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绿营，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
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二千一百万元赔款（不包括六百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它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十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2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定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干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做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传统的农本商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自汉朝以来，都有轻商的传统，以后各朝均奉行不变。传统的崇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导致了“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荡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
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对中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方面，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乐道、黜奢尚简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竞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因而导致了从商获利成为了一种趋向。
另一方面，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和自然科学，广泛传入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就是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商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仅有这一条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事大局，这一点是胡雪岩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驾驭时局，首先体现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
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驾驭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招，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工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持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有了依托。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太大和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
可以看出，胡雪岩对那个时代的时事时局有独到的把握和应对，这一直接决定着胡雪岩事业的巨大成功。
6
顾客是上帝
顾客乃养命之源。胡雪岩将其作为店规。
冷语伤客六月寒，微笑迎宾数九暖，如果对顾客不理不睬，甚至恶声恶气，商品再好，门面再漂亮，也会使人望而却步。
如今，我们似乎已经很难找到所谓“供不应求”的消费品了，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供求关系由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消费者起到了调节市场的作用。所以，时下的各大商场、厂商，都不时进行促销活动，力图挽住顾客，从顾客的兜里挑出钱来。“顾客至上”、“顾客第一”的口号也正是在这个转折中提出来的。
而早在一百多年前，胡雪岩也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他认为“顾客是养命之源”，认为商号的兴衰盈亏，全都要靠顾客，唯有得到顾客的信任与扶持，才有店铺的兴盛与发展。胡雪岩能在一百多年前就前瞻性地看到这一点，的确不简单。
在创办胡庆余堂时，胡雪岩把“顾客乃养命之源”作为店规立了下来。他要求店员把顾客当作活命源泉、衣食父母来尊敬。所以，为了获得顾客的信任，胡雪岩不仅要求店员严格控制药品的质量，还时刻向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顾客购买东西的时候，他们购买的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物品，还期望得到商家热情而周到的服务。因为服务是一种增值产品，而商家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则是顾客赖以衡量其信誉好坏的一个重要尺度。对顾客冷言冷语，或是缺乏诚意，顾客会因此对产品的质量产生质疑；而微笑服务则能使顾客从内心深处感到商家是在真正地为他们着想，其产品也自然能让他们满意、信服。如果商家对顾客不理不睬，甚至恶语相加，即便产品本身再好，商铺的门面再漂亮，顾客也会望而却步。要想招客生财，商家必须礼貌待客、周到服务，让顾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虽然胡雪岩有官场显要的支持，但胡庆余堂从不以势压人，也没有当时盛行的店大欺客的陋习。只要顾客走进了胡庆余堂，店员就会马上站起来招呼顾客，绝不以后背对着顾客；对顾客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不会轻易地回绝，而是费尽心机，一定要赢得顾客信任，使买卖顺利成交；给顾客配药的时候，一定要保质保量，绝不让顾客产生疑虑。
为了营造一个能让顾客满意的经营环境，胡雪岩还时常以身作则，亲自上阵为顾客服务。胡庆余堂刚开张的时候，胡雪岩就头戴花翎、胸挂朝珠、身着官服，郑重其事地接待顾客。一次，一个湖州香客在胡庆余堂买了一盒胡氏辟瘟丸，打开一看，立即面有愠色。
胡雪岩觉察到了此人的脸色，还没等他开口，就马上走上前去察看，表示药品的确有欠缺之处，一再道歉之后，让店员更换新药。不巧的是这种药品刚刚卖完，胡雪岩考虑到客人远道而来，就留他住了下来，并向他保证在三天之内一定会把新药赶制出来。
三天后，胡雪岩果然赶制出了药品，恭敬地交到了客人手里。这个人被胡雪岩的认真态度感动了，从此之后，他逢人便说胡庆余堂的服务态度乃天下一流，无人可比，胡雪岩待人更是仁义为本，不欺不瞒，成了胡庆余堂的活广告。
产品可能是已经定型的，而服务却是直接由人来完成的，它不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市场规则也在不断变化，优质的服务也要为适应这个市场的变化而作出适当的调整。
在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是如此，在现今社会还是如此。优质的服务，是争取到顾客的要诀，而顾客，则是企业兴盛、发展的泉源，冷落了顾客就是冷落自己的事业。“顾客乃养命之源”是一种卓越的商业远见，是经营成功的珍贵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