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长
马世长，男，1939年3月生于河北承德。1958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考古学。1963－1978年任职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石窟考古研究。1978年复返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佛教考古硕士课程。1982年毕业留校，先后任职于北大历史系和考古系。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学术论著有《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敦煌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合著）、《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合著）、《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合著）、《中国美术全集·新疆石窟壁画卷》（合著）等。
一、引言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敦煌学，已经历了百年沧桑的发展历程。在敦煌学研究中，藏经洞出土物的研究和敦煌石窟的研究，是最为重要的两大领域。两者既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藏经洞的出土物，在考古学上，属于遗物类。其特点是：可以移动。进入藏经洞时就改变了存在的处所；出土后又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博物馆或图书馆，再次改变与其他出土物的关系。而敦煌石窟则不然，在考古学上属于遗迹。其特点是：不可移动。无论人为或自然原因的毁损，都无法改变它们在崖壁上的位置（除了彻底消失）。藏经洞的出土物，由于改变了原来的位置，以及与其他遗物的关系，因此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由于以上的情况和原因，藏经洞的出土物与敦煌石窟的研究，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研究对象提供的客观条件诸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完全可以在室内进行，后者则大部分工作是在室外（考古通常称之为野外工作）；前者的数量与内涵不会改变，后者则由于清理发掘工作，能获取许多全新的历史资料；前者更多的是在单体物件研究的基础上，再作综合研究，适于个人研究，容易单体作战。而对敦煌石窟的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必须综合、系统地调查遗迹的相关资料。这就要求业务研究团队，既要分工又要合作。研究者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调查研究的专业技能，还必须具有敬业和团队精神。
如果说，藏经洞出土物除部分绘画作品、雕塑作品与艺术史、考古学研究关系较为密切外，其余的佛教典籍和历史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则更多属于文献学的研究范畴。而敦煌石窟群，则汇集了建筑、雕塑、绘画多种艺术形式，是多种艺术的集合体。因而，敦煌石窟的研究必然涉及考古学、建筑史、雕塑史、绘画史等诸多学科。因而敦煌石窟的基础研究，要求多学科通力合作。正是上述的客观状况与原因，影响和制约了敦煌石窟研究工作的进展。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及敦煌学兴起、发展的一百多年中，前半个世纪是初创、成长阶段，后半个世纪则是发展、成熟时期。敦煌学在藏经洞出土物的研究和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果。藏经洞出土物的研究状况，将有诸多贤达作细致的评述。笔者对敦煌石窟的研究，特别是石窟考古的研究状况，作概要的回顾与展望，以作续貂，敬请批评教正。
二、敦煌石窟的考古发掘与清理
敦煌石窟盖指敦煌及周边地区的诸佛教石窟群。其中以莫高窟规模最大，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此外还包括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峡口和安西东千佛洞以及肃北五个庙石窟。敦煌石窟的重要考古研究工作大多集中于莫高窟。
五十年前，在莫高窟从未进行过正规的科学考古发掘。
莫高窟的考古发掘工作，重要的有两项。
1.洞窟窟前建筑遗址的清理与发掘
1962年莫高窟将要进行大规模的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加固工程，就需要将施工范围内洞窟窟前地面下的情况摸清楚。因此，莫高窟窟前考古发掘工作势在必行。
莫高窟窟前有无建筑遗址？遗址形制怎样？当时都一无所知。为此敦煌文物研究所特地约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得志先生，指导进行试掘工作。
从1963年7月开始，先在第61窟前进行试掘，发现了地面的铺砖，以及元代的灶坑等遗迹。由此可以确认，莫高窟窟前存在窟前建筑遗址。此后窟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全面展开。此项发掘工作，不避寒暑地连续进行，一直到1966年上半年结束。这是莫高窟配合加固工程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清理工作。13年后，又在130窟（南大像）前，进行了第二次窟前考古发掘。从1979年10月开始，至1980年6月结束。清理出规模最大的西夏窟前建筑遗址，并将遗址加固保存下来，供人们参观考察。参加第一阶段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有潘玉闪先生、孙国璋先生和笔者三人，三年中始终工作在洞窟前。此外还有甘肃省考古工作队的韩集寿先生、郭德勇先生等，也参加了部分发掘工作。潘玉闪先生和蔡伟堂先生承担第二次发掘工作。
两次发掘涉及的洞窟范围，南自130窟开始，向北延伸约400米，至20窟附近止。发掘范围，一般是从崖壁开始，向东扩展5－15米。掘深度，通常为4—5米，个别部位深达7—12米。由于施工时间紧迫，发掘工作又必须赶在施工之前完成。因此清理工作不得不先选择靠近洞窟的部分进行，清理出的建筑遗址无法保存，必须继续下挖至原生岩石为止。然后向东扩方，补作其他的遗迹。完整的遗址被人为地分解，有其不得已的客观原因。我们在完成测绘记录的同时，做了二十分之一的模型，以便保存遗址完整的形象记录。后来发表的遗址照片多不完整，其原因在此。这是我们从事发掘的同仁，引以为憾的事。
莫高窟窟前的考古发掘，是中国石窟寺考古规模最大的一次，其收获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发现了窟前建筑遗址22个，他们的时代分属于五代、宋、西夏和元代。据此可以了解当时的窟前殿堂建筑台基的建筑结构、平面布局、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等情况。由此可以判知，莫高窟五代以后，底层洞窟前多有殿堂建筑；洞窟的形制应是前殿后窟的前后两室的布局形态；木构的殿堂建筑栉比林立，洞窟外观十分宏伟。
新发现了3个洞窟和4个小龛，时代分别属于北魏、唐、五代和西夏。现地面以下487窟建于北魏，488窟和489窟与之南北毗邻。487窟唐代仍有人继续使用，说明历史上原有地面，较现在地面最少要低4米以上。唐代以后地面逐渐升高，使得位置较低的洞窟与地面接近，为兴建窟前建筑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
遗址发掘中发现一批不同时代的文物，其中的刺绣、丝织品、文书、残碑等重要文物已陆续发表介绍，尚有若干文物有待继续整理研究。
莫高窟窟前建筑遗址的发现，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启示，即在许多石窟的窟前，大多存有窟前建筑，我们在进行保护与研究时，应予以特别重视。
在遗址下的堆积层中，发现上层洞窟的崩塌物，表明莫高窟曾有多次崩毁，其原因可能是地震的影响；若干遗址发现烧土和灰烬，说明窟前建筑大多毁于火；新发现的洞窟中，存有大量洪水的冲积物，表明洪水的冲击，也是洞窟毁损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提示我们，古代莫高窟前的宕泉，和洞窟的距离远比现在要小。上述不同历史时期洞窟毁损的情况，对于今后考虑洞窟的保护，应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有关莫高窟窟前建筑遗址的资料，已刊于《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一书。
2.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与发掘
莫高窟北区洞窟，是指莫高窟1窟以北的诸多残损洞窟。其中仅有5个洞窟保存有壁画，在上个世纪敦煌艺术研究所建立后，被纳入洞窟编号系统，序列位于南区洞窟窟号之后，即第461、462、463、464、465窟。其余洞窟的形制、性质和保存状况等，均不十分清楚。多年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意见，因无实据难以定论。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对北区洞窟进行了全面清理，彻底揭示出北区洞窟的历史面貌。此项工作是由彭金章先生主持的。
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结果，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洞窟的形制、性质、组合关系、洞窟改建等问题，提供了可信的科学资料。收获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理清北区洞窟的数量和现存状况。已清理的洞窟243个，严重残毁的洞窟56个，大体完好的洞窟187个，残毁洞窟约占五分之一。而这种毁损的发生，多数是在元代以后。北区洞窟毁损的速度和数量令人惊讶。
（2）基本廓清了洞窟的形制和使用功能，这是最重要的收获。以往人们笼统地称北区洞窟是画工居住的洞窟。经过清理，从洞窟的具体形制、窟内附属设施、内部改建情况和出土的相关遗物等迹象，多数洞窟的性质可以判定。其中被确认为僧房窟的65个，附有禅室的僧房窟9个（僧房窟总计74个）；禅窟78个（其中单室的68个，多室的10个）；瘗窟23个；礼佛窟2个；仓储窟2个。此外性质未确定洞窟5个，未完工洞窟3个。当然上述的判断，有的尚可进一步斟酌。
从初步整理的结果大致可以看出，僧房窟和禅窟数量最多，各占北区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僧房窟和禅窟，可以初步确认是僧人坐禅和生活起居用洞窟。但是有些所谓僧房，很可能是工匠的居所。后者可以从洞窟出土物和洞窟的附属设施中，作进一步区分。其中也可能存在一部分僧房窟废弃不用后，工匠继续沿用的情况。僧房窟与工匠用窟，宗教性质和使用功能截然不同，决不能混同。
僧房窟的存在，是僧人宗教生活形态的具体反映。在龟兹石窟中多建有僧房窟，其中克孜尔石窟遗存的僧房窟数量最多，约占全部洞窟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见僧房窟在龟兹僧人的宗教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可能与他们严格遵从宗教戒律的生活方式有某种内在联系。但是龟兹石窟僧房窟的作用后来削弱了，最直接的证据是若干僧房窟被改造成礼拜窟。这一现象表明僧房窟的功能已经丧失或被放弃，同时意味着龟兹僧人的宗教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而龟兹僧房窟多与礼拜窟毗邻存在，有明显的组合关系。反观莫高窟北区的僧房窟，绝大多数与礼拜窟分离，两者的关系就很难确认了。因此敦煌石窟与龟兹石窟的僧房窟和礼拜窟之间的组合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的宗教内涵，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禅窟是僧人专门用于坐禅的洞窟，有单室和多室的不同。虽然在形制上有繁简之异，但其宗教功能应是一致的。大量禅窟的存在，表明某一时期僧人极为重视禅修活动。那么这一情况发生在何时？就成为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因而禅窟年代的正确判定，也就不能回避和忽略了。僧人的禅修与观像有密切关系，而北区禅窟又远离礼拜窟，两者如何关联？如果判断有北朝时期禅窟存在，南区洞窟当时并不密集，何以又要到北区开窟？等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思考和解决。
瘗窟的发现，填补了莫高窟以往瘗窟的空白。石窟中有瘗窟，较早的实例是麦积山石窟西魏时期的乙弗氏陵墓，龙门石窟唐代僧人的瘗窟。后来在其他石窟又陆续发现一些瘗窟实例。莫高窟北区的瘗窟，性质明确的有23座。除僧人的瘗窟外，还有世俗信徒的瘗窟。这表明佛教丧葬观念和形式，对世俗信徒的影响日益增强。
北区洞窟数量多，窟内的堆积物近百年来经过多次盗扰和破坏，地层堆积物已非历史原貌；被盗文物流失境外，收藏地点分散，相关资料难于集中进行复原；洞窟延续使用时间长，改造、扩建情况复杂；出土物类别繁杂，残损程度不一，给整理工作增加了难度；洞窟没有壁画和塑像，可供分期排年的参照文物很少。这些情况为洞窟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增加了诸多困难与障碍。现在北区洞窟发掘报告三册已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学术界可以利用这批资料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可喜可贺。我们阅读了莫高窟北区洞窟考古发掘报告后，感觉资料翔实，叙事清晰，提供了完整的文字和测绘图。是我们了解或研究北区洞窟必须参考的第一手资料，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在报告的体例和内容安排上，仍有美中不足之憾。
目前报告的叙述顺序，是根据发掘时的洞窟分区的编号体系为序，依次叙述的。发掘时的洞窟编号，是在对洞窟内涵不明的情况下编制的。全部发掘工作完成之后，经过整理研究，分析北区洞窟的开凿次第，应对编号体系作适当调整。目前报告内容的顺序，时代早晚混杂。一些时代明显较早的洞窟，在第一册内没有说明和交代。因此在说明、论证洞窟年代时，无法利用已知证据来说明未知的洞窟年代。另外北区洞窟未作分期研究，所以许多洞窟的时代，目前无法判定。读者会发现在许多洞窟的时代栏中注明不详。时代不明洞窟的资料，它的使用价值大打折扣。严谨的学者恐怕就不敢利用这种资料了。我们希望在报告刊布全部发掘资料后，应对全部北区洞窟的年代作进一步的分期研究，提供给读者一个相对可信的洞窟年代结论。既可弥补考古报告的缺失，又能为读者提供利用资料的方便。
