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
甘肃省敦煌市、玉门市和酒泉市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统称为敦煌汉简。敦煌汉简的出土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尤为强烈。一个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无意之中打开了一座汉代的书法宝库，那里面保存有中国人最早的书法墨迹。斯坦因之后，敦煌地区汉简的发现进入了高峰期，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数以万计的汉简大量出土。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曾经风起云涌的汉简时代。
被称作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陈寅恪，曾写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有一个匈牙利裔英国探险家的名字，就是使敦煌成为“伤心地”的关键人物——斯坦因。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受到《马可·波罗行纪》的吸引，决心寻找神秘的东方古国来，他坚信一直向西航行就能到达中国。结果是他没有找到神话中的中国，但却发现了美洲大陆。
年轻的斯坦因在《马可·波罗行纪》和《大唐西域记》的感染下，也决心到梦幻一样的东方去，通过探险和考古，去寻找、印证书中记载的那些历史地理，让历史重现被湮没的辉煌。
斯坦因25岁时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了三次中亚探险，他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份，开始了他的事业，并最终被授予“印度帝国骑士”的勋章，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发现者金质勋章”，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赠予名誉博士学位，并且被英国女王授予勋爵的荣誉。
“一切全都那么令人兴奋，我在皇家前厅里等待接见时，受到尊贵的接待，入目尽是华丽的服饰……”斯坦因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一书的作者珍妮特·米斯基说：“他绝没有想到，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宝藏，竟会把他带到皇家觐见厅，参加如此庄严崇高的仪式。”
斯坦因还被邀请在维也纳、慕尼黑、布达佩斯等欧洲国家进行巡回演讲。
斯坦因1900年到1901年第一次中亚探险时，发掘了新疆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写有旅行记《沙埋和田废址记》。
尼雅遗址就是西汉时期的精绝国。精绝国是西汉时期中国西部一个比较小的城邦国家，位于尼雅河畔的一处绿洲之上。精绝国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商贾云集，繁华富庶。东汉后期，精绝国被鄯善国兼并。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国王驻精绝城，距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人口四百八十户，三千三百六十人，其中胜兵五百人。设置有精绝都尉、左右将军、译长各一人。北距西域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距戎卢国四日的行程。地形闭塞，交通不便；向西通扜弥国四百六十里。”
听说过三十六骑平定西域的故事吗？创造这一传奇的就是班固的弟弟班超。班超从小不喜好文墨，曾投笔叹曰：“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
张骞这名字都比较熟悉了，他两次出使“凿空西域”，功成名就后，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认为，“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
傅介子，西汉大臣，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人。昭帝时，西域龟兹、楼兰联合匈奴，杀汉使官，略劫财物。傅介子出使大宛，以汉帝诏令责问楼兰、龟兹，并杀死匈奴使者。元凤四年（前77年），又奉命以赏赐为名，携带黄金锦绣至楼兰，于宴席中斩杀与汉为敌的楼兰王，另立楼兰质子为王，并改楼兰国名为“鄯善”——我曾经疑惑楼兰的消失，以为纯粹是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原来是傅介子杀楼兰王后，将其王城由罗布泊西岸迁往南岸的伊循城（今若羌县米兰），另置伊循都尉镇抚，并改其国名——如同一个人的大名和小名，喊大名前世答应，喊小名后世答应，大名小名一起喊，还没有答应就空气一样消失了。
傅介子因功被封为义阳侯。庆阳西塬石马坳现有傅介子墓。
张骞、傅介子，他们定格在历史画面上模糊的面容，还残留着一次次沙尘暴的痕迹。
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在军中任假司马的小官职。窦固赏识他的军事才干，派他出使西域。班超先到鄯善。鄯善王对班超等人先是嘘寒问暖，礼敬备至，可后来突然改变态度，变得疏懈冷淡。班超估计和近日匈奴使来鄯善有关。
天黑风大，班超率领部下三十六将士直奔匈奴使者驻地。班超命令十个人拿着鼓藏在敌人驻地之后，约好一见火起，就猛敲战鼓，大声呐喊。其他人拿着刀枪弓弩埋伏在两边。班超顺风纵火，三十六人前后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乱作一团，除被杀死的之外，其余匈奴人都葬身火海。
第二天，班超请来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表示愿意归附汉朝。
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受命将归，疏勒国都尉黎弇说：“你们走了，我们肯定还要被龟兹所灭。”说罢，拔刀自刎而死。班超率部至于阗，于阗国王侯百姓都放声大哭，不少人还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班超居留西域三十年之久，令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全都归附了汉王朝，以功封定远侯，拜西域都护，实现了立功西域的宏愿。
那是一个风吹壮士不回头的年代。一个令后世无限怀想的年代。
1906年4月，斯坦因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亚之行。
斯坦因再度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掘获卢文木简七百二十一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以及兵器、乐器、毛织物、丝织品、家具、建筑物件、工艺品和稷、粟等粮食作物。其考察成果轰动了西方考古界。
1906年4月斯坦因从印度到新疆后，在喀什聘请蒋孝琬作为汉语翻译助手。蒋孝琬，湖南人，光绪年间到新疆，曾在县、州任师爷。蒋孝琬思维敏捷，能言善辩，也很擅长古物鉴赏。斯坦因不通汉文，蒋师爷算是派上了大用场。
斯坦因和被他称作“我的向导蒋师爷”的蒋孝畹，于1907年3月一起到达敦煌。斯坦因后来在所著旅行记的开头，颇有意味地写道：“敦煌以刺骨的寒风欢迎我们……”
斯坦因听说几个月前发现藏经洞的事，不巧的是，管理洞窟的道士王圆箓为筹集修整洞窟的经费，外出化缘去了。莫高窟的一个小和尚给他看了一卷精美的写经，斯坦因感觉到这是一种古老的写本。于是他决定等王道士回来。
这期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地区，发现了汉代烽燧、城障遗址。随后在敦煌东北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汉简七百多枚。
斯坦因意识到：“接近亚洲东西方向那条最繁盛的古代大道，是联系拉萨、印度和蒙古、西伯利亚南北大道的交叉点。”
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市。他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被当地人称作王道士。后云游敦煌，发现莫高窟，感慨：“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遂长期居留此地。
斯坦因见到王道士后，表示想看看这批写本，并有意用一笔捐款帮助修理洞窟，以此换取一些写本。看王道士犹豫不决，斯坦因便在莫高窟支起帐篷，作长期停留的打算，并开始考察石窟，拍摄壁画和塑像的照片。
斯坦因对王道士正在整修的洞窟极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让王道士很感动，他带着斯坦因一个个参观莫高洞窟，还根据《西游记》一类的唐三藏取经故事，指着一幅壁画，给斯坦因讲上面画的就是玄奘站在一条激流的河岸旁，一匹满载着佛经的马站在一旁，一只巨龟向他们游来，想帮助他把从印度取来的经典运过河去。
这给深入钻研过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斯坦因带来了好运。
斯坦因在游记中写道：“蒋师爷是个肯钻研学问的人，当他看到那古色古香的佛经边页上还有玄奘的名字，令他惊叹不已。”在接下来斯坦因同王道士进行交涉的时候，“蒋师爷一反通常遇事迟疑不决的常态，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斯坦因——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斯坦因接着写道：“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这天夜里，王道士拿出了一卷写经，借给斯坦因看。斯坦因异常高兴的是，这卷汉文写经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译的一部佛教经典。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借着王道士烛火摇曳的亮光，斯坦因看到了一个堆满古老写本的洞窟——藏经洞。自此，藏经洞的世纪灾难也就开始了。
斯坦因在他的著述里这样写道：“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
最终，斯坦因用四十块马蹄银，相当于二百两白银的价钱，换取了满满十二箱敦煌写本和五箱绢画及刺绣等艺术品。
斯坦因后来写了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址记》和《西域考古记》，还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公布了七百多枚汉简释文和图版。
1913年8月到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重访尼雅、米兰和楼兰遗址。
斯坦因沿着楼兰古道，其间穿过了宽广的结着盐壳的海床，当看到坚硬、起皱的盐壳覆盖干涸的古罗布泊湖盆时，惊叹不已，在其著述里写道，中国通往楼兰的古道就从此干海床穿过或绕行。
斯坦因到达敦煌后，沿着汉代边塞烽燧遗址向东，穿过安西、酒泉至金塔，并在这一段汉代烽燧线的遗址中获得汉简一百多枚。并且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件敦煌写本。
这一次，除了在敦煌、酒泉一带汉塞烽隧再次挖掘之外，还在黑城地区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鹘文文书。
斯坦因写了旅行记《亚洲腹地考古记》和《在中亚的古道上》，还编著了《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
当首批七百八十九枚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很快将这批汉简编辑出版。
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罗振玉，知道了这批资料在沙畹博士手上，就写信给他，希望能把这些资料提供给自己做研究。
沙畹博士有一位后来在中国鼎鼎大名的门生：伯希和。
斯坦因之后，1908年2月伯希和到达敦煌，这位年轻的法国人精通十三种外语，凭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伯希和从莫高窟王道士手中弄到六千余种各类古代文献，此外还有两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一共装了满满十大箱的文物。和不懂中文的斯坦因相比，伯希和的收获全是他自己挑选出来的精品。
伯希和的助手曾回忆伯希和从洞窟出来的情景：“他的外套里塞满了他喜欢的手稿，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王道士换来的是五百两修缮洞窟的白银。
伯希和留下了一张在莫高窟藏经洞内高高堆起的文物中翻检古代文书的照片，这张照片在与敦煌有关的各种出版物中反复出现，我们知道，这张照片的背后，是藏经洞文物被劫后的空寂与凄凉。
关于王道士，他是不是怀着功德圆满的念头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呢？他绝对想不到，百年以来国人一直探讨的藏经洞文物流失与他的罪责的问题。王道士是一个文盲，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人，他所认定的就是对宗教的热情和献身。用一句老百姓的话来形容，好心办了坏事——这么说合适吗？我欣赏这句话：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那个时代中国的嘲讽。
如果按照道家戒律，道士死后是不应该建塔的，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阴差阳错的王道士却成了莫高窟某一阶段的守护人，信徒们为他修建了一座塔，王道士的墓志上写有这样的文字：“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道士躲在这座莫高窟最大的舍利塔里，任后世评说长短。据说，某一夜大风夹杂的诵经声中，有王道士湖北麻城口音。
得原谅处且原谅，阿弥陀佛。
敦煌起风了。风吹，是一种馈赠。
历经磨难而后生的敦煌，会不会有人想起了莫高窟壁画上那位女性吹螺者，正抱螺而吹，美妙的声音犹似发自她袒露的乳房。为了哺育，时间把沙吹得更细，仿佛母亲一粒一粒挑拣的一样。
罗振玉与国学大师王国维得到沙畹博士寄来的影印资料后，分头整理考释，1914年，两人合著的三卷本《流沙坠简》出版。
《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和残纸、帛书都做了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他们这本书也被视为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
鲁迅认为：“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敦煌汉简的出土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尤为强烈。斯坦因无意之中打开了一座汉代的书法宝库，那里面保存有中国人最早的书法墨迹。
在敦煌汉简出现之前，许多人都曾怀疑过王羲之的传世书法《兰亭序》的真假，因为汉魏六朝时期留下来的碑刻书法与王羲之的书风差距太大。而在敦煌汉简中，王羲之书风已初露端倪。
斯坦因之后，敦煌地区汉简的发现进入了高峰期，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数以万计的汉简大量出土。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曾经风起云涌的汉简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