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久久企盼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841年1月7日，他以多数票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这天，尤其使他感到荣幸的是，奥尔良公爵夫妇也光临了学士院。雨果神采奕奕、仪态威严地步入大厅，登台讲话。他既赞扬伟大的拿破仑及其建立的帝国，又赞扬君主制和国民议会；他既赞颂文学界的老前辈，又赞颂当今的执政者；最后，赞美了“精神权力的主要中心之一”的法兰西学士院。总之，雨果以折衷调和的姿态对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因为他心中有数，如发表激烈言辞，是进不了学士院的。对他的演说，舆论大哗，有的说他的发言是一篇施政纲领，“是通向议会讲坛的第一步”。不管怎么说，雨果应当成为法兰西的“不朽者”。雨果当选为院士的这一天，正是拿破仑的遗骨从圣赫勒拿岛运回巴黎的同一天，巴黎人民以空前的仪式来迎接这位作古了的英雄的归来。
雨果当了院士后，生活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和宴会，也常在家里举行招待宴会。他依然要求整个家庭勤俭持家，但自己却比以前讲究穿戴了。雨果还是很关心自己的家庭的，他让阿黛尔当沙龙女主人，两位千金、特别是长女是他的掌上明珠。两个儿子在寄宿学校读书，他时常过问他们的功课。当小维克多在通考比赛中得到翻译奖金时，他非常高兴，特意赶到家里设宴庆贺。
1842年，雨果的旅途随笔《莱茵河游记》问世了。雨果对莱茵河情有独钟，曾三度到此旅游（1838，1839和1840）。这是—部独特的游记，它把对民族问题的思考，融汇于对大自然诗情画意的描绘中，以及古老动人的历史传说的描述中。诗人看到法、德两国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便写道：“莱茵河应当是两国团结的河，而不应当把它变成一条使之分裂的河。”并且以开阔的历史视野提出了和平解决民族争端的方案：把两国的利益统一起来，重新划分莱茵河两岸的国土，甚至提出了把未来的欧洲统一起来的远景设想。当然，作品中这些天真的政治构想必然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口实，但作为一部散文作品，评论界不得不叹服，承认它是法国少有的一部散文杰作。
1844年，雨果已坐上了学士院主席的交椅。在遴选新院士方面，他非常豁达大度。尽管一些老朋友如巴尔扎克、维尼、大仲马等有段时间对他不甚友好，但他不计前怨，真诚希望他们入选，然而，雨果在同国王的关系上及私生活上也有着不少被人非议的口实。自奥尔良公爵因车祸遇难后，他失去了有力的靠山，于是转向国王献殷勤，而国王为了收服他当王室的御用文人，于1845年4月赐予雨果以法兰西贵族称号。雨果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贵族院议员。共和派的报纸对此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维克多·雨果已死，向雨果子爵、法兰西抒情诗的贵族致敬！”有的预言：“作家雨果马上就会销声匿迹，他的才华已经干涸。”与此同时，雨果的风流艳遇也影响了他的声誉。
当然，雨果并非真的江郎才尽了，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坛上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写作。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等长篇社会小说的影响下，他萌生了写一部关于穷人的长篇小说的念头。1840年他列出了这样的提纲：“一个圣徒的故事。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故事。”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几乎都有生活中的原型。圣徒的蓝本是狄尼城修道院以仁慈闻名的朱欧利斯主教。一个男人的故事来源于因偷窃面包而被判苦役的彼埃尔·莫连的案件。至于女人和小孩的不幸命运，在法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他在赴宴回家途中，见一处街角的路灯下站着一个冻得索索发抖的卖笑女郎。一个无赖汉恶作剧地把一个雪团塞进了她的领口，女郎同此人扭打了起来，结果她被警察逮住，要罚她蹲6个月牢房。雨果不怕累及自己的声誉，挺身而出替她作证，才解救了她。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雨果挤时间开始了这部巨著的创作。
1849年5月，立法议会举行了新的选举，雨果仍旧当选。在新产生的国民议会的大厅里，以梯也尔为首的王朝时期的当权派如今摇身一变又成了共和国国民议会的掌权者，而自称山岳派的共和派明显处于劣势。雨果自称无党派人士，成了“苦难的人们”的代言人。同年7月，他以充分的论据就国家的贫困问题发表了演说。8月，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他被当选为大会主席，在致开幕词中，为实现国际和平而大声疾呼。而此时法国正在向罗马共和国出兵。1850年5月，在议会里，雨果为坚决反对梯也尔等制订的关于取消普选法的法律草案而斗争。从1850年到1851年两年间，雨果在多次尝到痛苦的教训之后，对路易·波拿巴能改变法国的幻想终于破灭了。他在政治上经历了一次大转折——从赞同君主立宪的自由主义立场转向左派的共和主义立场上。《时事报》也改变了对执政者的支持态度。
1848年后，雨果由于忙于政治活动，几乎停止了写作，但他同几位共和派作家，如欧仁·苏和乔治·桑等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对自称保皇派的巴尔扎克也保持着友谊。巴尔扎克两次申请院士均被否决，但雨果一直投赞成票。1850年5月巴尔扎克去世后，他在公墓前致悼词，高度评价了这位伟大的作家。他认为“巴尔扎克是伟人中最杰出的一个，是优秀人物中最突出的一个……他所有的作品就是一本书，一本活生生的、辉煌而又深刻的书”。
路易·波拿巴上台后仍不称心，还想把共和国变成他的帝国。他决定先从修改宪法入手，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修改宪法并延长总统任期的草案。1851年7月17日，议会开会时雨果率先登上讲台反对修改宪法。他一矢中的地戳穿了国王的阴谋企图：延长任期就是终身执政，其结果便是建立帝制。由于梯也尔等实权派也反对这个草案，修改宪法的提案被否决了。雨果这回可是大大得罪了执政者，《时事报》被查封，他的两个儿子和朋友先后被司法部拘捕监禁。雨果天天到狱中去探望他们，同他们一起进餐。他心里很清楚，往前走，是“一条立着十字架的道路，有着殉难者的晕光圈”。每天夜里，他都在等候警察的到来。
12月1日，执政者见立法道路走不通，就急不可耐地发动了武装政变。头天晚上军队就占领了国民议会，抓走了一批议员、将军和部长。多数右派议员由于1852年大选在即，明哲保身。左派议员成立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抵抗委员会，雨果任主席。雨果等人一面四处张贴反对路易·波拿巴的传单，一面冒着政府军的枪林弹雨穿行在街道上，发动人民起义。4日清晨，大仲马给抵抗委员会发来了一封急信：“……当局对扣押或击毙雨果的人，奖以25000法郎。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千万不能让他外出。”但是，雨果不能躲起来，他要跟战斗的人们在一起。在这动乱的日日夜夜里，朱丽叶时时追随在雨果的左右，准备必要时挺身而出保护他，并为他精心安排了休息藏身之处。起义又被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军镇压了下去，几位左派议员也倒在了血泊之中，雨果的处境更加险恶了！
12月11日，朱丽叶通过朋友弄到了一张名叫雅克·菲尔曼的护照，还有一张去布鲁塞尔的火车票。这天夜间，北风呼啸，雪花飘舞，雨果头戴鸭舌帽、身穿黑色旅行服，化妆成工人模样，冒名顶替离开了巴黎。
流亡生活
1851年8月12日，雨果开始了长达19年的流亡生涯。
在整个流亡期间，雨果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破产者，并且劝告自己的家人和他一样省吃俭用。比利时总理看到这位天才诗人生活是那样艰苦，就给他送来一批衬衫，雨果欣然接受了。其实，他的财产，法国当局并未触动。阿黛尔不仅可以照常代他领取作家协会的薪金，还有法兰西学院给他的每年一千法郎的津贴。就在雨果来到布鲁塞尔不久，阿黛尔很快又把他的三十万法郎的法国公债转到他的手下，雨果马上将它们换成比利时王家银行的股票。
流亡中的雨果从未停止战斗。
到布鲁塞尔的第二天，雨果就开始动笔。一股神圣的怒火在胸膛燃烧，越烧越旺。他原来想把十二月的事变公诸于世，题目就叫《一桩罪行的始末》。后来他暂时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还缺少一些见证和资料，便决定先写一本抨击性的小册子《小拿破仑》，以泄心头之愤。
《小拿破仑》首先在伦敦出版。法国政府驻比利时代办忠于职守，设法弄到一本寄给外交部长，部长则及时将书转呈路易·波拿巴。法国官方舆论马上行动起来，对《小拿破仑》展开“批驳”，并立即宣布其为禁书。
真理是查禁不了的。人们将这本小册子印在薄型书写纸上，夹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里运进法国。有一次，为了逃避检查，人们特地做了一个路易·波拿巴的塑像，在塑像的空洞里，塞得满满地都是《小拿破仑》。这才是从里到外货真价实的小拿破仑的塑像。在都灵，大仲马手捧小册子，高声朗读，在场的个个欢欣鼓舞，就和当年《欧那尼》取得胜利一样。
短短几个月《小拿破仑》在世界各地陆续印了一百万份。正义向武力宣战，“墨水瓶”摧毁了“大炮”！
在写作《小拿破仑》时，雨果还写了一系列声讨这个伪君子的诗篇。从历史上来看，流亡往往使流亡者思想与行动脱节，但也可能由此造就伟大的诗人。佛罗伦萨的流放已经造就了但丁，如今，法国又在造就雨果。尽管离开了法国，雨果仍关注着法兰西的一举一动：“我觉得波拿巴已开始发出臭味来了。他逞狂的时间没多久了……我将加快写。”
1853年春，雨果将这些诗篇汇集一起，将一首《黑暗》置于卷首，一首《光明》放在卷末。路易·波拿巴的罪行令人发指，诗人却已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诗集中，诗人把英雄的叔叔与强盗的侄子进行对照，对血腥的镇压，美好誓言被践踏以及跪着接受当局恩典之徒的无耻宣布“惩罚”，把他们统统打入苦役犯的监牢。
《惩罚集》立刻在泽西岛上传播开来。岛上的报纸，不管是法文，还是英文的，满篇都是从《惩罚集》中引来的诗句。
和《小拿破仑》出版时的情况一样。法国政府又马上宣布《惩罚集》为“非法”印刷品，予以查禁。
但是，也和《小拿破仑》一样，入境的走私活动也大显神威。妇女们把书塞进胸衣里，男人们把书夹在雨伞里，甚至有人塞在裤裆里，到1854年1月，已有四万册《惩罚集》在法国明里暗里到处流传。
最得意的是雨果：“这坏蛋以前只是一面受到灼烧，现在我在炉箅上将他翻了个身。”是的，一部《小拿破仑》，一部《惩罚集》，两面烘烤，将路易·波拿巴烤了个体无完肤，焦头烂额。
《悲惨世界》获誉
1855年，雨果再迁英吉利海峡的英属盖纳西岛。他靠《默想集》预支的稿费，在这风光如画的小岛上买下了一所名叫奥特维尔府的古老别墅。在这里他一直住到1870年。雨果的新居面向波涛汹涌的大海，透过迷茫的海雾，可以看到法兰西的国土。身在异国，心向故土的雨果，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对人民的思念，奋笔疾书，创作获得了第二次大丰收。他先后出版了诗集《默想集》（1856）、《街头与森林之歌》（1865），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以及文艺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1864）等。这期间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获得了更高的成就，其中《悲惨世界》无论在法国和世界文学史中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杰作。
雨果创作《悲惨世界》是以一个真实的故事为蓝本的。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农民，迫于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因此被判处了五年徒刑。刑满出狱后，由于他身上戴着标志着“劣迹”的黄色身份证而到处找不到工作。这一真实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雨果，他决心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
雨果构思和写作《悲惨世界》前后几乎用去了二十年的时间。早在1845年他便开始构思，1847年便把作品中的某些情节读给朋友听过。按照原来的构思，小说以米里哀主教为中心展开情节，主题集中在对善良和仁慈的说教上。由于1848年革命的影响，雨果对现实严肃的观察和深邃的思考，使他不满意于原来的设想了，于是他深入开掘和进一步发展了小说的主题，把对人性的改造和人类进步的思考，同现行社会制度和法律结构联系起来，使《悲惨世界》成为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长篇巨著。
《悲惨世界》通过对苦役犯冉·阿让漂泊街头和弱女子芳汀以及她的不知双亲的女儿珂赛特悲惨遭遇的描述，在广阔的生活背景里展示了贫与富、善与恶。劳动与资本、专制与民主的尖锐矛盾，愤怒地控诉和谴责了造成这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的现存法律制度。在全部描绘和叙述中，作者始终把同情和赞美给予了广大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民，使作品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