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园林中，有的专题只能研究一阵子，有的专题却能研究一辈子。
作为典型的高竞争、高利害、高风险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高考是中国各类考试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考试，也是上至高层领导人、下至基层老百姓都关心的大事。高考改革是一个敏感而重大的问题，一有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激烈的讨论，就会在门户网站的首页看到相关新闻。其实，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30多年间，高考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每逢考试录取季节，还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今高考改革已成为一个重大民生议题，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改革全局的关键问题，有时甚至成为教育改革的头等大事，抓好了高考改革，就像抓住了教育改革的“牛鼻子”。高考改革被全社会寄予高度的期望，但改革又具有巨大的难度，可谓任重而道远。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如此重要，以至《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须专列一章来论述，以至要成立专门的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来作决策。高校招生考试涉及教育中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
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传统文化遗传和现实社会环境的产物，现行高考制度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高考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的社会现实，而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只有如此，我们提出的高考改革理论和方案才不会脱离实践，才不至于流于空谈。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制度；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方式；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模式。如果美国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差不多，如果美国社会都是由类似于“虎妈”蔡美儿那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华人组成，那么很可能美国的高校招生考试也会演变成跟中国的高考类似的制度。考试技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高校招考制度很难说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1993年，美国学者在研究各国高中毕业的考试制度后便指出：考试制度与各国国家教育制度及社会情况紧密结合，有些国家的考试制度具有高度持久性，而且不易改变；有些国家的考试制度则正在经历实质，甚至快速的改制。此外，改变的方向各国也不同。
高考改革应该考虑中国的国情，包括教育与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民众的认可程度。一些在西方部分国家能够顺利实行的招考制度，照搬到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在中国的国情下，目前还没有一种推荐或人才选拔制度可以取代高考。我认为，不研究高考的人很可能成为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很可能成为高考改革的稳健派。高考不改革不行，改革急于求成也不行。在目前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高考改革应稳中求进。所谓稳中求进，并非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而是指改革高考这样重要的制度，应该在全面研究和长远规划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行。
与铺天盖地的关于高考的新闻和议论相比，对高考的理论研究还很不够；与举足轻重的高考的重要性相比，对高考的制度研究还很不相称；与数量巨大的其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著作相比，高考研究的著作还相当的少。在中国教育理论界，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是最集中研究高考的机构。作为该中心副主任，亚群教授长期从事考试历史与理论研究，对高考改革发表过系列论文，提出不少新见解，其中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转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并体现本研究团队史论结合和稳健派的特点。尤其在高校自主招生研究方面，他较早发表过多篇有分量有影响的论文。如今，亚群要将其代表性的论文结集出版，相信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不仅可以对自己的高考研究脉络作系统的梳理，而且可以在回顾研究历程的同时思考未来的方向。
明末学者张尔岐在《辨志》一文中说：“人之生也，未始有异也，而卒至于大异者，习为之也。人之有习，初不知其何以异也，而遂至于日异者，志为之也。志异而习以异，习异而人以异。志也者，学术之枢机，适善适恶之辕楫也。枢机正，则莫不正矣；枢机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适燕者北其辕，虽未至燕，必不误入越矣；适越者南其楫，虽未至越，必不误入燕矣。呜呼！人之于志，可不慎与！”张尔岐深刻地阐述了一个人因志向不同导致结果不同的道理。走对了学术道路，选准了发展的大方向，即使起步稍迟，亦必有所成就。因此，有志之人立常志，无志之人常立志，良有以也。
亚群乃善于做学问之人，这本《高校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的出版，不仅将进一步奠定其学术发展的基石，也会促进全国高考研究的深入。既为可喜之事，以其雅属，故不辞而为之序。
（本文为张亚群著《高校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