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终落定
1762年卢梭逃出法国，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几无容身之处的晚年。巴黎和日内瓦的两个通缉令使欧洲舆论开始集中向他开火，没有几人去研究他的作品，正像以后他的信徒也不怎么读它们一样，但他们有足够的罪名控诉这位逃亡的哲学家，反教分子、无神论者、狂人、疯子、狼人病者，甚至干脆就是个豺狼。后人的评价或许能多一分公正：“他是一个无系统的思想家，没有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他是一个无所不读的读者，却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他是个容易动感情的热心人，说话却不考虑影响；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作家，天生具有出口警句的才华。”他主张师法自然，人应该顺从内心情感的召唤而不是理性的推敲，这触犯了启蒙运动的根本；他否认原罪说，主张人性本善，只是在社会发展中才丧失了淳朴，增添了恶德，他赞美自然宗教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虔诚，质疑教会在救赎灵魂方面的权威，认为只有保有内心的确信，不必有外在的仪式和行为；他主张按照人一生各个阶段不同的心理特质实施自然的、均衡的教育，应该及早培养儿童的独立自由观念和吃苦耐劳精神，并将他们与社会的罪恶隔绝开来，避免污染，从而触怒了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界。总之，他在教会眼中是个大逆不道的无神论者和不折不扣的斯多噶，在哲学阵营中是个不合时宜的、可恶的有神论者，在王室眼中是个否认君权神授的契约论者，在高等法院那里是鼓吹民主政治的危险分子。他在法国众叛亲离，自从1754年回日内瓦途中戴莱丝可疑地哭诉他的朋友对她不老实以后，他那颗心就被疑神疑鬼的猜想所困扰，勒瓦瑟尔母女俩把他看作摇钱树，尽力在他和他的朋友之间挑拨离间。要么就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要么就是横眉立目的敌人，卢梭一旦感觉到朋友的冷淡和友情的变质，就以更激烈的报复来回应。他与伏尔泰闹翻了，以更激烈的程度与格里姆、狄德罗反目，与霍尔巴赫为敌，与埃皮奈夫人结怨，甚至对他后来非常依恋的卢森堡元帅夫妇也有一种深厚又矛盾的情感。
心底的骄傲不容他有任何妥协，但日渐衰老的肉体和苦于妄想的精神已不堪忍受经年的折磨。可以依赖的都是些死人，现实生活中仿佛只有一些居心叵测的阴谋家，竭力要掩盖可疑事件背后那只神秘的手，它带来致命的打击，却无影无形，无人知晓它的存在。
从两个通缉令开始，卢梭在欧洲一再逃亡，伯尔尼也拒绝收容他，不得已，他在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恩准下暂时安顿在讷沙泰尔邦。他穿上亚美尼亚人的长袍和圆帽，与邻居和来自四面八方出于好奇或仰慕的人交往，编撰《音乐辞典》，可是却逃不掉地方教会的敌意和当地居民恶意的攻击。
来自“北方雅典”爱丁堡的休谟再次向他发出邀请，此时休谟是英国驻巴黎的使馆人员，与巴黎的哲学家们有愉快的交流。卢梭接受邀请时认为他是一个言行一致、把道德与天才结合在一起的人物，而他初到英国也颇得志，英王乔治三世还给了他一份年金。
英国阴阴郁郁的天气使英国人也显得那样暖昧不清，卢梭蜗居在厚厚的心茧之下，来自外界的任何一点刺激都被扩大为震荡。热度的离开与到来一样迅速无形，他开始讨厌英国的天气和人物，卢梭与英国社交界和思想界的蜜月被他的妄想狂症破坏殆尽。休谟与他的交情最长久，但是他始终怀疑休谟与他的法国仇敌结合在一起，努力要把他推向那个神秘的阴谋，头脑清醒的时候他也会给休谟最亲爱的拥抱，但最终妄想迫使他逃离了英国，自以为逃离了迫害。
路易十五平和无事的王朝已经快到尽头，黑暗时代即将降临，巴黎这座不眠的都市却在国泰民安的表象中继续着太平盛世的狂欢。卢梭在这个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醉心于友谊却留不住朋友，痛恨吸纳全法国精髓而独自光彩四射的巴黎，却又被宁静正统的小城居民中伤甚至迫害。1770年，他被允准回到巴黎，重操旧业，为人抄写乐谱，闲时进行植物学研究，并成为人数渐增的敬仰者和崇拜者朝圣的目标，日后曾让法国乃至全世界为之颤抖的罗伯斯庇尔曾描述过老年卢梭的“庄严的面容”和种种加诸其身的不公正的“深切忧伤”的痕迹。
他的声名与不幸都来自于手中的笔，他在最悲哀的时候把写作看成是不祥的职业，但胸中的不平促使他继续以笔的帮助完成对社会的控诉。在流亡过程中，他完成了《忏悔录》，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自己辩护。这部书从名字到内容都让人联想到圣奥古斯丁的同名作品，但多了几分渲染自夸，少了一些深刻内省，卢梭清新的文笔描绘了转瞬即逝的美景和一厢情愿的良辰。
不巧的开始
1776年10月24日，卢梭和往常一样到郊外散步，在漫步中遐想。大约晚上6点钟，他从山冈上走下来，看到走在前面的几个人突然闪开，只见一条高大的丹麦狗在一辆马车前飞奔，向他扑来。卢梭已来不及躲避，只得腾空一跳，想让飞奔的狗在他跳起的瞬间穿过去，但狗还是撞上了他的双腿，使他头朝下栽倒在地，顿时失去了知觉。幸亏马车夫及时煞住了车，不然还会有更大的灾难。直到天黑，卢梭才苏醒过来，发现身上流着血，但并不感到疼痛，心底里反而有一种奇妙的宁静的感觉。他谢绝了车夫的帮助，还坚持步行回家，不知怎么走完的两公里的路程，在黑暗中摸上楼梯，一进屋就摔在地上，又一次失去了知觉，戴莱丝见状发出了尖叫……第二天卢梭才知道他受的伤比他想象的重多了，上唇内侧撕裂；四颗牙齿嵌入上腭，整个上腭都肿了；右手大拇指扭伤，肿得厉害；左手大拇指也受了重伤；左胳臂和左膝盖也都肿了。卢梭疼痛难忍，饱尝皮肉之苦。
事故发生后不几天，消息便传遍了巴黎。有的报纸在报道这个消息时，加上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卢梭被狗践踏！”还有的对事实歪曲篡改，甚至从中演变出谣言，说卢梭已经摔死。所以当卢梭康复后出外散步时，有几个人看到他出现惊诧的神色。有人写信告诉卢梭，一家报纸公布这一“喜讯”时，还以向他致悼词的形式，预言人们在卢梭死后献给他的祭品是痛恨和辱骂。
这些半是谣传半是诅咒的消息，在卢梭的心中煽起了阵阵恐惧，已经麻木了的警觉又被惊醒了。他更加相信自己从前的结论——他个人的命运和名声，已经被这一代人盖棺论定，自己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想到这些，他感到自己的那些敌人都由于命好而步步高升，他们又因为和他结仇而异乎寻常的团结一致，只要有一个人拒绝当同谋，只要有一件加以阻挠的事发生，就可以使反对他的阴谋归于失败。但是这种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所以他深信这决非出于偶然，而是一种宿命，是早已写在神谕上的。
他这样想下去，不仅没有感到痛苦，反而得到了安慰，使他的心安静下来，去俯首听命于上帝的安排。他崇拜至善至美的上帝，他相信上帝是公正的，他要自己去受苦受难，然而他知道自己是清白的。
卢梭要用自己的信仰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任凭别人如何如何，自己则要学会无怨无艾地忍受，他相信世人公正看待他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
卢梭虽然对“充满了欺骗、诽谤与谎言”的这一代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他还希望他的作品能够“传到一个较好的下一代人手中”，也就是说，他对下一代人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他相信世人公正看待他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有了这个信念，他的心又平静下来了，他又恢复了每天散步、遐想、采集植物标本、写作、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
1777年底至1778年初那个冬天，卢梭很少外出，他的生活好像不那么有规律了。
1778年4月12日，是复活节前的又一个宗教节日——圣枝主日。这天清晨，卢梭听到了教堂的钟声，立刻想起50年前的这个节日，他初次见到华伦夫人，当时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使他先是一阵激动，接着便是怅然长叹。思索了片刻，他便拿起笔来，写下对她的追思：
今天是圣枝主日，同华伦夫人初次见面，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她当时只有28岁，而我还不到17岁……
我没有哪一天不在愉快地、怀着深情回忆起那段时期，这是我不受干扰、没有阻碍地充分体现我自己的时期，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真正生活的唯一而短暂的时期。
5月20日，应朋友吉拉丹侯爵的盛情邀请，卢梭离开巴黎，迁到了侯爵在埃尔姆农维尔的别墅去居住。他住在这里非常安闲，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也不再写作，每天散步、闲游和寻觅标本，在植物花草中寻求乐趣。
7月2日，卢梭还是按照老习惯一清早就外出采集植物标本，但这次因为脚痛很快就回家了。喝完咖啡，他对戴莱丝说要去吉拉丹侯爵家，给他小女儿讲音乐，并嘱咐她给锁匠付款。
戴莱丝找到锁匠付完款后回到家时，听见卢梭呻吟说：“我感到胸口一阵阵疼痛，大脑也像被敲打似的。”这时是7点钟，外面天气晴朗，卢梭说他想看看美丽的阳光，戴莱丝便扶他到窗前，只听他说道：“全能的主啊！天气如此晴朗，没有一片云，上帝在等着我了。”说完，他便失去了知觉。到充满阳光的地方去了。后经医生诊断，写下了“由于严重的尿毒症而引起的中风”的记录。
对卢梭来说，死亡不是结束，而是不朽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