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政，本名王尚华，1924年5月24日出生于菲律宾马尼拉。3岁随父亲返回祖籍晋江市金井镇瀛洲村居住，读书至初中。“卢沟桥事变”第二年重返马尼拉，就读南洋中学。17岁开始在《华侨商报》等菲律宾华文报纸发表政论、诗歌、散文，愤世嫉俗亦追求光明。1945年，加入《华侨商报》从事新闻编译工作。1949年2月初，王尚政只身来到香港，拟转内地投身新中国建设。居港期间，适逢三联书店向社会公开招股，他认购了0001号股票，成为三联书店第一位股东。同年底乘货轮抵厦门，先于厦门团市委工作4年，后长期任职于厦门市文联。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王尚政带头捐款，并鼓动菲律宾爱国青年，向中国政府捐款3000多万元人民币（当年币值）。1956年就读于中央文学讲习所。1962年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王尚政创作了大型诗剧《还我河山》。1969年至1972年，携家眷下放到云霄县火田公社下楼大队，期间写了平生唯一哲学论文《关于相对平衡》。1979年，定居香港，直至2010年逝世。王尚政先后出版13本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作品集，如《海峡黎明》（福建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情海波涛》（香港草原出版社198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闲云集》（香港广宇出版社1990年出版）、《月云集》（香港广宇出版社1991年出版）、《女儿梦》（香港河流出版社1991年出版）、《绿窗随笔》（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逝水余波》（香港河流出版社1994年出版）、《也曾走过灵山一段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年出版）、《王尚政作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出版）。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福建省第三至七届政协委员，福建省海外联谊会顾问，香港散文诗协会副主席、会长、名誉主席等职。
《厦门文学》2010年第8期发表该刊编辑泓莹的《真爱文学的人是有福的——厦门文学旧影一束》，曾这样写王尚政：
我并不认识王尚政先生，那天是临时被抓挑夫，干活去了。
非常感动的是，几乎厦门文化界德高望重的人都来了。很难想象的是，中风、肾衰坐着轮椅进会场的人，居然能笑得如此灿烂。事实上那天我就有点呆，好朋友如璇与尚政先生极熟，絮絮说了许多厦门文艺界往事。我得到尚政先生的两本著作，扉页上，两张发黄的收据引人注目，一是三联书店公众股东的股款收据，二是慰问志愿军捐款收据，壹仟零叁万元，如果折成后来的人民币，数额也相当可观。很显然，他那时是有钱的侨生，但“愤世嫉俗亦向往光明”。该经商不愿经商，就像当时许多华侨青年，立志要报效国家，一回国就“写了一回入党报告，却如今80岁了，还没有组织派人来给我谈过话呢”！
尚政先生淡淡的文字透着苦涩幽默，热血侨生遭遇一盆冷水，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在那年头并不鲜见，如果你经历过那些，当格外珍惜当下——尚政先生很少渲染自己的苦闷，牢骚与苦闷在他81岁的自述《我的文学路》中化为淡定与幽默，读之辛酸却还有一丝欣慰，饱经磨难的人能有这样的睿智，需要多么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多么宽阔的胸怀？
尚政先生可不是老古董，他的文艺评论，如评《灵山》、谈余秋雨、说舒婷……都颇有见地，至少，有自己的看法，最让我吃惊的是洋洋数万言的《关于相对平衡》的“哲学”探索，表现了国人对“阶级斗争”的厌倦，对和谐社会的渴望，现在看起来或许没什么，可那是1972年，他居然将这篇文章寄给毛泽东办公室，简直是摸老虎屁股！
读完他的散文随笔，转而读小说，情节单纯的小说焕发着厦门与香港两地的生活气息，哪怕是早年的“普罗”文字，比如那篇写台风的小说，生生就是当年厦门渔港素描。用蔡其矫先生的话说，“读他的作品，找不到任何哗众取宠的东西，却能发现生活中的真实，虽然这真实是朴素的，却能在记忆中长存”。
最令人震撼的是尚政先生晚年在轮椅上写成的长篇小说《逝水余波》，这是框架很大的，从“文革”直接切入中共党史的小说，很显然尚政先生详细研究过中共党史，有自己的思考，希望能历史地看问题。可能由于体力的缘故，这个波澜壮阔的框架没能充分展开，但小说中的鼓浪屿风情及厦门早年风貌的描写是非常吸引人的。
好朋友如璇提供的这张照片堪称经典。1978年正月初三，如璇说，蒋夷牧伉俪约大家到鼓浪屿家里玩，后来照相。蒋先生的夫人在家照顾母亲，当时相当活跃的青年诗人陈志铭许琼琳也没来。如果我没记错，当时还有碧沛等一些较为年长的诗人，加上常来厦门的蔡其矫先生，他们形成厦门文学创作沙龙，这张珍贵的图片，左起为颜如璇、舒婷、林祈、王尚政、陈元麟、刘瑞光、陈仲义、朱家麟、蒋夷牧、谢春池。他们当时是《厦门文艺》的主要作者。
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出风华正茂的青年们对尚政先生的尊重。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香港文学概况和文学思潮”一章中，提及：
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在“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推动下，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得到发展。许多香港作家不仅受到鲁迅、茅盾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也从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易卜生、狄更斯等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受到启示，这无疑对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创作起到推动的作用……香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如从“五四”以来算起，大致有四次浪潮：……第四次，从70年代后开始，由第二代大陆南来作家白洛、东瑞、陶然、彦火、原甸、张思剑、王一桃、黄河浪、陈娟、王尚政等为代表的新的现实主义浪潮，他们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对香港文学的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香港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的社会改革与文学革命。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袁良骏的《香港小说流派史》载：
王尚政，福建晋江人，1923年生于菲律宾，20世纪40年代曾从事抗日游击战争。1948年抵港，1949年回内地，一直从事文艺工作。1979年返港定居，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先后出版《海峡黎明》（福建人民出版社1978年初版）、《情海波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初版）、《女儿梦》（香港河流出版社1991年初版）、《逝水余波》（香港河流出版社1994年初版）等作品。
写《逝水余波》时，作者已逾古稀之年，且才写到一半，作者不幸中风，更不幸又瘫在右边。一年后才能勉强恢复执笔，每次仅能涂写二三百字，以这样速度，坚持把小说写完。这份毅力实在让人敬佩！是什么力量支持着这位老作家呢？看完小说你才知道，原来他要用小说的形式，翻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旧案。他要推倒加给陈独秀的诬蔑不实之词，他要把那顶“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彻底扔掉。
小说不是论文，这部政治历史小说虽然涉及了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诸如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等），但它却是通过小说主人公李觉明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来表现这一切的。而李觉明恰恰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他生在闽西山区的贫苦农家，小时在族祖的中药店当学徒，后有幸入读爱国华侨陈嘉庚兴办的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在这里，他受到陈独秀“五四”文学革命思想的熏陶及《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的指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了福建省委第一任书记。也是在这里，他与女同学小薇发生了后来惨遭摧残的恋情。李觉明亲历了厦门国民党右派的追杀，也亲见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四一二”事变如何残杀共产党员和起义工人，他也亲耳聆听了陈独秀对于上海起义工人的讲话，在高语罕、蓝代表等人的教育下，他知道陈独秀当时名为总书记，实际上共产党的一切重大行动都由共产国际及其派出的鲍罗廷等顾问一手包办。正是斯大林、鲍罗廷等，将武器装备直接运给蒋介石，却不让共产党人有自己的一兵一卒。当蒋介石已经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杀害了共产党人舰长李芝龙之后，他们仍然以维护国共合作之名，不让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而当蒋介石彻底篡夺了北伐的胜利果实、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之后，他们又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在了陈独秀的头上，拿陈独秀当替罪羊。实际上，早在北伐之初，陈独秀便向全党发出警告：“若其（指北伐）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刊《向导》杂志1926年第4期）他也一再提出要建立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然而，“共产国际”根本不听他的意见，但在北伐失败后却给他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让他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是科学论证这些历史功过，将十分枯燥，然而，《逝水余波》却用李觉明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印证了这一切，枯燥变成了血肉生动，历史变成了感人形象。陈独秀虽然只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讲了一次话，露了一次面，但他的形象却和主人公李觉明几乎同样鲜明。《逝水余波》艺术地完成了为陈独秀翻案的任务，小说胜利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目标。它不仅在香港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对整个中国文学来说也是一个可喜的异数。
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辽读了王尚政的文集《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8月出版）后，发表评论《深沉的祖国之恋》（见《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1期）：
福建籍香港作家王尚政先生在中国友谊公司出版了他的文集《恋》，收有他的散文、杂文、随笔、特写等作品共41篇。深沉的祖国之恋是贯串全书的一根红线，撼人心弦，启人心扉。
王尚政先生本是华侨，1924年出生于菲律宾，这位海外赤子身处异国，但他对祖国命运却有切肤的关心。1947年，中国正进行着两种力量、两种前途的激烈搏斗，王尚政先生作为正直的、爱国的中国人，认为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是“传统的罪恶破屋”的代表，“我们必须给它毁掉，必须毁掉，大胆地毁掉这间传统的破屋”，而歌颂中国共产党为建设新中国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是“新的工程”，“新的世纪正在开始”，“天亮了，在祖国的一方”。他把祖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王尚政先生如此热爱祖国，信任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偶然的。太平洋战争烽火还在菲律宾土地上继续燃烧的时候，少年的他，即在刚光复的岷尼拉报刊上为文颂扬“中吕宋大平原”上“华侨游击队的子弟兵”的战斗。但是，战争胜利后，占领菲律宾的美军当局却对他和他的战友们“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一个个逮捕，上黑名单”。1948年末，他悄悄来到香港，参加地下党领导组织的学习，1949年10月厦门解放，王尚政先生冒着当年海峡的炮火风云回到了祖国，以一片忠诚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无须多说，在50年代，特别是在60年代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不少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尽力报效祖国却“忠而见疑”，不被信任，王尚政先生也不例外。他经历过“一场压抑的岁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全家一锅端被下放到一个闽西的大队。但他“实在并不记恨，就当它是悠悠人生旅程中一些有益的磨炼”。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王尚政先生因海外母亲病危，请假出外，而在香港羁留下来。
在受过“左”倾路线迫害过的人群中，有些人曾经说过“我爱祖国，但是祖国不爱我”。王尚政先生不这样看。他认为，凡我炎黄子孙都应该爱祖国，恋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发奋努力。祖国是无比崇高、伟大的，她体现在我国深厚的文化积累中，体现在故乡的一草一木及乡情、友情、人情里，体现在为祖国献身的志士仁人的身影上，更体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搞“左”倾路线的林彪、“四人帮”不代表祖国，搞腐败的人不代表祖国，搞特权做权钱交易的人不代表祖国，任意污蔑祖国、随便贬低祖国的人更不代表祖国。对这些人，应该严厉地对他们喝声“醒醒吧，太阳会照亮每个阴暗角落！”如果他们还不听，“就毫不留情地提起大棒来打，不停手地打，一直打到他现出原形！”因此，不存在“祖国不爱我”的问题，而是自己如何为了祖国的富强与这些败类斗争的问题。在大陆，他写过《快乐的盗窃者》、《吞表的人》批判过这些人，他初到香港时，尽管还是打工仔，即和那些损害祖国光辉形象的人们进行斗争。到香港后不久，王尚政先生发现有人鼓吹“香港式的言论自由”，污蔑大陆没有自由，他马上写文章予以驳斥，指出“香港式的言论自由”，无非是造谣的自由，污蔑的自由，什么“大陆的架步到处有，十七八嫩女又平又靓”啦，什么“林彪并没有摔死在温都尔汗，至今还藏在×××家中的地窖抽大烟”啦，什么“农民上京请愿，乃是中共导演的一出喜剧”啦，在这些“自由人”的描述下，“中国仿佛成了最大的人间地狱，中国的现实便是黑暗+饥饿+专制”。王尚政先生拍案而起，在《自由的真谛》中写道：“这几年你们替中国画的是怎样一幅像呢？它是鼓励了对祖国的向心呢，还是导致了离心？这是不是一切有爱国心的人应持之检验自由的一把尺？！”王尚政先生说得好：“30年的道路确是不平坦，尤其是‘文革’这十年，很多反复，很多不应有的牺牲，付了太多的学费，但是谁要因此而看不到中国迎着暴风雨依然搏斗着向前的雄姿”，“那才是真正的悲哀”，人民大众正“用自己的身子作了通往自由的基石，推进着自己的民主进程”。其后，当香港有人散布中国要“补一补”“资本主义这个阶段”“课”的谬论时，他又在《谈理想的不可失落》中，以他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一想失业便要心惊肉跳”和他的妻子在香港资本家开设的一家工厂里打工受剥削、受欺凌的经历，批判了这一谬论，衷心拥护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欢呼：“中国，你向着自己的四个现代化的理想，踏着扎实的步子走吧！”当有人企图建造西方的“民主墙”，“树起阻住主权回归的‘屏藩’”时，当香港某御用大律师为“直选”作选举拉票时，当有人煽动在香港“九七”回归前移民离港时，他又在《香港“民主墙”的设计师》、《双鱼妙计瞒天下》、《人才论》等杂文中，向这些丧失了祖国观念的人掷出了“投枪”。在这些杂文里所体现出来的王尚政先生的深沉的祖国之恋，更是流光溢彩，照人感人！
1985年，王尚政先生的孩子们想和家乡合办一家投资公司，便由他出面，组织了一个合资企业，他担任了港方的副董事长。对此，他颇为感慨：“25年前，我出身于海外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本应是从商的，怎奈我不是做生意的角色，又因多读了几年书，反要自命清高而看不起生意人。”“如今却鬼使神差，叫我代表港方和国家合资做起生意了。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是螺旋形的向上，还是简单的35年一个循环？是历史的戏剧性安排，抑是命运的无情嘲弄？”仍然是他的深沉的祖国之恋，使他结束了感慨，而在宴会上对他的孩子们进行了策励：“随你们去做生意，去赚钱吧，但要谨记一项：不能做奸商，不能挖祖国的墙脚！不要往你们父亲的脸上抹黑！”此情此景，这些话语真是掷地可作金石声啊！
王尚政先生在为生存和发展奋斗之余，去香港后仍然不忘记他心爱的文学创作。他的《女儿梦》、《情海波涛》、《绿窗随笔》、《闲云集》、《海峡黎明》等小说、散文、政论等专辑相继问世。但是，十分不幸，他于1991年中风偏瘫，更不幸又瘫在右边，一年后方能勉强恢复执笔。就在这样的逆境下，他以坚强的毅力，在轮椅上完成了20几万字的长篇小说《逝水余波》。这是一部以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表现了他的史胆、史识。在他的笔下，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因昧于中国国情，瞎指挥，要负主要责任。而陈独秀不过是共产国际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但陈独秀并不是没有与共产国际错误路线进行过抗争。王尚政先生以确凿的史料为基础，描叙陈独秀在“三二〇”事件中，第一个提出要对抗蒋介石，扩大工农武装，要求苏俄提供7000枝枪，在北伐中又第一个指出，要警惕“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欲的活动”，点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也是陈独秀第一个说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句话。对陈独秀的这些评价，未必完全正确，但王尚政先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失为一家之言。而王尚政先生之所以为陈独秀说话，也因为在他心目中，不管陈独秀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陈独秀是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有祖国之恋的人。明乎此，我们对王尚政文集《恋》中的深沉的祖国之恋，也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理解和体会了。
……
王尚政的《青春梦醒》（2000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后，暨南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潘亚暾发表评论《〈青春梦醒〉的启迪》（见《香港作家作品研究》第1卷，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2005年8月出版）：
王尚政的生平多彩多姿，从太平洋战后活跃于左派文坛，到1949年经香港回国，随后长期从事于文艺创作，备尝大陆文人所共有的艰辛。最后于1979年返泊于香港，文学作品空前涌出，品种繁多，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和游记小品，乃至于诗歌诗剧，量少而质佳。为文坛所瞩目，好评如潮，特别是中风之后仍笔耕不懈，宝刀未老，正气浩然，令人钦敬。
王翁性格的多般品味中，爱国总是居第一位的。他身在国内外都同样坚持其爱我中国的情操，当他心想文化文艺的问题时，他必定坚持爱我中华的情怀。他是坚贞的爱国者，是拥护一个中国、统一的中国——祖国只有一个大一统的政治实体，或叫民族国家（多民族的国家），他反对离心的地区或省份闹独立。总之，自西汉董仲舒以来传统不变的国家思想在王尚政今日的文学创作中仍有相当完美的体现。比如《台湾游踪》第二段，便表述了台湾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海峡两岸终归将统为一整体性的国家。再看诗剧《还我河山》——副标题就赫然动心惊魂，“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而作！”）复台，台原为中华圣土，其自古属于中国，固不待言。
此篇诗剧与时政息息相关，歌词沉郁有力，体现了尚政老心怀大一统之中国，念兹在兹，引吭高歌，蔚为大作。清代康熙大帝有功于中国大一统的伟业，他有挽郑成功联云：“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由此可见两雄均有功于中国版图之统一，他们都成为正面的历史人物。《还我河山》是中国历代人民抗敌的口号，尚政老的诗剧发出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吼声，是动人肺腑的杰作。
王尚政的生涯充满着许许多多的人生感悟，从少小到老迈，可以纳入所著中篇小说的标题“青春梦醒”四字里去。人生如梦，梦可断，梦可回，梦可醒，梦可任文学作随心驱遣。窃以为，读者无妨摘这四个字去思考王老的生平事迹，学习他好学不倦、坚韧乐观的做人风格，及至毕生积感而深思，最终必引出许多感悟，如梦初醒，样样都可解释得通了。笔者幻想祈愿读《青春梦醒》的青年人都被王老文集克隆出一队队王尚政来，则文坛大幸。踏实关切人生的文学能使国政鲜活充满生机，假大空扫尽，现实主义文学开辟潮动，江河入海流。这具象是老实人王尚政所倡导的淳朴文风。笔者力劝诸君多读《青春梦醒》全书，领取开卷之益，也是为人生之惠，又是精神境界之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