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雄剧坛
1827年春，《旺多姆圆柱颂》的发表，标志着维克多·雨果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诗人听到法兰西帝国的元帅在奥地利使馆受辱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写下了这首诗。矗立在旺多姆广场上的这个圆柱本是为纪念拿破仑的成功而建造的，以往雨果对它不屑一顾。如今在诗中，他以歌颂的笔调，缅怀了拿破仑时代征讨欧洲封建君主国的丰功伟绩，并以自己出生于这个时代而感到骄傲。由此表明，诗人已开始同过去的信仰决裂。
雨果不满足于在诗坛上的地位，还想征服剧坛。他认为“剧院就是讲坛，戏剧就是演讲”，戏剧的社会效果要比诗歌快捷、明显。这年秋天他完成了剧作《克伦威尔》，自云这一悲剧系模仿莎士比亚，而非拉辛。剧本在沙龙朗读时完全征服了听众，可惜剧本太长，不宜搬上舞台。然而，稍晚为剧本写的序言却在文艺圈内引起了轰动效应。“序言”大力推崇莎士比亚，称其是“戏剧的顶峰”。它追述了浪漫主义的起源，提出了美丑对照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认为“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最丰富的源泉”。同时，它对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大举挞伐，认为粉碎这些艺术创作羁绊的时机已到，要“重新缔造艺术”。这篇“序言”成了声讨古典主义的檄文，倡导浪漫主义的宣言。戈蒂埃后来回忆道：“它引起了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
雨果把这个剧本献给他的父亲。仰仗儿子的威望和关系，莱奥波特的将军军阶和伯爵封号均已恢复。他把家也迁到了巴黎，同小儿子的关系更亲近了。1828年1月28日晚上，雨果夫妇同父亲在一起谈论《克伦威尔》及其序言所引起的反响，父亲为儿子的成就而骄傲，心情特别欢畅。就是这天夜间，雨果将军患脑溢血亡故，雨果十分悲伤。
1829年初，雨果的诗集《东方集》出版。诗集描写的重点是他童年时旅居过的西班牙以及拜伦为之献身的希腊。诗歌瑰丽的想象、奔放的热情，把他的朋友们完全征服了。当然诗人对希腊民族独立斗争的同情也惹恼了某些官方的批评家。
一个月后，雨果又匿名发表了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假托在监狱中找到一个死囚临刑前一刻写下的一本笔记，雨果早就对死刑的问题十分关注。童年时在西班牙看到过许多被处死者的尸体，给他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在巴黎街头他也亲眼目睹了死刑犯临刑前惊恐万状的神情。他决心用笔呼吁社会取消死刑。为了写这本书，他实地考察了死囚牢房，同死囚犯谈话，了解他们临刑前的心情。显然，作品的指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后来写的巨著《悲惨世界》的一块基石，从《东方集》和《死囚末日记》可以看出，雨果的政治态度已完全从君主主义转向自由主义了。
1829年夏，雨果的诗剧《玛丽蓉·德·洛尔姆》脱稿。朋友们对剧本赞不绝口，好几家剧院要求上演这个剧，但在政府部门审查时，由于剧中有嘲讽路易十三的话而被禁演。尽管作者亲自求见国王也无济于事，国王给了他4000法郎作为损失补偿，雨果当即拒收这笔赏赐，以示抗议。
雨果不愿善罢甘休，决定再写一个剧本。新剧本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取名《欧那尼》。作者把童年时途经西班牙的一个小城的地名用作了剧本中男主人公的名字，此剧以16世纪西班牙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贵族出身的绿林大盗为报父仇谋反国王的故事。剧本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古典主义相悖。在人物形象上，国王卡洛斯是个卑鄙的暴君，而强盗头子欧那尼却成了被歌颂的英雄。古典主义在悲、喜剧之间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此剧则悲、喜剧成分参合；在情节结构安排上，他完全摒弃了“三一律”，充分体现了对照原则。剧本提交法兰西剧院后，很顺利地通过了。
不过政府检查机关对此剧本有意刁难，长时间扣压不批。后经作者多次交涉，加上《玛》剧的禁演风波未平，检查机关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
《欧那尼》演出的成功，宣告了浪漫派在剧坛上的胜利。由此，雨果无可争议地成了法国浪漫派文学的领袖。连不可一世的桂冠诗人夏多布里昂也甘拜下风，他在写给雨果的信中说：“我已看过《欧那尼》的初演，我平日钦佩之忱，你所素悉。我的虚名，要附骥于你的诗才，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将去矣！而君方来，惟盼阁下诗神勿忘区区。虔敬的荣誉人当为已死者作祈祷。”
《欧那尼》之战结束后，雨果把家迁居到爱丽舍区的一座独家院，因为他的那些装束奇异的朋友把原房东太太吓坏了，同时《欧那尼》带来的可观收入也可使他的家住得更宽敞些。雨果是在贫困中度过自己青春岁月的，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尽管他现在财路广了，但他要求家里在开支上要节俭有余，因为他深深体会到，有了金钱才能保证作家创作的独立性。
《巴黎圣母院》
距《欧那尼》演出只有五个月，巴黎便暴发了“七月革命”。雨果对这次革命寄以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支持。这位曾经在戏剧界高举革新的旗帜进行了战斗的勇士，又用诗歌来赞美七月的日子，讴歌年轻的法兰西，为那些在斗争中身亡的革命者创作安魂曲。
但是，人民的欢乐并没有维持多久，革命的果实被一小撮大银行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所窃夺，路易·菲力浦建立了反动的七月王朝，这使追求人道主义的雨果深深地失望了。“七月革命”虽然流产了，但是雨果却孕育和创作了法国文坛上里程碑式的浪漫主义杰作——《巴黎圣母院》（1831）。
《巴黎圣母院》的背景是一四八二年的巴黎，这正是法国的封建王权和反动教会相勾结，残酷地统治人民群众的黑暗时期。小说通过艾斯梅拉达的悲剧故事，暴露和控诉了封建贵族和反动僧侣惨无人道、虚伪卑鄙的丑恶本质，描写和歌颂了平民百姓善良互助的可贵品格和反抗精神，宣扬了爱和善必将战胜丑和恶的人道主义思想。
小说女主人公艾斯梅拉达，是个热情善良、纯朴美丽的吉卜赛姑娘。她因失去亲人而流浪街头，尝尽了人间的艰辛困苦。她的性格善良而富有极大的同情心，为了救助误入“乞丐王国”的诗人甘果瓦，她甘愿同他结成名义夫妻；出于对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无助者的同情，她不计曾经抢劫过她的宿怨而给在烈日下口渴如焚的加西莫多送去一注清泉。她热情纯朴，用优美的舞姿和清脆的歌声给人民带来了欢乐，慰藉了下层人民被压抑的灵魂。在她饱含着爱的心灵里，也容纳着强烈的恨。她越是爱善良，便越是恨邪恶，她对无助者越是同情，对暴虐者越充满无比的愤懑。虚伪残忍的克罗德副主教，就是她所憎恨的最强烈的一个。在他面前，无论是引诱还是威逼她都无所动摇。正是这样一个天使般的少女，却为黑暗的旧势力所不容。反动的教会和专制政权的代表者——副主教、法院、以至路易十一，对她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终于，这微弱的、善良的、人性的火花，被伪善的、残酷的黑暗势力所扑灭了。在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而刚刚获得母爱的片刻间，她被送上了绞刑架。小说《巴黎圣母院》正是通过了艾斯梅拉达悲剧的一生完成了反王权、反宗教的人道主义的主题。
如果说艾斯梅拉达是人性的天使化身的话，那么加西莫多便是在人性的感召下由愚昧而向开化、由被动的残暴面向主动的良善转化的代表。加西莫多是一个丑陋的弃儿，在副主教克罗德的收养下长大成为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他遭受着人们的鄙弃和讥笑，他也仇视着周围的人们。他只能从洪亮而悠扬的钟声中领略瞬间的欢乐和满足。他因受克罗德指使去抢劫艾斯梅拉达而被逮捕并遭受了残酷的刑罚。当他被绑在头手枷上得到了艾斯梅拉达的救助时，他被人性和善行所感化。后来，当艾斯梅拉达因遭诬陷而即将被处死时，他又把她从刑场抢走并送到巴黎圣母院里避难。在这里，他对她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同时寄予着无私的爱，这爱使他忧郁的眼神变得欢跃温柔了。在爱的安抚下，加西莫多被扭曲了的人性又复归了。最后，当他认清了他所尊敬、信仰的副主教克罗德原来是谋杀艾斯梅拉达的元凶时，他疯狂地向克罗德扑去，用两支巨大的手把他从钟楼上推了下去。他，也陪伴着被绞死的艾斯梅拉达长眠在蒙特佛贡深邃的藏尸所里。小说通过加西莫多性格的变化，宣扬了作者以道德感化为救世处方的社会理想。他力图让人们相信，爱情、善良和仁慈等道德力量，能够战胜仇恨、邪恶和残暴的社会势力，社会的进步只有得力于人道主义的思想。
和艾斯梅拉达、加西莫多相对照，作者还着力刻画了副主教克罗德和侍卫长法比这两个反面角色。
克罗德是一个在宗教禁欲主义桎梏下培养出来的变态儿。他外表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极端贪欲残忍。为了占有艾斯梅拉达，满足他的兽欲，他明夺暗抢，软硬兼施，当这一切阴谋诡计都破产之后，又亲手把她交给了刽子手，置她于死地。他看着她被送上绞刑架时，脸上迸发出“一个魔鬼的笑，一个不复是人类所能有的笑”。克罗德的形象无疑是对伪善残暴的反动宗教的最深刻地揭露。
如果说克罗德对艾斯梅拉达的追逐是一种在宗教禁欲主义桎桔下变态的、狂热的兽欲的爆发的话，那么法比对艾斯梅拉达的倾心，则是贵族子弟玩弄女性的惯技的表演。法比身材伟岸，风度翩翩又执掌军权，这一切足以使一个幼稚无助的弱女子对之产生爱慕之情。艾斯梅拉达对法比的爱是真诚而炽热的，但是法比对她的占有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为满足一己的淫乐而已。因此，当艾斯梅拉达惨遭诬害、身陷囵圄时，他非旦坐视不救，而且又一头栽入了佛勒赫·得·李小姐的怀抱。如同克罗德的形象暴露了教会的丑恶和残暴一样，法比的所作所为完全揭示了贵族的丑恶灵魂和反动本质。这一形象的塑造深化了《巴黎圣母院》反封建、反宗教的主题。
《巴黎圣母院》出版后曾遭到出版商的夫人和保守派报纸的激烈反对。他们当众宣言，出版这本书是上了大当，得了教训，以后不读作品决不先买书的版权。有的还在报纸上发表攻击文章，认为这样的书只配淹没在塞纳河里，然而，这些无知的偏见和愚蠢的敌视，并不能抵消小说的巨大成就和异乎寻常的反响。小说一版又一版地重印，出版商一个接一个地前来约稿。雨果手里没有小说，他们就要求给一个书名，或者任何可以当作诺言的东西。《巴黎的秘密》的作者欧仁·苏在读了《巴黎圣母院》后曾写信给雨果，认为人们谴责这部小说，是因为它的内容太丰富了的缘故，是雨果卓越的才能引起了卑鄙的嫉妒所致。
《巴黎圣母院》的成功，是作家辛勤劳动的结果。雨果为了履行同出版人的合同按期完成作品，他把自己闭锁在房间里，除了吃饭和睡觉，决不离开书桌一步。创作的乐趣和在想象中形成的十五世纪的巴黎尘世风云，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忘却了身体的疲乏和冬寒的来临。雨果夫人在回忆他书稿完成后的情形时写道：“写完《巴黎圣母院》，雨果感到清闲无聊，怏怏不乐。他和书中人物厮混已熟，一旦扔下，像失去了老朋友一样的悲哀。”正因作家经历了这样身同亲受、潜心其中的创作过程，才为我们提供了这感人至深的艺术珍品。
向政坛进军
雨果虽然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但从少年时代起，他的创作就同政治密切相关。此时，他强烈地意识到文艺的社会作用是间接而缓慢的，如果文学家能直接参予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肯定要大得多。他觉得现在是实现少年时志向——成为夏多布里昂的时候了。此人不仅是诗人，还是法兰西贵族，当过大使和外交部长。当然，参政的最好办法是当议员，可是在七月王朝的时代，一个没有固定资产的文人，就失去了当众议员的“财产上的资格”。要当参议员又必须有贵族封号，而作家中的贵族封号只赐于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显而易见，雨果惟一的进身阶梯是当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
1836年，法兰西学士院出现了一个空缺名额，雨果乘机申请入院，但落选了。次年，二哥欧仁在疯人院去世了，其子爵封号由雨果继承，这有利于他踏进法兰西学士院。但1830年、1840年连续两次申请仍未成功。诗集《光与影》（1840年出版）中有一首叙事诗：《奥林匹斯山神的悲伤》，借喻了当时他不得志的心情。直到1841年第四次申请他才入选了。
雨果从敲响法兰西学士院的大门起，到踏进这扇具有无上权威的大门，奋斗了6个春秋。由此开始，雨果进入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新里程——向政坛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