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棣
早就有人建议我们写一本《中国教育调查》，我们确实也为此动过心，因为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古人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也常听人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但是，今天中国的教育状况是令人有些失望的。
诗人蓝蓝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感到两个还在读初中的孩子课业压力太大，常常要忙到深更半夜才能休息，她就在网络上发起了一项社会调查，竟得到众多网友的支持，其中不乏一些领域的知名人士。她在发起社会调查时悲愤地说道：“只要你是中国人，只要你家中有学生或者教师，你每天所闻所见，或者打开报纸、网络，几乎隔天就会出现学生因不堪写作业的巨大压力而离家出走、跳楼自杀这样的新闻报道，这些事情叫人简直忍无可忍！”《人民日报》甚至也刊文《学生负担过重已成民族之痛》。
其实，以灌输为手段，以应试为中心，以扼杀青少年的思维和创造潜能为后果的这种教育体制，叫人忍无可忍的岂止是“作业的巨大压力”？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就说过：“我们迫切需要把教育从应试和高考的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解放学生、解放老师、解放学校。”中国确实需要大打一场教育领域的“解放战争”。遗憾的是，温家宝指出了当今中国教育问题的实质及其严重性，但他在十年的任期之内却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件事情，可见要策动这场教育领域的“解放战争”的困难之大，决心难下。这种以考分为核心指标、高度行政化了的教育体制显然已严重偏离了教育的本意。过去中国学生崇尚的是建功立业，渴望当工程师、科学家；而现在，却是千军万马挤进“国考”，争做“公务员”，去从政当官，做有权有钱的人。权力和金钱的魅力暗淡了人们的理想，在我们追寻大国、强国的今天，中国的教育首先就摧毁了大国公民应有的品格、气度和精神。
钱学森生前曾严肃地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直到前不久，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新科院士”的名单统计中，留学回国的仍占到九成。这不仅表明钱先生的盘问并非耸人听闻，也再次昭示中国教育的耻辱！
我们陆陆续续了解到的从中国幼儿园到大学校园发生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故事，是足以像过去搞农民调查一样来一个“宏大叙事”。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中国农民调查》那样的一种写法，这是因为我读到了春桃的日记。我知道春桃爱写日记，知道她爱把每天的所历所感所思记下来，却没想到作为一个母亲的春桃，有关我们儿子读书的事她就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那些饱含泪水的文字十分详实地记录了儿子小学六年之间的人生遭际。她记下了自己的困惑，记下了自己的愤怒，记下了自己的悔恨，也记下了自己的无奈；她记下了一棵小树六个春夏秋冬里留下的年轮，记下了一个纯洁聪慧的孩子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厌学学生的真实轨迹！
这本书就是依凭春桃的日记整理而成的。其实，真的用不上“宏大叙事”，春桃的日记使我确信：小到一个孩子的经历，大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它都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只要你深入到社会生活的经纬之中去，深入到鲜活而具体的人生轨迹中去，我们相信，读者是可以从这些看似“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中，破译出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一段“秘史”。所谓“秘史”，就是被史学家们忽视不计，却又是和正史息息相关的散落在民间的一个民族生存状况的密码。
这些年，我们曾应邀去过一些西方的国家，在那些国家我们除进行农村的考察，也曾深入到学校去做过调查，尽管那许多国家的教育各有特色，却绝对不可能会发生本书写到的这些故事。虽然我们讲述的只是一个孩子和他周围一群孩子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只是发生在一个城市的几所学校，但必须承认，它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有着鲜明的“中国学生”的“胎记”的。这些只有“中国学生”才会遭遇到的故事，看似很小，却正如刘安《淮南子·说山训》所言：“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当然，书中不光写到了我们的孩子和他周围的一群孩子；也不光只写到了校园，社会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无法回避也回避不了的。所以，春桃在执笔要写本书初稿时，书名曾定为《新孟母三迁》。昔日，伟大的孟母为了培养幼小的孟子而三易其居的故事代代相传，堪称精典。孟子的家原是在一片坟地的附近，孟子便经常在坟墓之间嬉游玩耍，孟母见此情景，就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于是就带着孟子搬到了市场的附近。谁知，孟子又热心于学起商人买卖的叫喊，孟母又觉得此处同样也不适合孟子居住，最后搬到书院旁边住了下来。住到书院附近的孟子，从此开始学作礼仪之事，并发愤读书，后来终成一代大儒。正是受到孟母三迁的影响，为了给儿子小明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们也曾三次搬家，三次为儿子转学，终于转到了全市公认的王牌学校。可是，我们却怎么也想不到，正是这所市级的重点学校，却让我们的儿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了厌学的孩子。令人痛心的是，眼睁睁看着儿子在渐渐滑落，我们竟然无能为力！在那些痛彻心扉的日子里，我们无数次地叩问苍天：假如孟母活在今天，当她发现出问题的正是被我们视为“圣地”的学校，是覆盖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时，她还能把家搬到哪儿去呢？孟子还会成为一代伟人吗？
本书付梓之际，时逢教育部拟定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个“减负令”当即引起强烈争议，许多家长乃至老师都怀疑它不过是一纸空文。其实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五十多年来，各地的“减负令”已多达上百项，可学生的负担却是越减越重。因为，它治标不治本，回避了问题背后的根源。在当今中国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中考，一考定走向；高考，二考定终身--就像网民说的那样--现在拿小学生减负说事儿，教育部门自己信吗？不改革中高考制度，不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不对症下药解决学校办学和学生求学的制度环境，我们在书中写到的这许许多多怪事，肯定还都会发生。
现在我们的孩子和他周围那群孩子都已经成为了初中生，又发生了许多我们料想不到的故事，可以说，我们的这本书显然也还是一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
2013年8月26日北京
第章引言 南下
在当今的教育模式下，校园也不可能是个好玩的地方，我们不远千里把儿子从一个省城送到这个还很偏僻的江南煤城来读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
雨从头天开始，已经下了一天一夜。雨点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地敲打着屋外的雨篷，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因为这场雨，合肥的天气陡然凉了下来。立秋已经过去半个月了，二〇〇五年的秋天来得有点迟。这是八月二十三日的上午，我将带儿子小明去赶十一点多开往南昌的火车。
小明才五岁半，昨天还在幼儿园里玩着橡皮泥呢，一听说要去南方的萍城上学了，可以见到舅舅家的哥哥、姐姐们，激动得又蹦又跳，早早就换上了新买来的草绿长筒雨鞋，背上他的那个天蓝色书包，一个劲地催着要出门。
对于我们的离开，老公很是闷闷不乐，送我们上车的时候，甚至因为一件小事，就和列车员起了争执。看着一个大男人与一个女人在公开场合这样争吵，实在有失体面，我便推着他下车。目送他孑然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这一切，皆因《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引起，那本书因为写到了本省一些官员对不起农民的故事，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朋友提醒我们，说我们犯了中国人的大忌：兔子不吃窝边草。对不起农民的官员多了去了，我们应该去写外省外市外县的故事，这样，大家都能相安无事。你们这么写，还想在此地混事吗？
但是，作家就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报告文学又有别于小说，小说可以虚构，让人无法对号入座，而我们的作品必须绝对真实，并且要真名真姓，实话实说，这就没有别的办法。结果，我们的住宅便遭到一个不明身份的黑衣男子的袭击，他一天数次地将整块的红砖和碗口大的石块砸到我们的院子里，砸得惊天动地，吓得小明浑身发抖，把头埋在我的怀里。
我们多次报警，却被告之，此人是精神病人，“精神病人就是杀了人，也不承担法律责任！”警察这样说，他们也无能为力。
别无选择，为了儿子的安全，我们虽然犹豫再三，也只有把小明送往南方的萍城，我的娘家。
我们乘坐的，是皖赣间的地方铁路，火车是那种老式的绿皮车，六百多公里的路程要跑上七个多小时，不但慢，而且还没有空调。但是这种最原始的客车却最适合我的小明。小明是个早产儿，体弱，好感冒，坐空调车反倒容易生病。
小明一路上很是兴奋。我买的是硬卧的下铺，对面床上正好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孩，两人很快玩到了一起，上铺下铺地爬个不停。后来小明也玩累了，睡了一觉，不知不觉就到了南昌。
南昌的雨下得更大。我双肩背着旅行包，又拎着两包衣服，还要打伞，只感觉手不够用。好在小明能帮点忙了，我在地下通道排队买中转萍城的车票时，他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看守行李；在去旅馆的路上，他也是肩背手提，还打着他的小红伞，亦步亦趋地跟着我，在大雨中走了二十多分钟。当我把书包从他背上取下来时，竟发现他里外两层衣服都汗透了。
我得承认，我被孩子深深地感动了。我怜爱地抚摸着小明通红的小脸蛋，没想到，离开家的儿子竟变得如此懂事。
小明那天确实是太累了，在旅社里，他连最爱看的动画片都没有看完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服务员来敲门。我轻声地唤了一声：“小明，要起床了，我们还要去赶火车呢！”平日习惯赖床的小明，居然一骨碌爬了起来。我高兴极了，夸道：“真乖！”
我们转乘去萍城的早班车，小明对有着上下两层的车厢很新奇，跑上跑下，高兴坏了，拍着小手，兴奋地说：“妈妈，旅行真好玩！”
四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萍城。
萍城没有下雨，天空却是灰蒙蒙的，太阳被遮进了厚厚的云层，城市也好像弥漫着一层朦朦胧胧的薄纱。
远处，绿荫广场上的钟声正在有节奏地敲打着，已经中午十二点了。二弟带着他的儿子小欣早早地在出站口迎接我们。小欣比小明大四岁，长得高高的，瘦瘦的，脸色有点苍白；他怯生生地站在二弟的身边，活像一株小小的白杨。见到小欣哥哥，小明把包往地上一扔，就跑过去不管不顾地牵起小欣的手。看着一脸纯真、小嘴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小明，即将走进我曾经生活和工作过多年的这座赣西煤城，心里面突然生发出隐隐的不安。因为，此行并非真是小明一次“好玩”的旅行，在当今的教育模式下，校园也不可能是个好玩的地方，我们不远千里把儿子从一个省城送到这个还很偏僻的江南煤城来读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
当时，我是心怀忐忑的。但是我们绝没有想到，由于我们的这个决定，让小明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可塑性最佳的年龄，变成了一个厌学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