私学这种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各派的学术思想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利用私学这块圣地进行广泛的传播。私学作为各派论争的重要基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学术研究的开展，这对于传承学术文化知识，促进宋代教育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的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私学对学生的招收，是不论贫富贵贱的，也没有身份等级之限制，只要愿意学习均能入学受教，如朱熹创办的白鹿洞书院即古代私立高等学校，书院教育的对象就不限于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的子弟，他认为“草野之介民”，“总角之童子”都可以“环以听教”。书院实行的原则就是“门户开放”，不论阶级、不同年龄、不同区域、不同个性的讲友、学生，一律都是来者不拒，并受到书院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可以说这种私立的书院在真正意义上实践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这种良好的风气也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到清代的白鹿洞书院依旧规定“书院聚四方之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或有远朋，闻风慕道，欲问学于其中者，又不可却，当留洞中，以资切磋”【5】。私学教育的“有教无类”就使社会下层民众读书受教育成为可能，更为贫苦百姓接受教育提供了条件。教育向社会下层的转移就使文化不再被少数精英所垄断，而是逐渐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私学又以其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深入到官学触及不到的穷乡僻壤，尤其是族塾义学、村塾社学的发展使文化知识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促进了宋代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
2.宋代私学不仅为宋代社会培养出了大批学者和人才，也为这些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生存并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出路
宋代文化的核心是理学，而诸多的理学家又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并主要从事于私学教育，这些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为私学的广阔空间所吸引，扎根于这块肥沃的土壤，耕耘其中，纵横驰骋，推动了私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如二程居洛阳讲学时，“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6】，培养出了众多知名的弟子。其中二程的门人尹焞终身从事私人讲学活动，“聚徒洛中，非吊丧问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7】；二程的弟子杨时曾担任宋太学祭酒，晚年告老还乡后，“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8】。这些著名的教育家通过私人讲学活动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学术立场，同时也在和学生交流中、在实践经验中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文学水平。可以说，私学成为当时思想家教育家实现自己价值的一条重要的出路，同时其思想也在教育过程中影响着更多前来求学的读书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接受和传承了他们的学术并将其发扬光大。如早年喜欢兵法的张载就得范仲淹的教导而攻读儒经，研读《周易》、《中庸》等，并与程颐、程颢往来频繁，在相互交流中不断提升。程氏兄弟在当时影响最大，许多青年学生都竞相趋附于他们门下，程门弟子中有被当时称道的“程门四先生”，即谢上蔡、杨龟山、游定夫及吕蓝田。这四人在二程的教育影响下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学说，并影响至今。可见当时宋代大批学者都与私学教育有着不解之缘，有些人就学于私学，而后又从事于私学教育。可以说，学者们的私学教育活动推动了私学的发展，私学也造就了众多的学者和人才。
宋代培养出了很多文人雅士和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他们为宋代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其中又多是从私学教育培养出来。宋代私立蒙学、族塾义学、家学的发展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宋代家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尤其是注重童蒙的教育，宋代的塾师主张因材施教从而实行个别化教学，这就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发展也提高教学的效率，而童蒙教育是人生的奠基阶段，这就为人才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如辅佐宋太宗、宋真宗两朝的政治家寇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经过母亲严格的教育而勤奋读书。据《宋史》记载：“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邦人也。父相，晋开运中，应辟为魏王府记室参军。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寇准在童蒙时期的教育为以后的仕途打下了初步的知识基础。寇准在相位时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并为稳定宋代的统治和维护百姓的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笔者认为这跟其蒙童时期阅读大量史书感受国恨家仇有很大关系。宋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朝代，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其中宋词更是流传千古，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如苏轼，其在文学的造诣跟他的家庭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其父苏洵勤奋读书，知识渊博，给予苏轼良好的教养，在家庭文学氛围的熏染下，苏轼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当时著名的词人，并走上仕途，虽屡遭贬谪但是依旧做出了很大的政治贡献，其许多文学作品更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作。宋代中后期战乱频繁，政府没有多余的财力精力办学，私学在这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培养了很多爱国英雄，岳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出生于普通的农户家庭，家境贫寒却刻苦钻研，父亲教其认字读书，母亲更是教育他要精忠报国，这对岳飞的人格塑造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下，岳飞成为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抗金英雄，其高尚的气节更是影响至今的读书人。
3.宋代私学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和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宋代虽然有较为完整的官学制度，但是直接在官学里学习的人数是比较少的，承担着多数人重要的教育任务的则是私学。私学教育内容主要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而在中国古代，儒学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思想，是社会教化的主体。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如宋太宗将教化作为“治乱之本”，王安石也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他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天下也。”【9】所以私学在宋代的兴盛发展使更多的下层百姓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忠义孝悌观念深入人心，尤其是在族塾义学、家学的教育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宋代是封建伦理思想和宗法观念复苏、强化的时代，宗族的教育不受社会阶层的制约，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遵守本族的族规、族训。而在所有族规中将国家法律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并让家族子弟时刻遵守，若有违反必将严惩。在封建社会里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宗族、乡里和家庭关系，统治者必须支持这些私学组织将这些封建伦理纲常灌输给民众。在这种情形下，家族子弟没有人敢藐视国法族规，而是尽心遵守法律道德规范，并通过接受族塾义学的教育，使人们原本具有的宗法观念和封建伦理思想更加强烈。宋代的家庭教育也是十分发达的，尤其是关于“家规”、“家训”的教育，这些“家规”、“家训”多是教导家庭成员安分守法、勤俭持家、恪守伦理道德、教育后人等内容。宋代就出现了非常有名的家训如赵鼎的《家训笔录》、倪思的《经锄堂杂记》、袁采的《袁氏世范》、陆游的《放翁家训》、朱熹的《朱子家训》，这些家训作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教授给家庭成员不仅仅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团结，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为维护整个社会的和平安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宋朝大力提倡科举选士，并与前代相比，范围大大扩大，增加及第名额，考试方法也更为严密，废除公荐制度，取士以试卷为准，禁止考场内外徇私舞弊的现象，推行弥封誉录的方式，防止门第势力的影响，并提高及第的待遇地位，这就使得普通百姓认识到参加科举则前途有望。而宋代私学可以使更多的下层百姓获得知识、受到教育，这样他们可以凭借勤奋苦读，通过科举题名来改变自己以及家族的社会地位和阶级等级。宋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要求直接推动了私学教育内容的发展，如进士科注重诗赋，在私学教育中就普遍学习作诗，学诗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科举考文辞，私学教育也必然重视文辞。但是，私学的教育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科举的限制，并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在重文轻武的宋代，统治者提倡科举的目的是统一思想，吸收更多有知识有能力的官僚，从而加强封建中央集团的统治，如赵匡胤就说“宰相须用读书人”、”择儒臣有方略者统兵”【10】。在统治者的重视下，科举让更多贫苦百姓能够得到跻身较高阶层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前人已有研究认为，在整个宋代社会，农民起义的次数甚多，但规模较小，始终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大起义，而且起义大都以“均贫富”为口号，没有推翻中央集权统治的意识，也未能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宋代统治措施得力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也与宋代私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私学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并参加科举跻身统治阶级的可能，可以缓解一些人对自身状况及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
虽然私学教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反抗阶级统治的思想意识，使人们甘愿忠心于国家的政治统治，尤其是科举制度的盛行让更多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人们思想日益狭隘，固守陈旧，以致培养出很多只能记诵四书五经，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但总的来说，私学教育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和基层民众的利益的。所以说，私学在当时社会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是有利于统治者稳固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
4.宋代私学也为宋代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做出很多贡献
宋代科学技术成果丰硕，许多科学发明和创造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程，同时也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闻名于世的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项发明即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就产生于这个时代。在宋代，人们改进火药的配方使其运用到武器制造上，将火药运用到军事上大大推动了火药的实用性。宋人军队发明的火炮威力大杀伤力强，据《金史》记载：“火药发生，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于牛皮皆碎迸无迹，甲铁皆透。”但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而这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药武器，可以说在兵器史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宋人制造的火器的方法在12世纪传入欧洲，火器在欧洲加以改造后对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利用磁极的物理性来确定方向的指南针是宋代的又一伟大的发明，它直接影响着海运的发展。据北宋末年的《萍洲可谈》记载：当时“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11】南宋的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途径》中也记载：“唯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针，以揆南北。”可见指南针在宋代已普遍运用到海运了，这对促进对外交往与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宋代文化的繁荣表现之一就是书籍的广泛流传，平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跟宋代另一项重要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有非常大的关系。宋初沿袭了唐代的雕版印刷，但是雕版印刷费事费力，仅存放版片就是一个大问题，而活字印刷术大大提高了印刷的效率，这就为书籍的翻刻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除三大发明外，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生物、建筑、陶瓷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宋代对恒星和新星的观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在总结前人天文成就的基础上，改进了许多传统的天文仪器，如漏壶、圭表、浑仪等。在宋代的科技成就中，数学也取得了突出的发展，宋代的代表性数学家主要有秦九昭、朱世杰、杨辉，其中他们对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要比西方早八百多年，也足以反映宋代文化开拓创新的时代特征，而这与当时教育学家提倡的学术自由、鼓励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宋代的医学由唐代的四科发展到九科，分科愈细，研究越深，尤其是在解剖学方面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宋人还非常注重对医药书籍的编撰，这不仅仅是宋代医学的结晶成果更促进了后代医学的发展。而在农业、手工业、制造业、矿冶业等方面也都有重要的发明创造。如南宋陈敷著的《农书》，就是最早论述南方水稻生产区域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学书籍，在这本著作中充分体现了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的思想。宋代的许多手工业作坊都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陶瓷制造业，并形成了八大窑系：北方有钧窑、耀窑、磁窑、定窑，南方有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和建窑。宋代的瓷器制造的高明技术，代表了宋代高超的艺术成就，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宋代科学技术教育的普遍形式是世袭家传或是带徒授艺，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有私人授徒传艺的传统，而许多科技成果也是由民间的能工巧匠发明创造的，学术家传就是家学的一种重要的类型。因此，宋代科学技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私学教育密切相关，而这些科学技术知识和各种技艺能传承和发展下去也大都靠私学来完成。宋代社会官员文人化、商人儒雅化、市民谈吐不俗、乡野纯朴向化，表明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文化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朝代。这些成果不仅有官办教育的贡献，私学教育亦功不可没。
宋代私学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其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宋代理学教育家是封建儒学代表人物，他们提出严格的伦理纲常要求学生遵守，将儒家思想进一步深化灌输给学生，从社会角度看这有利于维护宋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儒学思想毕竟有很大一部分是会束缚人性的发展，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而在蒙学的教育中，全社会对蒙童教育的重视导致了很多家长不顾蒙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而增加学生繁重的学业负担和心理压力，甚至有些对家长蒙童要求极为苛刻，这是非常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但总体来说，处在封建社会的宋代，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下快速发展的私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其社会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二）宋代私学的历史地位
宋代私学的历史地位是由其所取得的巨大办学成就以及对后世有影响的办学经验而奠定的。宋代蒙养阶段的私学教育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对后世的蒙学教育具有深刻的影响。宋代蒙养阶段的教育任务主要是由私学来承担的，这样它就没有受到官学时兴时废的影响而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一时期在蒙学教材的编写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许多著名学者和教育家纷纷为启蒙教育编写教材，其中不乏出现许多为后世广为流传的优秀作品，如宋代大学者王应麟所作的《三字经》，三字成句，句句成韵，朗朗上口，易于背诵，其内容对儿童教育也非常全面，先论学习的重要意义，再叙伦理道德教育，接着介绍名物常识、历史知识、读书次序和勤奋好学范例等，被誉为“小百科全书”。直到明清之际，《三字经》仍作为蒙学教育的主要教材而被广泛采用，“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12】。此外，宋代蒙学教育在教法上取得的许多丰富经验对后世的蒙学教育也有较大影响。如要求学生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这些培养儿童良好读书习惯的蒙学教法一直被后世沿用，直到现今。
宋代私学的最高形式——书院的兴盛发展和书院制度的确立，为后世书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代书院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场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内部的组织管理与教学管理逐渐趋于制度化和正规化，如书院的主持者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和日常教学工作，称为山长；书院大都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或教育家制定一套学规对书院实行目标化、规范化管理，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最具代表性，它还成为宋以后历代书院共同遵循和依据的总学规；讲会制是书院最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图书和经费的管理方面也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由此可见，书院制度已在宋代逐步确立起来。此后的书院管理都是在宋代书院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的，如明代东林书院就继承并发展了宋代书院的讲会制，并制定了《东林会约》，为讲会建立严密的组织，制定完整的规约，明确讲学的宗旨，确定经费的开支等。到了清初，紫阳书院制定的《紫阳规约》又进一步完善讲会制，使之趋于完备。
宋代私学对当代民办教育的发展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沉寂了几十年的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特别是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众多行业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唯独教育行业的发展势头正旺。人们纷纷奔走于各个培训机构，希望用更多的专业知识充实自己，提升自身价值，来赢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种形式下，如何在与具有众多优势条件的公立学校竞争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民办教育者和民办教育机构普遍关注的问题。宋代私学繁荣发展的丰富经验可以为当代民办教育发展带来许多启迪和借鉴。宋代私学的兴盛与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亮、叶适等宋代众多著名学者和教育家积极投身私学教育不无关系，由于他们长期从事私学教育，吸引了无数求学者来到私学求教，无形中推动了私学的发展。当今的民办学校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就要加大力度聘请和吸纳具有学科专长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以增强学校的师资队伍，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学生到民办学校学习深造。宋代私学办学形式灵活、教学内容丰富，因此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活跃于整个宋代社会并获得兴盛的发展。现今公立学校教育存在重应试轻素质、重知识轻实践，以及办学形式僵硬等弊端，使培养出的学生大多综合素质不强、实践能力差，到工作岗位不能及时胜任。民办教育应该发挥自身灵活办学的特点，大胆采用多样化的办学模式，确立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目标，在教学内容上以某个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为主，同时创造更多条件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满足现今社会对实用人才的需求。由此可见，宋代私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财富，对其的深入研究可以为当代教育发展提供更多的启迪。
（三）宋代私学的国际影响
宋代私学是宋代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的国际影响不只从单方面来看，而应将其放在宋代文化教育的大环境背景下去探索宋代私学的发展状况，具体来说就是宋代的私学大师、宋代的教育思想家以及私学传授的知识与活动对国外的影响。
1.宋代私学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古称安南，又曰交趾，位于中南亚半岛东部，北与中国广西、云南相接，西与柬埔寨、老挝接壤。越南古王朝于公元919年独立，之后经历了不同王朝的统治，但是其文化教育不断受到中国文化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越南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汉字上，在12世纪中叶以前，越南归中国所属，汉字是越南的官方文字，越南独立后依旧使用汉字，不论是官方文件还是科举考试也都使用汉字，重要的文学、史学专著也全用汉字书写，例如13世纪陈朝发布的《刑律》、《课虚集》、《国朝通礼》都是用汉字书写，这说明汉字对越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越南文化深受宋程朱理学的影响，这是由于理学将君臣关系、家庭人际关系的伦理纲常规范化，并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去教化人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维护国家的秩序和家庭的安定。这种统治思想也是越南当朝统治者所需要的，为此在13世纪，不仅建立国子监，举办太学生考试，成立国学院，同时还设立了很多私塾邀请儒家学者讲解四书五经，积极倡导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据记载：“俗尚礼仪，有中国之凡，……凡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13】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其教育模式和中国几乎一致，这里的八岁入小学是受到中国蒙学教育的启发，并且是在私学中完成的，这都足以证明越南的教育深受宋代私学的影响。
2.宋代私学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从亚洲大陆向南延伸大约1104公里，位于朝鲜半岛上，北同中国接壤，西面有黄海和朝鲜湾，东部临日本海。中国文化从先秦开始就对朝鲜产生诸多影响，到了宋代，宋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日益扩大。
918年，朝鲜开始被高丽王朝统治，高丽王朝将佛教定位国教，在国内广建寺院，制定了诸多尊佛崇佛的规章制度。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高丽王朝就派僧侣入宋，向宋请经，迎宋僧入朝传法等。如在北宋时期，高丽派人入宋，宋王朝赠送了著名的《大藏经》，这为佛教在朝鲜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建国初期，不论官学私学都主讲儒家经典，到了11世纪，私学逐渐兴盛，其教授的内容有三传、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儒学经典，高丽王朝派学生到宋朝学习儒学，包括金行成（976年）、催罕、王彬（986年）、权适（115年）、权通（1117年）等人，这些学生都学有所成并回到朝鲜传播儒学，与此同时宋朝学者也入朝任职，如进士张廷（1052年）、陈渭（1061年）、慎修（1068年）、章忱（1102年）等人，他们加速了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在这种情形下，朝鲜也涌现出了儒家学者，如郭舆、崔冲、金富轼等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崔冲。他学习儒学并成为文科状元及第，并参政，任职文化侍中，并在70岁以后创办私学，广招弟子，传播儒学，据记载：“自显庙中兴，干戈才息，未遑文教，（催）冲收诏先进，教诲不倦，诸生填溢门巷，遂分九斋，谓之侍中催公徒。凡应举者，必先来徒中学焉，自后举子亦皆隶名九斋籍中，谓之文宪公徒，又儒臣立徒者十一，冲徒为最盛，东方学校之兴，盖由冲始，时谓海东孔子。”【14】由此也可以看出朝鲜的私学教育深受宋代私学的影响，崔冲也成为当时著名的私学大师，这大大加速了儒学思想在朝鲜的普及和发展。
宋代是儒佛道互为融合，相互渗透的时期，道教亦为宋王朝所提倡和躬行，据史料记载，在1110年，高丽道士多次向宋求法，宋徽宗应邀派两位道士前往高丽，并在1113年在宋朝求法回朝的李若冲建议下，在高丽首都开京“始立福源观，以奉高真道士十余人”，“其斋醮科仪一如宋朝”。【15】
3.宋代私学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位于西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东临太平洋，西面与中国隔海相望，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古代，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在唐朝达到鼎盛时期，但是宋以后，政治经济往来减少，但是中国文化依旧传播到日本并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程朱理学的传入，与儒佛结合，逐渐成为日本统治者的精神支持。
在宋以前，中国的儒学和佛学都已经传入日本，特别是佛教禅宗所倡导的安于现状，对不合理的现象不反抗而是修炼自己的内心，而当时刚刚建立起的武士中央政权正非常需要禅宗这样的理念统治人民。在北宋初期，日本的僧侣就纷纷前往中国求取佛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983年数位僧侣来到中国，在都城受到宋太宗的热情接待，宋太宗赐其首领法济大师称号，并曾送长达一千多卷的《地藏经》，这对日本佛教禅宗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为程朱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是由于从中国传入的佛教是打上中国文化烙印的佛学文化，程朱理学本身也融入了许多儒学思想，并吸收了禅宗的思想内涵，尤其讲究个人的修养方法。理学家所推行的“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同社会伦理纲常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尊卑有序、安分守己的社会结构，这种思想是非常符合武士阶级统治的需要。在1235年，赴中国留学的僧人学成归后，“带去了大批的理学经典，其中有：胡文定的《春秋解》，无垢先生的《中庸说》、《惠庵大学》、《惠庵中庸或问》，朱熹的《论语经义》、《孟子经义》与《五先生语录》（周茂叔、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语录）等。”【16】理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政治斗争上，幕府掌握政权后，天皇朝廷以“天理君权”为思想武器与幕府武士斗争，“天理君权”是来源于朱熹的思想“天分即天理，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17】这就是借程朱理学的名分论上，其目的就是想以正名夺回皇权。其次程朱理学的影响表现在维护伦理道德上，理学要求用孔孟之道教化百姓，讲求忠孝节义、尽忠尽孝，日本统治者将这种理念法律化，如在1232年日本处于镰仓幕府统治时期，统治者就制定了《贞永式目》法典，这部法律的根本宗旨是使从者对主尽忠，子对父尽孝，妻子要顺从丈夫。这就是对理学的实践运用，这种思想在日本影响是深刻的，为维护当朝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这种忠孝至上的理念也成为日本人生活理念的核心，并影响至今。宋代的私学教育在对程朱理学的发展、传播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私学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间接性的深刻影响。
日本对宋朝文化是多方面学习和借鉴的，这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上，还体现在书籍印刷、陶瓷业、医药学上。如在文学上，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的作品在日本最为流行，政府也出资出版了《唐宋八大家读本》；在艺术上，日本的绘画与书法都来源于中国，在宋朝佛教文化中，禅宗收徒的时候，师傅要赠其肖像于徒弟，来证明师徒的关系，这种风气很快传入日本，日本的肖像绘画技术也很快发展起来；在陶瓷制造上，1123年，日本人左卫门景和加藤四郎在福建学习制造陶瓷，学成回日本后在山田郡的濑户烧制，自此之后，加藤便成为了日本的“陶祖”；在医药学上，大量的医药书籍像《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等在宋朝时传入了日本，对日本的医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日本的交往跟当时指南针的发明加速了海上贸易的往来有很大关系。而尤其这些工业技术的传承方式大部分靠学术家传，这属于私学的教学范畴，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宋代的私学对促进中日交流，对日本的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张载集·经学·理窟·学大原下》。
【2】《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五。
【3】[宋]司马光：《论风俗札子》。
【4】[宋]惠洪：《冷斋夜话》。
【5】《白鹿洞志》。
【6】[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之《河南程氏遗书》附录《范祖禹叙述》，中华书局1981年版。
【7】[元]脱脱：《宋史》卷四二八《道学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
【8】同上。
【9】《慈溪县学记》。
【10】《宋史纪事末本》卷二零。
【11】[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2】吕坤：《社学要略》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49页。
【13】梁启超：《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两畸斋》，第82页。
【14】《朝鲜史略》卷三，《高丽纪》。
【15】[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一八。
【16】郑师渠：《中国文化通史》两宋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17】《朱子语类》卷九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