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生
就一种艺术形式而言，它的“历史”往往便是其存活的理由与依据。于是哲学家才说，当迷失方向的时候，最好的寻找方式就是回过头去从起源开始。这些年我的曲艺批评大多限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没有多少指点迷津，让人豁然贯通的文字。这与我对曲艺史欠缺了解、欠缺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认识到了这些，床头便堆放着三四种与曲艺相关的史书。只是，两年多了没有完整地翻阅过一本，常常捧着它嘴里嘟囔着一些似乎与它无关的言语入睡：曲艺不是得益于“故事曲折，语言鲜活生动”吗？可曲艺家为啥把自己的历史说得这么直接与枯燥呢……我并不承认这完全是为自己的肤浅、平庸寻找借口与理由，当在《曲艺》读到由崔琦撰稿、徐德亮注解的《相声“三字经”》的时候，我的表现分明是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心底涌动的更是一种“终于等来了”的真诚与亲切。
这些年来，虽然办曲艺大学的呼声振聋发聩，其进程却并不尽如人意。面对界内人士对它的诸多剖析与探究，有一种观点我是认同的，即曲艺大学的师资力量有待继续储备，其教学尚未到达“水到渠成”。这包括，从事曲艺理论研究的学者，大多缺少曲艺舞台的实践及其阅历；而其实践与阅历丰富的，往往又不具备对艺术实践抽象、概括，使之上升至学术、理论层面的学识和能力。所以，一些理论与评论文字常被曲艺业内人士斥之为“不是这里面的事”。曾听一位从事曲艺教育多年的相声家说过他遭遇的尴尬：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编相声教材的大多不会使“包袱”；会使相声“包袱”的大多又说不出“所以然”。故而导致“语言艺术”一分为二或貌合神离。据我所知，历史上曲艺界的有识之士对“文化”一向是崇尚与敬畏的，他们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积极、主动地与文人合作，共同对祖先传下来的艺术特征、规律等进行梳理与总结，以寻求更有效，更科学的方式、方法传承与弘扬。然而这种合作有时更像“双刃剑”，即在传承曲艺艺术自身规律、传统的同时，亦难免“化我为他”，比如将自己鲜活的语言灵性变得呆板了等。此外，另一种现象令人匪夷所思，有些靠曲艺成长或由曲艺培养的学者，一旦有了“学问”，语言表情便变得高深莫测，一脸之乎者也，让人不知所云。俗话说“真佛只说家常话”。能够“深入浅出”地将道理说明白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正如诗中所云：“深入浅出是功夫，浅入深出是庸俗。深入浅出尤可为，浅入深出太可恶。”说到这些，我便愈发对既懂曲艺又有学问，有了学问且没忘根本，依然能够坚持用老百姓家常话说道理的崔琦、徐德亮，还有他们编纂、批注的《相声“三字经”》充满敬意。
曲艺是“付诸于观众听觉，辅助于其视觉”的艺术形式，故而观众即使亲临园子里观赏，但依然习惯称之为“听说书”、“听相声”、“听大鼓”。本来，我认为这些只是归属于曲艺艺术的个性，但最近我对它的认识有所丰富和提升。不久前，我被北京曲协邀请，聆听了一天的“小剧场发展论坛”。因为被其内容吸引而聚精会神，所以愉悦中不仅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且很多精彩观点被我牢记在心，久久难忘。这让我忽然感悟到，重视与强调“听觉美感”，不仅是曲艺的个性特征，更是其独特的智慧。曲艺发源、流传于中国民间，“三字经”是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载体。去年到农村采风，曾用手机在村头的墙上拍下过诸如“讲文明，倡新风；多学习，不放松；知法律，是非清；明事理，宽心胸；家庭和，万事兴”等内容的新农村“三字经”。
由此想到，崔琦先生撰写《相声“三字经”》的动力，既是源于中国大地与中国曲艺对他的滋养，同时也源自他对中国大地与中国曲艺滋养之“反哺”的热情与责任。因为只有具备对中国大地、对中国曲艺的真诚与热爱，才得以让他耐得住寂寞，不为“名利”、“浮躁”等纠缠和影响，与徐德亮先生携手，一起完成这部好听、好记、好传播的《相声“三字经”》。
开始读这本“三字经”的时候，我认为它属于通俗版的“相声史”。它用一种说唱文学的语言与形式去演绎另一种说唱文学的历史，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崔、徐二公非但要熟读相声史，还要本着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对其认真、细心，精益求精地筛选、甄别、剖析、论证，以使其与“三字经”的形式美成为有机的一体。但，当我深入其中后发现，它的承载量早已超出相声史书的领域，而成为一部实至名归的“相声小百科”。那一日，我“现买现卖”，有意给一位作家朋友“显摆”，当听我将“有搭桥，好过河。起承转，巧结合”的要领与由来说罢，他不仅冲我连说“言之有理”，且送给我一脸不多见的“肃然起敬”。于是想到，从崔琦与徐德亮这部《相声“三字经”》中获益的，远不止我一人，甚至远不止相声界、曲艺界与文艺界。不相信，可以让时间去证明。但要记住，这话是我第一个说的。
对相声艺术低迷的原因，大家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我的观点是从哲学家那里“偷”来的，要学会问相声是什么？它从哪儿来？它要到哪儿去？思考并学着回答这些问题，相声走出低迷便有希望。无疑，《相声“三字经”》是我们寻找这些答案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我不敢随意断言，崔琦与徐德亮先生是走出了“低迷”的相声家，但我却坚信他们“富有”和“奢侈”。这种判断也是“偷”别人的。听人讲过一个故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参观一所大学，他问一位大学生：你学什么？那学生回答：历史。铁娘子羡慕地说：真奢侈啊！读历史怎么成了奢侈的事儿？道理很简单，穷孩子走上社会，首先要谋生，为生存而读用得着的书，谁会去研修不实用的历史呢？！由此想到，当今相声界“穷孩子”还是占多数，他们太忙、太焦虑--为了演出，为了出名，为了段子，为了“包袱”什么的。
我有些纳闷儿：崔琦和徐德亮二位怎能过得如此“阔绰”呢？！如果再出一百个崔琦、徐德亮，编写、批注一百本类似评书“三字经”、快板“三字经”、京韵大鼓“三字经”什么的，中国曲艺就离“贵族”不远了吧？！
为了向“贵族”靠拢，我为自己写了一段“三字经”：
爱曲艺，敬前辈；尊师长，惜同类；
善当先，仁为贵；行端正，思换位；
崇美德，拒献媚；恶浮名，贪亦罪；
亲宁静，怯鼎沸；交诤友，读精粹；
博强专，恒去昧；顺自然，适己最；
健乃本，悟得慧；立则生，卧即睡……
敬请崔琦、徐德亮先生与诸位同仁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