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中出来，黄女士全然不顾马路上人来人往，就高声大嗓门地喊起来：“真没想到现在学校变得这么狠！你既然招来的是‘尖子生’，又是‘三好学生’，干吗还要人家拿出那么多钱？农村的孩子考上了也上不起呀！人家保了你的牌子，你竟然还狮子大开口，太恶劣，太不像话！这都成什么世道了？”
这时小弟说：“萍城实验学校也在提前招生了。他们肯定知道了九中招生的办法，出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新招：凡愿意报考他们学校的学生，考试成绩前五十名者，就可得到校方一万二千元的助学金。”
黄女士天天与钱打交道，马上就算出了一笔账。她感慨道：“奖励一万二，不少哇，这不正是三年的学费吗？一学期的学费是两千多，三年也就一万二左右，这不等于说，获得前五十名的考生他们就给你免了学费？这还真能挖走不少‘尖子生’！”
我知道，萍城实验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它在有些人的眼里是“后娘养的”。但是民办学校自有它的优势，它的机制较为灵活，没有公办学校那么多的束缚；教师是从全国招聘来的，教学质量其实是可以同九中打个平手的。当然，在招收生源上却无法同公办学校平起平坐，就只能忍痛撒票子，抢生源；抢到了“尖子生”，就可以在未来的中考中大大地露脸，知名度提高了，就不愁民办学校成不了“摇钱树”！
我说：“九年义务教育是中国目前的国策，按理说‘小升初’的这种考试都是不允许的，这其实是在把高考的压力前移。现在，一个‘小升初’尚且搞得狼烟四起，明争暗斗，如此激烈，到了中考，特别是高考，还不拼个你死我活！可就是这些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却每天都堂而皇之地在发生着！”
“陪读”的另一种诠释
郑老师听说我们很快要带小明去外地读书了，就约我们夫妻到左岸咖啡厅去坐坐。我去的时候，他早已到了，见只来了我一人，便问：“你先生呢？”我说，不凑巧，他去北京开会了。
包间在二楼，临窗，萍城引为骄傲的秋收起义广场近在咫尺，一览无余。那天，多雨的萍城又下起了小雨，高高耸立着的秋收起义纪念碑，在濛濛的细雨之中变得梦幻般的似有若无。郑老师开门见山地问我：“你们要带小明回合肥读初中？”我说：“不，去北京。”他显然没有想到，说：“那好啊！北京的教育环境肯定比任何地方都好。
北京又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小明去那样的地方读书，是太有福气啦！”不过，他沉吟了片刻，又说：“北京应该比较重视素质教育。但是我想，如果现在的这种高考制度不变，恐怕哪个地方的学校都离不开应试教育，最后还是要靠分数说话。”
我说：“我现在已经不去想那么多了。小明小的时候，是个病秧子，大病小病不断，我每天提心吊胆，生怕他会突然夭折，那时候，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活得健康快乐，我就知足了。后来他身体变好了，开始上学了，我也就身不由己地像所有的家长一样望子成龙，成天盯着他的学习，关心他的考试成绩。尽管对某些老师的一些做法非常反感，却还是主动积极地配合，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应试教育的‘帮凶’，结果既累了自己，也害了孩子！”
郑老师不无感慨道：“我们当老师的，不少人其实也是心里揣着明白，每天都在干着糊涂事。我们知道对一个学生来说重要的不是掌握知识的多少，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习的真正目的是完善自己的思维模式，而现有的教育显然是不利于创造精神培养的。转型期的中国教育理念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过去遵循苏联的那一套被抛弃了，西方开放式的教育又予以排斥，传统的‘忠孝仁义’也受到批判，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教育系统究竟改变了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够看到的就只有无处不在的应试教育，分数至上！”
我认同他的这种看法，于是说：“我和老公虽然为小明办理了天津的‘蓝印户口’，将来他可以去天津参加高考，但我们还是决定让他先去北京读两年书，看中的就是北京重视素质教育，想让他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健康地成长，把学习的兴趣重新找回来。我现在最关心的已不是他能否成‘才’，而是希望他首先成‘人’，将来做一个快乐、善良、正直而又能自食其力的人。”
这时，郑老师突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小明在南小的这几年，是在浪费时间吗？”
其实，这个问题我和老公已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想到这一点，就很痛苦，所以我肯定地说道：“问题恐怕比‘浪费时间’要严重得多。因为这几年正是小明人生中可塑性最强的一个时期，对他今后人格与性格乃至品格的影响，都太重要了，但他却在这段时间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我甚至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使他完全康复。我这样讲，并不是因为小明是我的儿子，我就把问题的严重性夸大了，不，不是。最近我看了一本有关陶行知的书，看完之后心情很沉重。陶行知特别强调一个人小学教育阶段的重要，在他看来，小学老师，小而言之，会影响一二十、一二百个孩子的成家立业或变成败家子；大而言之，‘全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小学老师手里，所以小学老师的好坏，简直可以影响到国家的存亡和世运治乱！’”
郑老师听了，望着窗外绵绵不断的细雨，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教育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陶行知先生也是我尊祟的一位大教育家。他认为教育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真教育是心心相映的活动，惟有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老师稍不检点，就会对学生产生意想不到的不良影响！”
我想到小明同学的所有家长，以及小弟和弟媳，这些日子都在为能够让孩子进入一所重点初中而奔波，我说：“现在真正需要拯救的，不是小明，而是这种摧残人性的反教育的教育体制！九中现在成了许多家长梦寐以求的重点初中，那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他连连摇头：“你想能怎样？惟一的区别，它是初中，我们是小学，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教育计划和教育方法基本上大同小异，学生都被培养成应对考试的机器。家长们都认为自己的孩子进了重点初中，将来的中考和高考就都有了希望，却不知道，进了重点初中，哪怕就是今后进了重点高中的孩子，其中的绝大多数也不过是在‘陪读’而已！”
“陪读？”我心里一动，不知郑老师为何突然说出了这样两个字。这两个字，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在古典文学和古代戏剧中，常常可以看到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读书的时候身边总陪伴有书童或是丫环；现在有钱或有权人家的孩子或是夫妻的一方出国留学，其父母或是爱人陪同前往，都被称作“陪读”。
我问郑老师他指的“陪读”是什么意思？郑老师说：“小学阶段不允许学校分‘快班’和‘慢班’，但老师都会去抓班上那些学习成绩突出的‘尖子生’。尖子生能有多少呢，一个班也就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这些孩子天生就爱读书，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同时，一个班也会有同样比例的学生，天生就不爱读书，或不会读书，被看作是‘差生’。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总是占了大多数，这大多数‘不好不坏’的学生，老师的责任心如果强一点，爱心多一点，肯主动拉扯一把，有些人可能就上去了，不拉也就下去了。问题是，今天又有多少老师能够像陶行知说的那样，‘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愿意付出心血伸手去拉扯这部分学生呢？所以我说，被老师看重的‘尖子生’总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的学生其实都是在为他们‘陪读’！”
我感到震惊。
但我又不得不承认，郑老师的这种分析很有道理，而且很深刻。郑老师接着说：“这种情况到了中学阶段就更为严重。为了抓出学习成绩，萍城几乎所有中学都分出重点班和普通班。学校也只会重视重点班，重视少量的‘尖子生’，为他们配备最好的老师，让他们享受最优惠的教育资源，而普通班的孩子就同样都沦为了陪读！”
我说：“真的没想到一个现在还是中小学生的孩子，就要面临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如此残酷的社会竞争，又是如此可怕的人为歧视！”
郑老师马上说：“真正触目惊心的还是中国应试教育的‘终端’--高考。比如数年来一直保持着优异高考成绩的河北省衡水中学，现在的应试教育已经被他们发挥到了极致。走在校园里，你随处可见‘为梦想浴血奋战’、‘血战精神与我同在’和‘今日疯狂，明日辉煌’的标语；网上晒出的高三学生所做的试卷竟高达两米的图片。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缺乏公平所致的极端案例。他们宣扬的是可怕的暴力，激发出的是孩子们非理性的疯狂。
我在想：这还是陶行知眼里的学校吗？它与陶行知倡导的”教育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理念，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在这个物性崛起、人性矮化、道德失序的时代，重温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会使人变得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